【书刊博览】1968年的第一周,暴风雨前夕

2016-05-02信息快讯网

 

《1968:撞击世界之年》[美]马克·科兰斯基著洪兵译浦睿文化公司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格瓦拉的海报红遍古巴

美国:越战泥沼和黑人维权

任何秩序井然的年份似乎都应如此———1968年从一个周一的早晨开始。这是一个闰年,2月份有二十九天。《纽约时报》当天的头版头条标题是:“世界辞别动荡一年,纽约城普降瑞雪”。

在越南,1968年平静地开启。教皇保罗六世已宣布1月1日为“和平日”,为此教皇说服南越和美国盟军将其二十四小时的休战再延长十二小时。在南越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一支被称为“越共”的亲北越的游击队武装,则宣布将停火七十二小时。在西贡,南越政府强迫店主们悬挂预言“1968年盟军必胜”的横幅。

在南越湄公河三角洲的午夜,美寿镇上教堂的钟声鸣响,宣告新年的到来。十分钟后,当钟声仍在回荡,越共的一个小分队出现在稻田边,他们出其不意地伏击了南越海军陆战队第二营,杀死十九名并杀伤十七名南越士兵。

《纽约时报》 的一篇社论认为,虽然再次交火撕碎了和平的希望,但在越南2月份的新年中还有另一次停火的机会。

1968年是“黑鬼”(negroes)这个词变成“黑人”(blacks)的一年。在1965年,作为极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组织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创造了“黑豹”这个名称,继而又出现了“黑人权力”这个词语。那时,在这个意义上,“黑人”这个词是很少使用的诗意表达。这个词在1968年开始成为对黑人激进武装分子的称谓,而到了年底则演变成对黑人民众的首选称谓。“黑鬼”一词则成为对那些不愿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的黑人的蔑称。

在1968年的第二天,在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三十七岁的教师罗伯特·克拉克在密西西比州众议院履职,也就此成为了1894年以来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的第一个黑人众议员。但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行动重心逐渐从话语温和的南部乡村向更真实的北部城市转移。北方的黑人和南方黑人是不同的。尽管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大多数南方追随者学习莫罕达斯·甘地及其非暴力的反英运动,在纽约长大成人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却对像茂茂———在肯尼亚奋起反抗英国人———那样的暴力反叛者更感兴趣。卡迈克尔性情和善、机智,且有一种从特立尼达同胞那儿继承来的戏剧表演感,他和所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一样,在南方屡屡入狱,频遭威胁和虐待。在那些年里,“非暴力”这个概念总会有受到质疑的时候。在面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侵扰时,卡迈克尔开始在语言上,有时是在行动中愤怒地回击那些辱骂和虐待。金博士的追随者们高唱着“现在就要自由!”而卡迈克尔的支持者则喊着“黑人权力!”

金博士曾试图说服卡迈克尔使用“黑人平等”而非“黑人权力”,但是卡迈克尔坚持使用他自己的口号。

许多人认定非暴力的宗旨已经过时无用,由此产生的分裂使金博士丧失了对民权运动的控制力。1968年看起来注定是属于“黑人权力”的一年,而警察也开始未雨绸缪。

欧洲:法国的太平和西班牙的动荡

“L’annee1968,jelasalueavecserenite.”在新年的除夕,魁伟而俨有帝王之威仪的夏尔·戴高乐总统在他华丽的宫殿宣布:“我祝愿1968年成为祥和的一年。”他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从1958年起就领导法国。他修改了宪法,使得法国总统成为西方民主政体中最为强势的国家元首,这时正值他第二个七年任期的第三年,政局稳定无虞。戴高乐总统在镀金的宫室通过法国电视台———它仅有的两个频道完全由政府控制———发表讲话,他声称其他国家很快将会向他求助,而他不仅将为越南而且将为中东地区调停和平。“因此,所有迹象表明,我们将处于一个对解决国际争端贡献最大的位置。”近年来,他已经习惯以“我们”指称他自己。

归功于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发起的清洁建筑物运动,巴黎看起来从未如此熠熠生辉。玛德莲教堂、凯旋门、先贤祠,还有其他的标志性建筑不再灰黑一片,而是呈米色和浅黄色,而1月份的冷水喷洗将除去巴黎圣母院七百年来的尘垢。这是巴黎目前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喷洗会损坏建筑吗? 清洗后的石料颜色将斑驳不一,会不会使它看起来像一件奇怪的百衲衣?

1968年新年前夕的午夜,坐在宫殿中的戴高乐安详而乐观。“当如此众多的国家处于政局动荡之中,”他承诺说,“法国将继续成为良好秩序的典范。”法国在国际上的“根本目标”是“和平”,戴高乐将军表示:“我们没有任何敌人。”

在西班牙,从内战时期开始执政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迎来了他的第二十九个“和平之年”。近年来,对佛朗哥政权的反抗被血腥整肃和镇压,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被枪杀或监禁。在反抗被摧毁后,压制也有所缓解,一些内战时期的难民甚至返回了西班牙。但是到了1967年,新的一代人———年轻的学生们———开始向这个政权抗议示威。他们投掷石块,大声呐喊“自由!”和“佛朗哥去死!”12月4日,在佛朗哥七十五岁生日那天,学生们张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凶手佛朗哥,生日快乐。”

