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柯灵出山帮我编书
《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
王国伟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王国伟等策划、主编的“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
作为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知名出版人，王国伟曾先后策划出版了不少畅销书和重要图书。《文化苦旅》他一手炒红了余秋雨；郎平钦定他为《郎平自传》的出版人；雅皮经典的代言人张耀的《打开咖啡馆的门》《咖啡地图》，经他之手出版后，开创并刮起一阵视觉图书旋风；张承志、张炜、周涛、蔡翔、鲁枢元、南帆等大批优秀学者、作家都是他的出版合作者。本书中一个个出版事件，生动地讲述了畅销书背后的人与事。可感、可读、可回味是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
不谋而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散文随笔写作已呈繁荣景象。散文写作繁荣，与出版和传媒发展构成了正相关关系。其成因首先得益于“文革”后呈爆炸式发展的媒体产业，大量新的报刊创刊，催生了许多文学性、社会性副刊的市场需求，其典型表现就是以文化消费为表征的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走强。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学变得更加与中产阶级的美学趣味和生活感受相勾连，而这种满足大众消费的文学，需要快速和碎片化。因此，报刊的副刊和专栏式写作成为社会的基本写作方式，催生了以专栏写作为生的专栏作家，其发展势头和影响力甚至盖过了传统的精英文本写作的作家，从而形成了二十世纪文学书写的新模式和新景象，并一直伴随着资本和消费的历史进程，延续至今。
这种专栏式书写的历史进步性，在于不但催生了新的文学阶层和文学样式，还由于其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与大众具有天然的情感联系和感觉匹配，使得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佐料，进而构成了其市场性优势。与大众市场紧密对接的专栏影响力，与媒体、市场同成长的写作生态，不但抬升了专栏作者的地位，使他们快速获得大众知名度和接受度，也为出版机构出版文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传统意义上靠小说成名的中国作家，经过将近十年的文学写作，已透支了“文革”体验所积累的苦难资源。面对复杂多元的城市生活现状，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需要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需要不断地观察和形成整体性思考，而这些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作家所缺乏的。因此，面对一系列新问题，整个文学创作层面产生了普遍的思维断裂和感觉失重。而散文随笔的率性和直接，可以相对自由的碎片化思考和表达，使得许多作家写来得心应手，从而纷纷介入散文随笔写作，甚至不少作家基本以散文创作为主要书写方式，进一步促成了散文随笔创作大气候的形成。正是作家自身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准确对接，文学与市场的同步发展，一种较为成熟的散文随笔写作生态就此生成。
此时，我策划编辑出版的文化大散文书系正在市场畅销。面对市场富有热情的反应，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再编一套整体反映当代中国一线作家散文随笔创作气象的丛书，与文化大散文书系形成相互补充的散文出版大格局。这个想法得到了施伟达总编的同意和大力支持。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肖关鸿时，想不到我俩竟然不谋而合。我们商量好组稿对象以及实施细节，就满怀热情地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发现，大部分需组稿的作家居住在北京，应该在北京有一个合作者，关鸿推荐了文艺报的应红。当我们请应红担任丛书编委帮助策划和组稿时，她满口答应。应红给我的感觉是清秀知性、很具南方气质的女性，话语不多，做事踏实。
最终我们成立了精干实效的编委会，成员仅有施伟达、肖关鸿、应红和我。这种组合，完全是一种缘分和对出版事业的兴趣所致。为使丛书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还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编，我们商量请柯灵先生出任，但不知柯灵先生是否同意？
拜访柯灵
1993年初春，乍暖还寒。一天我和肖关鸿相约去上海复兴西路柯灵先生家拜访。柯灵先生有午睡习惯，我们在他午睡后到他家。当我们登上他门口的台阶时，柯灵夫人陈老师就给我们开了门。打开大门，想不到柯灵先生也站在门口迎接，让我们有点诚惶诚恐。作为作品等身、富有影响力的文学前辈，柯灵先生显得极其朴实慈祥。他招呼我们坐下寒暄几句后，陈老师很快端上红茶和点心请我们享用。看来，柯灵先生还是老派风格，英式下午茶。不知他是否想让我们在这种形式中，感受一下文学的品质？事实上，我已从英式下午茶过于讲究的形式中，感受到一种生活的态度，看似形式的品质，却具体体现了人的审美细节，而文学的基本价值不就是我们对生活美好意义的一种提振吗？
