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一只座位让钱穆受宠若惊

一九六七年，由美国回台湾定居，钱穆与夫人胡美琦合照。

《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

吴十洲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49年前后，一批知识精英来到了台湾，他们对台湾各方面的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延续，功不可没。2010年至今，本书作者多次赴台，机缘巧合地寻访了他们其中三十人的故址。以故址切入，广参史料，展开了三十位名家在台湾的悲喜人生。写人记事的同时，作者的落脚点在于强调台湾的“小地方，大文化”，即中华文化对台湾的作用，视角独特而积极。

钱穆(1895一1990年)，原名钱思鑅，字宾四，斋号素书楼。生于江苏无锡。曾任燕京、北京、清华、华西、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的教授与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到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任史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67年正式定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病逝。

本文摘自《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第十二章新儒家，继绝学在台湾。

治史终成一家之言

钱穆自1928年在苏州中学任教，在《苏中校刊》上发表《述清初诸儒之学》，这是他治清代学术史的开端。在1928年春完成、1931年出版的　《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中，引用过章太炎《清儒》、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多次征引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中的观点以证其说，却在写作主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与梁启超大异其趣。他对清代学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不能以经学考据来概括整个清代学术史;清代汉学开山应以顾、黄两人并举，并非顾炎武一人之力;吴学、皖学不同的治学风格和学术联系等。这些见解后来被写入他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1930年秋，顾颉刚推荐三十六岁的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此后他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在《燕京学报》　发表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观点，震惊了北京学术界。

1931年，钱穆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除主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必修课，他还给学生开选修课，即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北平清华研究院开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赞同梁启超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梳理清代学术史，而是着眼于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对立的观点。由于此课程是在梁启超死后不久续开，故备受学术界关注。钱穆一面授课，一面编写讲义，前后五载，终于完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不朽的名著。1937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抗战时期，钱穆流转西南。

1941年，任职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的他受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之托，负责编写《清儒学案》，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共编孙夏峰、黄黎洲等六十四个学案，一代学林中人大多被网罗其中。柳诒徵在《审察清儒学案报告书》　中称赞钱著“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当时生活清苦的钱穆未再找人另抄副本，而是直接将手稿寄到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抗战胜利时，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装箱，由编译馆雇江轮载返南京。不料箱置船头，坠落江中，今仅存序目一篇。

香港办学掌“新亚书院”

钱穆是1949年随华侨大学迁港的。当时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钱穆与陈寅恪却反潮流而动，从北京往南跑。陈到广州收住了脚，钱则跑到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　上发表文章，还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亚洲文商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校长。

1960年1月，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另创新校，“新亚书院”便成了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且中文大学办校理念与己相左，便请了长假。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

与蒋介石颇有交情

抗战时，钱穆就曾数度于四川见过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两人素有交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会见钱穆时，特地改穿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1950年，钱穆才至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经费何来?　李敖从台湾政府档案中发现，是蒋介石从台湾政府的“公帑”中拿出三千美元送给钱穆的。蒋介石不但亲邀钱穆赴台，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而且指示行政当局每月拨款提供给“新亚书院”纾解资金困境，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蒋介石赠送美金给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动机可能有三：一是为“反攻大陆”早投资早做准备;二是招徕青年人;三是维护自己对儒学的嗜好。

作为学者的钱穆接受作为政治领袖资助的动机，就不知道了。钱穆内心的羞惭还是有的。否则，他一生面对五代学生为什么一直讳莫如深，从未谈起?

1950年之后，钱穆基本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多由蒋经国作陪。

1967年，钱穆公开接受蒋介石邀请，直接以“归国学人”身份进驻台湾。为此，蒋介石用“公帑”为之修建别墅“素书楼”。

文人有独特的回报手段和方法。同年蒋介石八十大寿，钱穆撰《“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肉麻地吹捧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如此吹捧，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

田地，真太令人失望矣!”

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系纪念蒋介石而作。蒋的死讯传来，据钱穆描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第一次，“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第二次是蒋赐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一个座位竟可让一代大儒钱穆受宠若惊!

一园花树满屋山川

钱穆的第一位夫人无锡邹氏因难产于1928年早逝。第二任夫人张一贯，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钱穆独自南下跟随西南联大流落到大后方，张一贯则拖儿带女回到苏州生活。后因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钱穆前往香港，再也未能与妻子团聚。

1952年，钱穆在台湾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毕业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第三任夫人胡美琦举行婚礼，两人相差三十四岁，且是师生恋。婚礼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其著作皆由胡美琦代为整理才能顺利出版。钱穆著作辑为　《钱宾四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五十六种五十四册，约一千五百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

别墅素书楼设计图样出自钱夫人胡美琦之手，园中一草一木都是钱穆夫妇亲手植种。胡曾有诗：“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

钱穆的灵骨曾暂存于台北阳明山永明寺，约在1992年有关人士完成了钱穆的遗愿“归葬大陆”。钱穆墓坐落在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秉常村的一座没有泥土、不能种树的山冈上。坟后墓墙上有一黑色石碑，碑文：“遵先父遗愿，1992年1月9日归葬于此。”碑前有一形似书卷的石案，彰显读书人的特点，供人祀奠。

2012年，钱穆的第三任妻子胡美琦去世后亦归葬于此，和他一同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