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重返唐山 记忆永不磨灭
上海医疗队用手电筒做光源为伤员做手术。(本报资料照片)
土法上马，上海医生发明蒸汽喷雾呼吸机。(徐建中供图)
今年7月7日，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上海医疗队成员；交大医学院博士下乡团的医生，以及当年震灾截瘫病人们拍了这张大合照。叶佳琪摄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请允许我向抗震老英雄们鞠个躬。”赵刚调整了一下麦克风。这位唐山第二医院院长有点激动，“我想在我这个年龄朝上的唐山人，凡听到上海医疗队这几个字，都是非常感激的，那是恩人。”
赵刚生于1963年，地震这年他13岁，在念小学。“全班原本50个人，开学后只来了25个人。”赵刚说，就在他的班上，有7家人，全家砸绝了。他记得地震前的那个晚上特别热，大家都在外头乘凉，大多在12点后才进屋睡，“以至于3点多地震时，睡得特别死”。
死寂般的绝望中，他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群人，他们叫“上海医疗队”。“地震后，我大姐早产，就是上海医疗队接生的，我们对上海医生的感情很深。”赵刚说，当年唐山人有3件事最难受：第一，解放军完成救灾任务后，走了。第二，9月份，毛主席逝世。第三，上海医疗队撤离，“感觉突然没了主心骨”。
今年7月8日，时隔40年，早已当上了医生的赵刚再见到“上海医疗队”，他激动地起身鞠躬。他的对面，坐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5名抗震救灾老同志：杨庆铭、徐建中、郑振中、应秀玲、丁美芳，他们都是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上海医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二医”)在唐山医疗救灾中是不可略过的一支力量，先后派出3批医疗队、1200余人赴唐，约占整个上海医疗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1976年，首批进入唐山的上海医疗队就是二医系统的医生。在上海医疗队承接的唐山4所抗震医院建设中，交大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医疗队涵盖了3所。
今年7月，记者跟随交大医学院的抗震老同志重返唐山，一个个舍身忘我、患难与共的抗震救援故事，被一一“打捞”出来。
“你去过战场吗？和战场差不多!”
“你去过战场吗? 和战场差不多!”1976年，当外界还不清楚唐山到底是什么情况时，这是上海医生杨庆铭在军用飞机上听到的。他是第一批进入唐山震中的医生。
2016年7月6日，上海－唐山的G1214次列车驶入唐山站。16时38分，徐建中下意识地看了看表，“这次是6小时16分，40年前，我们为了踏进唐山，花了30多个小时。”
1976年，徐建中还是二医中医教研室的老师。7月28日早晨，他在仁济医院看中医门诊，中午11点半回到学校，听到了组建医疗队的消息。
“赴唐山的名单已经基本确定，我就直接找到校党委书记左英，向她表达了我想去唐山抗震救灾的迫切愿望。”徐建中回忆。
“小伙子，你想去就去吧。”左英对他的行为表示支持，电话直接打到市卫生局。徐建中就此成为二医第一批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里最后一个敲定的医生，也就是第127个人。这年，他23岁。
和徐建中有所不同，1976年夏，瑞金医院骨科医生杨庆铭刚参加完上海支援安徽小三线巡回医疗工作返沪。常年不着家的他打算乘着短暂假期，“尽尽男主人”的责任，把需要技术和体力的家务活完成。
但当7月28日下午救灾通知传到瑞金医院，杨庆铭入选第一批抗震医疗队，连夜准备行李，第二天就出发。
这晚，注定是不眠之夜，从二医党委到各医院党委、总支都通宵达旦，或留守在电话机旁，或通宵采购物资。几小时内，药物、器材、水壶、雨衣、电筒、压缩饼干等都准备就绪，医疗队整装待发。
7月29日清晨7点，上海北站。“真是人山人海，上海各系统医疗队都集结了。大家热切讨论着，急切地想发挥自己的专业，帮助受灾同胞。”杨庆铭说。
