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问题少年”报告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古今中外，围绕问题少年的文艺作品很多，不论是《放牛班的春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是　《大逃杀》。现实社会里，精神科医生这样告诉我：问题少年距离我们并不远，他们需要被关注。这群少年释放自　己问题的方式可以外化为对同龄人的欺凌，引发闻所未闻的校园凌辱，也可以内化为对自　己的伤害，包括自残、网瘾———把自　己封闭在网络世界里，甚至自杀。

怎么帮助这些少年?　在追踪了问题少年十多年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教授发现，每个“跑偏”少年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跑偏”的家庭。比如，在那样的家庭里，爷爷成了孙子，孙子成了爷爷……一切的乱套就这样开始了。

近日，第三届亚洲家庭治疗学院年会在上海召开，主题为“发展变化中的亚洲家庭治疗”，这是每年一次的亚洲家庭治疗顶级大会，由亚洲家庭治疗学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主办。全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杜亚松是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他们这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家庭治疗师。这个特殊工种进入中国已有近20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价值观、婚恋观的改变等，这群心理治疗师开始进入家庭，从事治疗。

家庭中，如果孩子有问题，很可能他们仅仅是问题的表现者，或叫“替罪羊”“索引病人”，真正需要调整的是家庭关系。

零陵路上的上海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大楼，每天迎来各地病人寻求心理援助。杜亚松清楚记得，1998年12月18日该中心运行第一天，有60个人来求助，如今，一天有1200多人次来求助。近20年时间，求助人次的增长，体现着社会对心理问题的日益正视。而在这些人群中，不少是青少年，姑且称他们为“问题少年”。

“儿童青少年遇到的成长问题包括学业压力、交往压力，以及成长中的各种困惑，表现为焦虑障碍、抑郁、睡眠障碍、逃学、偷钱等一连串问题。”十多年的时间，杜亚松观察到，当这些孩子遇到问题时，内化可表现为网瘾、毒瘾，外化可表现为打爸妈，打同学，炮制校园欺凌事件。在他看来，这是同一种性质，“一个是给自己的伤害，一个是给别人的伤害”。

与这些孩子走得更近，杜亚松越来越感到：家庭中，如果孩子有问题，很可能仅仅是家庭问题的表现者，或叫“替罪羊”“索引病人”，真正需要调整的是家庭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家庭出了问题。

杜亚松总结出“问题少年”普遍来自3类家庭：

第一类家庭中，孩子与妈妈过分亲近，俗称“妈宝”，由母亲包办一切。

这类家庭，爸爸被丢掉了，只能“跑别人家去”。扭曲的家庭关系下，孩子长成“问题少年”，出现各类问题。

解决药方：解除妈妈与孩子的“同盟关系”，让夫妻归位，让孩子长大。

第二类家庭中，爷爷奶奶来了，祖辈的介入让爸妈的功能丢了。这代老人当年普遍为双职工，顾不上“80后”的子女，如今就把双倍的爱投到第三代身上，绝对溺爱，结果“孙子变成了家庭里的爷爷，爷爷变成了孙子”。

与此同时，爷爷奶奶开始唠叨，指责父母的不是，后者也会有不满。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成了“一锅粥”，精神科医生形象地说，很多问题少年的家庭就是“天天在煮粥”，一团乱。

上世纪90年代一首红遍中国的电视剧主题曲唱到：爹是爹，娘是娘，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杜亚松说，要解决这些家庭问题，就得像歌里唱到的“让一切归位”。

解决药方：温柔地让爷爷奶奶走开。爷爷奶奶这代人要做回自己。尽管这很难，他们这代人受教育程度有限，普遍没有“自我”。建议不妨外出旅游，或参加老年社会组织。年轻的父母则要定期带孙辈回家看老人，让父辈有表现的机会，哪怕就是烧几个拿手菜。这样一来，父母的功能有了，承上启下、传宗接代的文化也沿袭了，家庭更和谐。