边喝茶边聊天，气氛很轻松。柯灵先生喜欢谈一些轻松的事，尤其是媒体和出版方面的事，他也很有兴趣，因为柯灵先生早年在上海主编过不少期刊，参与过出版公司的管理。因此，基本是我和关鸿说，他在听。偶尔，柯灵先生操着带有浙江口音的上海话，同我们讲一些文坛往事。他语速很慢，听起来很亲切，因为我们都习惯家中长辈这种带有江南口音的上海话。柯灵先生耳朵不太好，常年带着助听器，所以我们需提高声音，减慢语速。
当我们请他担任“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主编时，他一口答应。其实，柯灵先生就是散文随笔写作的前辈和高手，他的文字被业界公认为精炼之作，上海烈士陵园的碑文就出自柯灵先生笔下，字字精炼，不露痕迹。他对编辑出版这样的丛书也非常赞同。
我们顺势提出，请柯灵先生为这套丛书写总序，他当即答应。想不到，这篇序言竟让柯灵先生足足写了两周。而且，这段时间柯灵先生正在闭门构思新写的长篇小说。当我们拿到序言文稿，读着他精致优美的语言和纵横古今的知识阐释，再一次领略到真正的散文随笔的精妙之处。
此后，因为编辑这套丛书，我在那两年经常去柯灵先生家，享受他的下午茶。让我吃惊的是，柯灵先生竟然不知道如何打出租车，他年迈后基本不出门，但年轻时，出门也是乘公共汽车或步行，这与现在很多地位不高但官架子十足的人形成很大反差。
当然，柯灵先生典型的江南文人气派，也成就了这套丛书最基本的审美标准，柯灵先生为此套丛书写的序，也是我们策划丛书依据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尺度，今天读来依然具有警示意义和文学标杆作用。
分头约稿
丛书定位明确，选定的都是当时的一线作家，且大多以小说成名但近期对散文随笔创作倾心并积累了不少佳作。
我们开始分头约稿，很快得到作家们的响应。他们参与的热情之高出乎我们的意料，也使我们感到踏实。我们的出版感觉与作家们的书写感觉准确对应上了。
当时入选的作家有：张承志、韩少功、蒋子龙、张抗抗、刘心武、谌容、张洁、铁凝、范小青、艾云等，个个都是大牌。与他们的合作和交往，在那个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那时，市场经济才起步，互联网尚未出现，我们的联系基本是书面通信，偶尔打长途电话。书信都是手写，写得都很认真诚恳，字体端庄，现在看来绝对是奢侈品了。所以，我一直怀念那时文人之间交往的纯粹性，尽管各人性格不同，但交往都真诚坦率。相互之间没什么特殊要求，更没有叠加商业或其他条件，信任成为交往的基础，作家和编辑的关系更像志同道合的朋友。
向谌容约稿，开始是由于她那篇影响甚大并被拍成电影的小说《人到中年》，还由于她独立的思考和参与文化实践的丰富经历。因此，我们认为她一定会有特殊的视角和不一般的文化感受。想不到，向她组稿后，不但有了一部好稿子，我还和她全家成了朋友，并愉快地交往了很多年。谌容的先生范荣康是上海人，使得我们有了老乡的亲切感和更多的话题。
向韩少功约稿时，他正在海南作家协会主席任上。但我们始终认为，韩少功是当代作家中最具理论气质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一直带有实验性、思想性意义，每一次突破和出版，总会形成文学甚至哲学性话题。所以，向韩少功约稿的目的，我们是想看到一位思考中的作家，其散文和随笔会给我们透露出怎样的思想信息？果然，他的随笔与众不同，书名为《夜行者梦语》，从书名到行文充满着思辨性。文学被他提升到了哲学层面，结构主义概念到语言学转向，都是他文学实验的思想源头。读他的随笔，确实需要做些学术功课，并要启动思考的能量，否则，无法进入韩少功的作品界面。
铁凝是与艺术走得最近的作家之一，除了她出身艺术世家之外，她对艺术也有特别的关注和偏好，尤其是在她的小说和文学作品里，艺术总是一个重要的对象。组铁凝的随笔集，我想看到一位知性女作家对艺术的独特感受。事实上，铁凝的随笔满足了我的这种阅读期待。关于她随笔集最后取名为《长街短梦》，我们还沟通了几次，开始有点不解，后来读完她的全部文稿后，才理解了她的这种命名背后的意义。艺术的真谛，其实总是隐藏在平静的生活背后，就像任何一位艺术大师，人前身后被人称颂的伟大作品，不都是来自平常的生活，感受的真实成就艺术的真诚。铁凝给人的感觉，以其一贯的安静和知性，以及那种平常心和世间情，与她《长街短梦》的书名非常贴切。
张抗抗虽然就职黑龙江作协，却长住北京。抗抗在江南长大，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以后就成了黑龙江人。跟抗抗交往，除了喜欢她的作品，最强的感受是她很具侠义心肠，就是过了这么多年，还听朋友说，抗抗是在两会上为独立书店的生存呼吁最多的代表之一。因为她是杭州人，我们总有一种江南际会的感觉。因此，那时到北京出差，总挤出时间会一会抗抗夫妇。谈天说地，在她家吃个便饭，就是我们当时最多的交往方式。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联系也基本中断了，但这种感觉仍然清晰地储存在我的记忆中。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曾是我们那代人的文学圣经，感动过不知多少人。张洁给我们的感觉，具有古典端庄和清秀美。她说话轻声轻气，慢条斯理，一种缓缓的节奏感。但每次看张洁，总让我有点紧张，因为她的家实在太整洁了，整洁到让我不敢随意走动。所以，每次到她家后，我总有一会儿不知所措，甚至不敢轻易入座，要跟同行者说会话，转移一下注意力，才能缓过神来恢复常态。当然，张洁总是细声细气跟我们说话，给我们倒茶拿点心，这会让我产生一种回到民国时期的错觉，但又确确实实是在我们当下的现实之中，反而有了一种反差带来的生活美感。当然，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与其文学表达有某种内在的一致，因此，只有张洁才能写出并这样命名《爱是不能忘记的》。
正是伴随着这种美好，我们和作家们完成了一次整体性出版合作，而这套丛书以及背后的故事，也成了那个时代特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