然而，大家只感觉唐山灾情很严重，到底有多严重，不清楚。即便如此，医院里很多人写了请战书、决心书，主动要求去唐山。“说心里话，当时我是有一去不返的准备的，所以特地不告诉老家的父母。”如今，余前春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爱博生癌症研究所细胞学实验室主任，1976年，二医毕业并留校任教的他，也是首批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医疗队成员。
清晨7点20分，9056次专列从上海北站出发，这是一趟运载800多名上海医务人员的专列。很多医护的名字现在还来不及考证，从资料上看，当时上海第一批共组建了56支医疗队，每个医疗队15人。当时的二医组建了8支医疗队、2支预备医疗队，上海医学院(现复旦上海医学院)组建了6支，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组建了3支。这群热血医生一路北上，挺进地震灾区。
徐建中是在当天下午的火车上听到广播的，说唐山地震损失“极其严重”。“当时我们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因为刚开始时对外公布的消息是唐山地震强度为6.5级，上级布置任务时也只讲准备好5天的口粮。”
7月30日凌晨4时12分，上海医疗队到达天津附近的杨村，火车无法再往前行进了。强震导致铁路被严重破坏，铁轨像麻花一样卷绕起来。上海医疗队临时被带到杨村军用机场，决定启动飞机进唐山。
杨村机场，多架军用飞机已等待着，天亮后就将这批医生送进唐山震区。
“这是人生中我第一次乘坐飞机，机上没座位，没窗，甚至没有可以关上的门。”杨庆铭回忆，医疗队员上机后席地而坐，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杨庆铭大声问身边的解放军战士，“你去过震中地区吗?那里情况怎么样?”隔着隆隆声，军人严肃地回答：“你去过战场吗? 和战场差不多!”
下飞机坐在卡车上，杨庆铭一路看到成堆、成排的尸体，“真像刚经历过一场战争”。他、徐建中、余前春等上海医生，是首批到达唐山灾区的医生。
连做了
20台手术，最后昏倒在岗位上
“如果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体验，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何为舍身忘我的救死扶伤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蔚六回忆，他的同事整形外科俞守祥医生，连续做了20台手术，最后昏倒在岗位上。
到唐山机场以后，除了新华医院留下一支医疗队驻扎在机场，其余人员分乘4部军用卡车前往丰润县。徐建中清楚地记得，丰润县人民医院的废墟前，上万个病人在等待医生，“我们带去的1万片止痛片、1000根导尿管，一晚上就全部发完了”。
前三天三夜，是日夜不眠的抢救。
那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蔚六还是九院的口腔颌面外科主治医师，44岁，风华正茂。“当时的病人实在太多!”邱蔚六说，从到达丰润灾区一直持续到第3天中午12点，这群外科医生就不停地在帐篷里做手术。他的同事、整形外科俞守祥医生，连续做了20台手术。当他做完第20个病人以后，极度疲劳，昏倒在岗位上。
全国赴唐山医疗队到达灾区后，根据灾情轻重统一部署，划分三线展开工作。一线实施现场救护，二线负责伤员急救、分检、中转和护送，三线负责收容治疗。根据抗震指挥部安排，第一批到达的上海新华医院、胸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仁济医院、第九人民医院、第六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同仁医院等，奔赴到了唐山的各个重灾区。
杨庆铭说，为解决药品短缺和设备不足，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弥补，没外用药就用汽油杀蛆，没血浆就捋起自己的袖管抽血，没药品就上山采中药代替。
有很多伤员腰椎被压断，下半身瘫痪导致尿潴留，肚子鼓胀如球，但导尿管发完了! 上海医生就想办法把电线里的铜芯抽掉，再经消毒处理，为患者导尿。
六院的几名队员还冒着生命危险，钻进一所已倒塌的药铺中，弓着腰在塌陷的屋顶下挖出半埋在下面的药品。
“如果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体验，永远无法体会何为舍身忘我的救死扶伤精神。”邱蔚六说。