中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对峙

新年前夕,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催促中东阿拉伯国家“确认他们的意愿”,并要求其领导人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1967年6月,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再次交战。作为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和武器供应方,戴高乐大发雷霆,因为他要求以色列除非首先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战。但是一旦埃及封锁了亚喀巴湾,以色列就确信阿拉伯人即将发动又一场协同进攻,所以以色列决定先发制人。戴高乐就此将法国的政策从亲以色列转为亲阿拉伯。在1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这个新政策时,戴高乐称犹太人为“一个精英民族,充满自信并有控制欲”。到了1968年,戴高乐仍试图解释上述声明,并向许多犹太领导人保证那不是反犹性质的言论。他坚持说那其实是恭维,也许他真觉得是恭维,因为那些形容词都能确切地形容他本人。苏联直到1956年前都是以色列的盟友,此刻却为阿拉伯国家的战败心烦意乱。它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武器装备和战斗计划,因此当以色列仅用六天就击溃了苏联支持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时,苏联尴尬无比。

以色列采用了新的策略,在这次中东战争中他们占领了叙利亚的绿色戈兰高地,埃及的岩石密布的西奈,约旦河的西岸,包括约旦曾由阿拉伯人控制的耶路撒冷区域。然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协商,表示愿意归还这些土地以换取和平。但是令以色列极度沮丧的是,阿拉伯国家对此毫无兴趣。于是在新年前夕,阿巴·埃班用阿拉伯语向他们发了一条无线电电报:“你们的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中采用的政策已经破产,它给本地区的所有人民带来了持续的浩劫。”阿巴·埃班坚称,1968年应该是阿拉伯政策进行革新的一年。

与“黑人”和“异皮士”这样的单词类似,“巴勒斯坦人”这个单词也是在1968年才进入大众语汇的。此前这些人并未被视为一个不同的民族,也没有独立的文化认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称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由于约旦河西岸曾被视为约旦的地区,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的身份更模糊,但因为他们与东岸的居住者在文化上是一致的,因此被认为是约旦人。当美国报纸从约旦河西岸进行报道时,其电头是“以色列占领的约旦”。

在1968年之初,“巴勒斯坦人”这个单词通常指的是阿拉伯游击队组织的成员,西方媒体频繁地将它们称为“恐怖组织”。这些组织都使用“巴勒斯坦人”这个标签,如“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巴勒斯坦革命”“巴勒斯坦革命阵线”等,至少有二十六个这类组织在1967年中东战争前就开始运作。

女权运动

1968年对于女性是重要的一年,不仅是因为裙子的长度,还因为发生了一些事件,例如缪丽尔·西伯特在1月1日宣布,她成为了纽约证交所一百七十五年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席位的女性。来自克利夫兰的西伯特是一位三十八岁的金发女士,金融行业无数男性建议她还是由一个男性购买席位更为明智,但她置之不理。“那是上周四,”她回忆道,“董事会同意了我的会员资格。我去了交易所,递给他们一张支票,支付了四十四万五千美元的席位购买费,外加七千五百十五美元入会费。然后我走出交易所,为办公室的同事买了三瓶法国香槟,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做到了。我实在是高兴得飘飘欲仙。”

古巴:格瓦拉成为偶像

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的新年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每年的1月2日就成为了古巴的新年开启标志———当天要在哈瓦那开阔的革命广场举行周年庆典。1968年的九周年革命庆典增加了新元素———一幅六十英尺高的壁画绘有一个头戴贝雷帽的英俊小伙子。小伙子是三十八岁的阿根廷人欧内斯托·切·格瓦拉,他试图在玻利维亚输出古巴革命,在两个月前遇难。

对古巴革命着迷的法国人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中的革命》里描述了格瓦拉试图输出古巴革命的策略。这本书在1967年有了英译本,书中的假设无疑投合了年轻人的急迫情绪,于是成为了全世界学生们的大爱。德布雷在书中写道,“应该抛弃老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循序渐进革命的理论”,相反,按照他的观点,“革命应该通过农民军首先采取行动掌握先机”。卡斯特罗在他的家乡奥连特省的群山中就是以这种策略开展革命的。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也是采取同样的路径,只是并不很奏效。11月,一张玻利维亚空军上校展示格瓦拉半裸尸体的照片开始流传。

1968年,卡斯特罗的亲密朋友与革命战友成了烈士,成了革命中封圣的圣徒———借用鲍勃·迪伦的歌词就是“永远年轻”。他蓄着胡须,戴着贝雷帽,眼含笑意,从他的穿着到他的事迹都属于纯粹的革命者。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一张海报上印有格瓦拉和他的名言:“年轻人将在机关枪声和厮杀声中吟唱挽歌,直到胜利,永远。”

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全景式地记录了1968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数万人丧生;世界多地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在街头游行;“上帝也许撤除了对美国的保佑”,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害;比夫拉大饥荒,一百万平民死于饥饿;先锋戏剧与现代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破灭;墨西哥发生了大屠杀;“阿波罗8号”绕月飞行……世界的变化,年轻人的选择,由此构筑了当今世界的面貌。因此,不了解1968,不足以了解当今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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