第三类家庭是单亲家庭，更普遍的情况是孩子与母亲的组合。母亲成天指责父亲的不是，其实是把孩子当成了老公。这类母亲对孩子的物质供应很充分，却在无形中压抑孩子的成长。

解决药方：要让单亲妈妈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不能在孩子身上，鼓励他们寻找新的婚姻寄托。这样一来，家庭和谐了，孩子长大了。

杜亚松形象地说，每个人的成长系统就像俄罗斯套娃，最里头一层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出生后，在母亲的怀抱里；等会走路了，就在母亲周围玩耍；然后，进入幼儿园、学校、社会……圈子越来越大，但当一个人出现问题，就要回到家庭这个最初的小圈子里。

家庭关系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孩子身上可以表现为拒绝上学、多动症、无法安睡、吸毒……要拯救“困境中的孩子”，必须“解剖”这个家庭。

早期家庭治疗与战争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男性大量战死，女性住院，在医疗成员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家庭与医院结合起来，家庭引入医院的治疗中，协助医护人员完成治疗，结果效果很好。家庭治疗由此出现。真正家庭治疗的理念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在海湾战争等近代战争里，家庭治疗师就直接跟上，作为重要的心理治疗手段。

过去二三十年，因为注意到问题少年与问题家庭的纠缠，一群家庭治疗师开始走近问题少年的家庭，帮助解决“少年维特们”的烦恼。在中国，家庭治疗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在21世纪初，家庭治疗的专业人员培训在各省市如火如荼地开展。

当家庭出现问题，会给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

比如，“拒学”是一个普遍问题。家庭治疗师李菲菲报告了一个案例“不愿上学的孩子与过度纠缠的母亲”。

“一个逃学孩子的家里很可能有一个喜欢纠缠的家长，这个家长多数情况下是那个无助的母亲。”李菲菲注意到，一个无助的、被“冷落”的母亲，在父亲那里得不到足够的回应，就会把过多精力投到孩子身上，而“孝顺”的孩子为了陪伴和帮助母亲，就用不上学这种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向父亲申讨。

“孩子不上学，或者说学校恐惧症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情绪障碍，占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10%，也是心理专业人员在临床中遇到的较棘手的问题。”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医生孟馥认为，孩子长大其实是一个跟家庭、跟父母渐行渐远的离家过程。离家的本质是孩子心理上根本的独立，而家庭没有解决的冲突是孩子长大过程中的挑战和难题。孩子不上学的行为与家庭、父母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密切关联，帮助家庭解决这些未解决的冲突，才能帮助孩子走出困境、长大离家。

还有专家发现，相比门诊中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孩子，带他们来看病的家长更需要看病，这些家长本身有各种偏执、焦虑的表现。家庭治疗就推动参与父母的夫妻和亲子关系，恰能改善多动症儿童的行为问题。

另外，吸毒少年何尝不是对问题家庭的逃避。家庭治疗师就发现，成瘾行为其实是一种对亲密关系和自我概念的寻求，成瘾行为也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包括毒品成瘾。所以，对毒品成瘾的干预重点在于和原生家庭的重要抚养人　(通常是父母)　建立亲密关系，重新建立自我概念，中止孩子们自我伤害的内在需要。

在对I型糖尿病儿童、哮喘儿童、厌食症青少年等心身疾病家庭观察后，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孩子的家庭有4大特征：人际纠葛、过度保护、互动僵化、冲突无法解决。4个特征如果同时存在，产生的一连串家庭模式会助长儿童青少年个体出现身体症状。

但通常情况下，家长没意识到是自己出了问题！　台湾研究人员纪盈如报告了一个案例：一对彼此仇视的台湾父母带着两个分别被诊断为亚斯伯格与情绪适应不良的女儿前来求助。但治疗师在跟进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夫妻关系中充满了冲突与怨怼，他们不明白就读小学的两个女儿分别出状况，其实是夫妻自己出了问题。治疗师在20次治疗历程中，记录下这对夫妻如何从严重冲突转为冷静理智看待彼此、明白处理好彼此关系对解决孩子问题的贡献、愿意好好处理夫妻关系、最后看见孩子问题的转变。