灾后生活的艰苦，常人难想象。刚到灾区的3天，没饮用水，队员就喝加入明矾后的河水或积水。震后第7天，从北京驶来几辆水车，车上挂着“毛主席送来幸福水”的标语，大家有了干净的水喝，但一人一天只有一茶缸。
“余震时，晚上睡觉，身下就跟开火车一样，轰隆轰隆。”邱蔚六说，在唐山的60个日日夜夜，九院医疗队16次遇到5级以上的余震。
8月中旬，老同学赶到丰润看望余前春等人，聊天时，他们突然感觉剧烈震颤，地震又来了! 几个年轻人准备往外跑，但只觉双脚好像被磁石吸住了，无论如何迈不出一步。
地震持续了十几秒，那是一次7.1级的特大余震。第二天，这5个震后余生的老同学站在抗震医疗点门口，拍下了一张终生难忘的合影。余前春还制作了一块简易牌匾，写上“丰润抗震医院”，挂在“医院”的门口。
当时，由于连续超负荷的工作和异常艰苦的环境，各医疗队的医生出现了发烧、腹泻。有人听说，有医生因为高烧引发并发症，后来就牺牲在了唐山。
正是这段不平凡的岁月，让这些医护之间、与唐山的百姓之间，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情谊。抗震老同志、后来的仁济医院副院长诸葛立荣说，就在丰润抗震医院里，病人医治无效病故，家属在病房善后时都一声不哭，直到走出医院大门才嚎啕大哭，发泄悲痛之情。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这是对上海医疗队的尊重。当地人说，看着上海医疗队舍身忘我的救援，已感觉很不容易了。”诸葛立荣说。
整整60天，随着全国多支医疗队陆续进入唐山，第一阶段抢救任务基本完成。9月底，上海交大医学院第一批赴唐山医疗队陆续返沪。
抗震医院还分离了一对连体婴儿
直到今天，还有唐山人在寻找当年的上海医生，唐山人说，对上海医疗队就是有这个情结，放不下，“患难中的友谊代代相传”。
余前春不会想到，那块他为了拍照而悬挂的“丰润抗震医院”牌匾，几个月后成了唐山人在废墟中寻找医院的重要地标。
唐山大地震后，整座城市成了废墟，重建医疗卫生体系迫在眉睫。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向上海转达意见，希望上海在伤员集中、又急缺医疗的丰润、遵化、迁西及玉田四个县建立临时抗震医院。
在此背景下，除第一批医疗队留下的部分人员，上海在后来的两年里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医疗队。在4所抗震医院中，上海交大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参与筹建了3所：丰润抗震医院、第一抗震医院、第二抗震医院。
徐建中当时留下负责接应第二批医疗队，他在丰润过了中秋，过了春节。今年7月9日，当他和抗震老同志回到丰润县人民医院，格外感慨，“这是我战斗过的地方”。
时间倒回40年前，距离唐山市80公里的丰润，不像现在这般风光———如今的丰润城市焕然一新，打出“雪芹故里”“动车家乡”(我国最大动车生产制造基地)两张名片。而当年的丰润县人民医院是在1950年，由当地政府拨款2500斤小米筹建。1976年，小有规模的这座医院，一夜间变成废墟。
上海医疗队就以芦苇油毛毡为顶，以竹帘泥巴筑墙，在唐山震后特有的“抗震房”里开始了医疗工作。
“当时，一天要接受上百号病人，内外妇儿齐全，就是一家综合医院了。”第二批医疗队成员、原九院心血管内科医生应秀玲说。她在丰润服务了10个月。
重建家园的日子里，上海医生学会了“苦中作乐”。他们说，每天吃的是“抗震汤”，平时是“抗震汤1号”，就是白菜汤；星期日可以吃“抗震汤2号”，就是汤里有两片肥肉。
抗震医院成立后，医疗用品一时还跟不上。对呼吸困难的病人，没有呼吸机怎么办? 医生们就用水壶把水烧开，通过一段竹管连接水壶壶口和病人呼吸道，利用水蒸汽起到喷雾滋润的作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这群乐观的医生自创了许多医疗器械，取名为“抗震牌”“先锋牌”。
第三批医疗队成员、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丁美芳医生还和唐山医生刘致君结下40年的友谊。1976年，丁美芳不过22岁，是队里年纪最小的医生；刘致君24岁，地震后，她被派往第二抗震医院，跟着上海医生学习、出诊。
那年，丁美芳、刘致君跟着上海的前辈们看了各种各样的危重病例，恶性葡萄胎、妊高症、羊水栓塞。地震一年后，他们又陆续开展起复孕术，走出伤痛的家庭开始寻找“再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
