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兰普顿:有远见的领导人极其重要

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酝酿成立的时期，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就是霍大穆勒校长的顾问。兰普顿194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1974年获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相继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政策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非营利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处任职。2004-2012年，任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在去年外交学院发布的《美国知华派评估报告》中，根据对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测量，兰普顿位列第一。

▲戴维·兰普顿曾告诫他的学生：“你们要学会把自己放在中国的位置上去看待中国的内外政策，考虑中国的问题。”

近日，在中美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对这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中心近年运行的重要人物进行了采访。

：霍普金斯大学1955年在意大利创办了博洛尼亚中心，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下第一个坐落在欧洲的全日制研究生院校园；1986年，在中国与南京大学共同创办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又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实体机构的美国大学。对霍普金斯大学及其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的全球视野与影响力，您作何评价？

兰普顿：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它最早以高等研究和训练为主，后来才介入本科教育。霍普金斯一直强调“世界知识”，意思是要在世界各个角落追寻知识。医学、尤其是公共卫生，同样也是霍普金斯的一项使命。公共卫生领域一直有国际性的传统：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必须关心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关心其他社会在这方面的福祉。因此，霍普金斯大学在全球运作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中国，霍普金斯早在1910年代，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创建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所以，霍普金斯在邓小平19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后回到中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两所大学的校长，南京大学匡亚明博士和霍普金斯大学史蒂文·穆勒博士，是推动两校合作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于中美中心的建设，他们和邓小平、万里以及中美其他领导人都相信，自那时起，美中关系会成为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两国都需要一批领导人有能力处理好这一关键关系。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一起做到了。如今，我们有2000多名校友遍布两国的重要职位。如果中美中心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有远见的领导人极其重要。

：我们知道您是中美中心保持运行的重要人物。早在1970年代末，您就开始参与一些中美教育交流项目。您的这些活动和中美中心的成立有关吗？

兰普顿：我在中美中心酝酿成立的1980年代中期就和中心有联系了，先是作为当时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穆勒博士的校外顾问。实际上，很多穆勒博士早年的顾问都不看好这项事业，觉得在那时候不会成功。但是他和南大匡亚明校长坚持推进--为了两国的利益。

1997年，我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来到霍普金斯大学领导SAIS的中国研究。这里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能有机会进一步建设中美中心，让我得以和中国的伙伴以及霍大许多尽心尽力的同事一起工作，进一步拓展中心的招生与课程。随着世界局势与美中关系的日益复杂，培养下一代领导人、以维护我们双边纽带的任务，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复杂。1990年代末期开始，中美中心的合作双方一起创立了第一个联合硕士学位项目，后来又开出了能源、资源与环境方向。要让我们的教学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不断致力于一直以来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向，是一项挑战。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坐落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西北角

：我注意到，您的简历里，写到您曾在1978-1981年参与了一个对上升中的中国政坛精英的研究项目。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兰普顿：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时候，毛泽东逝世。那是1976年。接着，许多中国领导人慢慢恢复原职。因为我们美国人那时候和中国的联系非常之少，中情局便请我去开展一项档案分析与访谈的工作，研究六位即将跻身高层的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知之甚少。

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访问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不同人交谈。我研究的其中一位领导人是谷牧，他在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后来出版的书《权力之路：当代中国精英的流动性》（Paths to Power: 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6）里，我写了一章关于他的生平和时代。很多年后，我有幸在钓鱼台国宾馆亲眼见到了谷牧--他读过我写他的那一章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感觉一见如故，好像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非常感动。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有一批非常卓越的领导人推动改革。在我来说，能够认识他们其中的几位，真是非常荣幸。还有位领导人我有机会见了两次，就是习仲勋，习近平主席的父亲。他那特别的、强健有力的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您长期担任中美中心教师招聘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过程中，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兰普顿：当然有。我自1997年以来的一项重任，就是领导教师选拔委员会为中美中心招募国际教授前来教学、研究。我因此有幸结识了好多在中心任教多年、尽心尽责的教授。我们一起拓展了专业方向。你知道要找到优秀的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海外去住那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很幸运，能找到这样优秀的人来教书、做研究，并成为南大这边精心挑选的中方教授的伙伴。我感到尤其高兴的是，因为中心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的教师在这里待得越来越久了，因而在教学上也更有延续性，这点非常重要。

：2000-2008年，您也是中美中心国际研究所的委员会联合主席，研究所的成立是为了增进中心的研究功能吗？在我们的认识里，中美中心似乎更主要是一个教学机构，而非研究机构。可以这么说吗？

兰普顿：刚才提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所以说研究始终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不过确实，研究起初并不是中美中心的重心，虽然应该如此，但一开始的重心在教学。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千年之交，中美双方都同意要建立一个国际研究所，部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这一研究所至今还在，只是中国以外学者的到访率没有我们原先希望的高，主要还是经费的问题。但是，中美双方都想要给研究所重新注入活力，也在各自想办法。

我必须强调的是，在中美中心，我们的教师，无论中方美方的，在研究上都非常活跃。对于学者个人来说，研究始终都是他们的重要考虑。

：中心在成立时，曾经描绘了一幅愿景，即有一天，中美两国外长发现他们都从这里毕业。不过现在似乎走上了另一条轨道。您如何看待时代变化下，中心和它的目标？

兰普顿：确实，北京和华盛顿对国家间关系的描述，“口气”一直在变。而现在说不上是两国关系的最好时代。也确实，美中关系这些年来已经从国家间的关系转变为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因此，我们两国人民不断和对方对话、向对方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有时候我们两国政府会面临双边关系的挑战。

这时候尤其关键的，是我们在处理重大分歧时，会更需要那些能理解问题实质、并能创造性地解决的领导人。对我和我的伙伴来说，中美中心能够经受考验、持续运行，度过那些极其艰难的时刻，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碰到挑战就弃甲逃跑，中美中心不是为这而创建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心始终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