华人家庭中，夫妻对孩子的重视总是胜过对彼此关系的重视。结果造成“困境中的孩子”，要拯救他们，必须先“解剖”“治疗”这个家庭。

其实，这与整个心理治疗理念一致。治疗师随着心理治疗深入，认识到某个人的心理问题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密切有关。

心理治疗研究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还发现，有时治好病人，可病人一回家就会复发，医生拿病人家属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因为他们是“正常人”。但他们真的正常吗？　事实并非如此。整个家庭才是真正的“病人”，而“被认定的病患”不过是家庭这个病人的一个“症状”而已。治疗上，当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针对整个家庭关系问题进行治疗。

新移民、跨国婚姻叠加重组家庭、留守儿童等新问题，社会转型期的家庭心理健康水平与抗韧力受到更多关注。

在奥克兰政府机构从事精神科工作的帕特里克负责亚裔病人跟进，他在与法院、学校合作，以及精神科的实际工作发现，中国移民家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社会融入问题和家庭内部的问题并存，大系统和小系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这个中国家庭治疗师工作中的大难题。

而在韩国，过去几十年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给家庭价值体系带来了显著变化，诸如家庭矛盾、不忠和离婚率增加。为此诞生了不少问题少年，需要家庭治疗师跟进。“家庭治疗师要认识到，促进离婚边缘或已离婚的夫妇成功和解的重要性。这可能是现代亚洲家庭动力最具挑战的方面之一。”一名韩国的家庭治疗师提到。

在台湾，问题少年来自婚姻关系里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台湾长荣大学社会工作系郑维瑄分享了他们正在推进的“少年中途学校”实验。

他们在台湾寻找了一处偏僻场所，收容一群“中辍”(快要退学)少年，主要是7-9年级的初中男生。这里有点像寄宿学校，这些孩子没有犯罪，不至于去少教所，但在辍学危险的边缘，属于“危机青少年”。这是台湾教育-收容的新模式。

“危机青少年家庭通常有多重问题，少年犯罪、成瘾、辍学。支持青少年工作一定要做家庭治疗，如果有正向的家庭关系可以抵抗外面很大的诱惑。”郑维瑄和同事们每次从台北驱车两小时到台南给这群少年和他们的家庭做治疗。她发现很多情况。

这些年，台湾有不少底阶层男士找不到媳妇，于是通过婚介所从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地区找对象。郑维瑄遇到的两个家庭里，一个是越南媳妇，一个是印尼媳妇。这些家庭好多还是重组家庭，父母都离异，各自带着孩子，组建新家庭后又孕育孩子。

更多家庭里，父母并不参与家庭。“有个家庭，一直是奶奶陪着来做家庭治疗，这个奶奶17岁结婚，爸爸也17岁结婚，这个问题孩子15岁了，我们担心，他会不会也17岁结婚。这个家庭第一次来治疗时，年轻的奶奶出席，我们很纳闷到底这是奶奶还是妈妈，奶奶也管不了这个孩子。”郑维瑄感慨：这些小孩普遍没有家的概念，他们工作的难度是：到底如何让他们回家。

重组家庭交织着文化差异、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冲突、家暴等。

一个家庭治疗师甚至记录到，一个重组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4个月时，母亲抱怨管不动自己的儿子了，带儿子看精神科，又经医生转介做家庭治疗。母亲渴望婚姻，尝试过好多次，继父则有些灰心。这个家庭的儿子曾当着继父、母亲、治疗师的面，哭喊：“再不离开　(三人同住)　这里，我担心我克制不了掐死他　(继父)　的冲动！”

杜亚松最新关注的是中国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近期，他要带着团队去中国的云南大山里。“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问题，许多留守儿童不仅没有跟父母共同生活，甚至爷爷奶奶也不在身边，他们与父母的同胞生活在一起，学习、交往方面都缺少被关注，孤独焦虑无法获得情感支撑。”这些留守儿童渴望心理上的关注。