一年多的“跟师”，奠定了刘致君的专业水平。如今，刘致君是当地有名的妇产科医生，退休前她是唐山妇幼保健院的妇产科主任。
即便环境艰巨，上海医生力求输出“上海医疗”。
“当时真太难了!”地震这年，王起是丰润县中医院副院长。28日地震当天，王起就赶到县医院门口，在一片瓦砾中，他在等待接应即将到来的上海医疗队。
“我们那时候还要打夜战，病人源源不断地送来，要做不少高难度手术。”如今已75岁的王起说，这次知道上海医疗队重返唐山，“激动得几宿没睡着”。
王起记得，当时第二批医疗队临走时，来了一个心脏病小孩，“再不做手术就没救了!”他焦急地找到上海医生。
那人正是仁济医院的冯卓荣，当年他已是名气很大的胸外科医生了。冯卓荣二话没说让大家重新打开行李，就在帐篷里给这个孩子做了手术。
那两年，上海医生在唐山开展了很多高难度手术，原新华医院、现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徐志伟、苏肇伉在抗震医院做了很多例心脏手术，还分离了一对连体婴儿。六院在当地做了一些断肢再植手术。
上海医生救了多少人，数不清了，但直到今天，还有唐山人在寻找当年的上海医生，丰润区副区长孟文红说，唐山人对上海医疗队就这个情结，放不下，“患难中的友谊代代相传”。
1978年3月，第三批医疗队成功地将各抗震医院移交给唐山，返回上海。为了表彰在唐山做出贡献的医疗队员，党和政府专门安排他们乘坐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两会”的专列“周恩来号”返沪。
很多上海医生将在唐山经历的一切，归结为“唐山精神”，说唐山抗震救灾经历给了大家不一样的人生。“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艰苦环境，是不会有深刻体会的。”诸葛立荣说，“1976年的唐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医疗队员是没有弹夹的勇士。那个年代的人与事都值得被铭记。”
一座北方的老城，一群南方的医务人员，因为一场地震，结下了一段生死之交———40年后重返唐山，当地人对上海医疗队的抗震老同志高呼“老英雄”!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7.8级的毁灭性大地震袭击了我国具有百年历史、拥有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唐山。大地震有感范围达14个省、市、自治区，北京、天津受到严重波及。地震持续12秒，但这场强震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唐山市顷刻间夷为平地。
此次大地震共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轻伤需治疗者达36万人，7000多户家庭全家震亡，造成孤老1800多人、截瘫3800多人、孤儿4000多人。唐山地震灾情之重为世界罕见，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之首。
这是一段举国救援、共克危难的国家记忆。那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唐山灾区极为关怀，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急电全国火速救援。其中，急调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星夜兼程赶赴灾区。紧随解放军之后，全国各医疗队奔赴唐山，在满目疮痍的华北大地上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震营救。
在全国283个医疗队、2万多名赴唐医护人员中，上海医疗队是除解放军系统外赴唐医疗队中最大的一支———先后派遣50多支医疗队、2000多名医务人员。当时有说法认为北京、天津还会有较大余震，所以距离唐山更近的京津医疗队主要驻守当地，上海医疗队由此成为赴唐救灾的最主要力量。
40年后的今天，唐山人谈及“上海医疗队”，充满了感激之情，称他们为“白衣天使”。尽管尚无人完整地记录下这段医疗救援的历史，但上海医疗队在当地舍身忘我、全力救援的故事，已深深镌刻在唐山老百姓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