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从曾国藩到汪精卫
《盗火与革命》
余世存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胡军民
季羡林先生尝言：中国历史应该重写。对历史重新描写、重新解释、重新评价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所谓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既存在着良好的一面，也存在着窳坏的一面。前者指善意的、产生积极作用的对历史重新描写、解释、评价；后者则指恶意的、产生消极影响的对历史重新描写、解释与评价。余世存先生的《盗火与革命》，就是对历史重新描写、重新解释、重新评价的佳作。它对近代从曾国藩到汪精卫共三十位历史人物及其事实和意义的重新描写、解释与评价，既不乏“温情与敬意”，也不乏“同情性之了解”，当然不免仍有一些谬误和隔膜。
笔者最不能苟同该书的，是对曾国藩的盖棺定论。在《曾国藩：圣王们的游戏》中，作者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以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的成就了。”
依我看，在写到的三十位近代人物中，余先生最不懂的就是曾国藩。应该说，曾国藩才是中国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最值得大书特书。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拒绝开天辟地打江山，这很难得；更难得的是，他把工作重点转向洋务运动与经济建设。很多论史者惋惜地指责洋务运动存在局限，谓曾国藩们目光短浅，这是隔膜外行之论。曾并非鼠目寸光，也并非不知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更非只知船坚炮利而不知顶层设计。1851年，曾国藩尝言：“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所以，1870年当“中国留学生之父”、有世界眼光的容闳派人出洋留学的提议一出，他就非常赞同，大力推动。评价曾国藩，千万不能忘记忽略这一关键节点。也不能因为留学“盗火”没有立竿见影之效，就低估其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如果用黄仁宇之大历史的长线眼光看，曾国藩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高人。书中《顾维钧：弱国之幸》充分肯定了顾维钧的外交成就，称顾改变了李鸿章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向西方列强说“不”的中国外交官，开辟了近代中国外交新局面。我认为，顾的成就正是曾播下的豆子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该书对其他人物功过是非的描写、解释、评价大多相当精辟贴切。在《宋耀如：缔造宋氏王朝》中，作者对宋之家教大加赞赏。宋说：培养孩子成人，做伟大人物。在《黄兴：独立苍茫的国父》中，作者盛赞黄兴之明智美德，黄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告诫同志，革命事业不能重蹈洪杨内讧的老路。黄兴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黄还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成功而不居。”“公正地说，湖湘文化开出的时代花实，开出的内圣外王之人格，在黄兴那里，才是尽善尽美的。”余先生此论，显有言外之意。他对黄兴赞不绝口，对宋教仁却无好评，故而借别人之论谓宋阅世浅，读书也不够深入。
在《黎元洪：自有纯德》中，作者褒奖黎“开明”：“专制毁灭人性，但黎元洪没有丧失这一人性底线。”黎勇于承认错误令人击节赞赏，张勋兵变后，黎通电检讨自己五大失误。黎元洪晚年寓居津门，一次看完电影，黎夫人钻戒失窃，小偷还留条称只是借用，明晚放在门口右角处。黎大笑说：“有饭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大家戴又何妨？”颇得孔圣人“人失弓，人得之”之真传。
在《唐绍仪：总理县长》中，作者称唐绍仪是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唐曾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劝段祺瑞退位，也劝孙中山、陈济棠、蒋介石退位。他不了解，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在中国，退位是要人家的命，确属与虎谋皮、对牛弹琴。
读《吴佩孚：秀才猛人》，我们看到一个乱世中的复杂人物：他靠枪杆子创业行事，也爱以诗抒情言志；他是自以为是的愚忠儒者，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却又如宋襄公一样假仁假义。在海外史家看来，他是“学者军阀”，“至死都是一位颇具口才的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辩护士”。他生于乱世，又为乱世添油加柴；他厌倦了乱世，抽身西遁，过着漂泊、乞食的日子，但其内心又是自足的，写了大量的诗，尽显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日本侵略军愿意出钱出枪诱拉他东山再起卷土再战，他严词拒绝，颇有骨气。
在《何凤山：一生只做一件事》中，作者写到，以色列对“国际义人”荣誉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何凤山就是以这样的标准被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认定的“国际义人”。一位犹太学者说：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期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犹太人没有忘记何凤山，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忘记他——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博大正义，具有普世恒久远的价值！
本书最显作者史识功力最有价值的文字是《光绪：苦命的英雄皇帝》对光绪一生事功的描写、解释、评价。光绪年纪轻轻就已学贯中西、视通世界，看他在短暂的百日维新中发布的一百一十多道变法诏令，有见识的人们当能认识到光绪具备治国理政设计师的才能。伟大不易，认识理解伟大也不易，作者干脆借用清末容闳和今日李书磊的言说来表达对光绪的敬意。容闳说：“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李书磊说：“光绪皇帝……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批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因此我在这篇戊戌百年的祭文中要格外地称念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爱新觉罗·载湉的名字，以还他应有的荣耀。”读中国近代史总是叫人太息不已。
余先生是一边想着过去，一边看着现在写他这本书的。在《戴笠：没有人格的人》中，他写道：“戴笠是一只狼狗，或说是一只藏獒，主人待他很好，他的生活可以说骄奢淫逸，但这种走狗没有自我，更没有自己的德性……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这话读起来既叫人清醒，也让人唏嘘沮丧。
对历史进行重新描写、解释、评价殊为不易，因为稍一不慎就会掉入前人挖的陷阱，本书就重复了曹锟“贿选”总统的讹误谬传。然而，讹误谬传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但读史者必须认识到讹误谬传的真面目，明了胜利者的历史书写与政治宣传的异同所在。史论者可以也应该有现实关怀，但不能强史就我，不能曲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