实际上，治疗师常需要面对没有家庭、却需要进行家庭心理治疗的个体。这包括留守儿童、违法未成年人、在押犯罪人，家庭心理治疗对他们不应是奢望。在专家看来，家庭治疗发展到今天，理念有了新突破，这包括即使是和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会谈，只要以家庭治疗观点去看待他们的家庭问题，也可视为家庭治疗。

在上海浦东地区，对社会转型期下的家庭心理治疗干预已经在行动。

浦东新区作为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杰出作品，吸引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成为一代新上海人。浦东132万个家庭中，新上海人占比超过25%，远超新上海人在浦西14%的占比。

这些新上海人家庭也遭遇不少问题，包括：第一，多种地域文化的冲突焦点在一个家庭中集中体现。第二，多数家庭正遭遇家庭功能发展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钱上去了，心没跟上”的困扰。第三，贫困差距的拉大造成贫困家庭因缺少资源支撑系统导致家庭解体。

研究人员刘晏华分享到，针对这些问题，2011年-2015年浦东启动针对提高家庭心理健康水平的区级五年实事项目“和谐浦东，幸福我家”，覆盖浦东36个街镇、500万人口、132万个家庭。

五年的产出成果包括：1、创建政府搭建平台、社会组织主导、高校督导的三方联动项目运行模式。2、形成针对恢复家庭受损功能的“预防、发现、疏导、转介”联动机制。3、在社区内建立“社区心理督导员、社区心理疏导员、社区心理专业员”的三级队伍。

在家庭治疗师看来，跟问题少年走得越近，越强烈的体会是：一个家庭出问题不要紧，重要的是，让这些家庭意识到问题所在，并提供外部支持系统。

只重结果性评价的考试改革解决不了当下的教育问题

■夏智

当今的教育，不论硬件、软件、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素养，和过去相比，可能都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尤其是当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使学习者获得了充分的尊重，这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做到。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教学形势是历史上最好的。

但人们为什么对今天的教育有那么多抱怨呢?

其中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对今天的中高考选拔性考试的不满。

近三十多年来，我们试图通过各种形式去变革我们的考试制度和考试形式，但每一次改革后，依然解决不了中高考饱受诟病的局面。于是，社会骂考试，教育主管部门在骂声中寻求突围，围绕着考试大做文章，动用各种手段对考试进行无休无止地改革，可结果总是令人不满意。

考试没有错!

在现代教育中，失去考试检测，很难想象如何评价现代教育中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行为和学习行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关系中，检测和评价就是一种很重要的约束手段，我们都需要通过检测和评价完成人的行为的定位。

就学校教育来说，考试作为检测手段，其作用不仅仅是定位参与者的行为，它还可以发现教育者的行为偏差，使教育者改进和修正自己的教育行为，并为教育者修正和改进教育行为提供有力的参考数据。

同样，考试作为检测手段，也能为学习者提供行为修正和改进的参考数据，检测学习者在接受能力，创新能力，人格素养等方面和同伴相比存在的优势或不足。同时考试作为检测手段，还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好的可供学习的路径和学习方法，优化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考试还能检测学习者学习过程中能表现出来的将来生存需要的人格素养和思维能力存在的差异。

但，考试的这些功能，在我们的测试中，体现了吗?　可以准确地回答说，没有!

我们今天的考试，已经成为教师用来管理学生的手段———仅此而已。

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让考试变成用分数来给学生安排“座次”的唯一手段，分数成为我们衡量学生的唯一工具，它自然成为学生在校期间关注的重点。于是考试带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灾难：作弊，欺骗，甚至人格扭曲，进而是学习者走向社会后，人们慨叹这个世道太让人无语———在很多人身上，作为人的仅存的生存尊严，也失去了。他们无视他人的存在，不懂得谦让和对别人的尊重；无视规则和纪律，完全活在“自我”的世界中。

考试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一是，我们今天的考试，尤其是中高考，是“金字塔尖式”的选拔性考试，人们普遍认为，那些金字塔尖的人才是有能力，有素质的。

二是，我们的考试设计伊始，就是对学习者做结果性评价，只取你在结果端的表现，过程再优秀，也没有衡量的依据。

三是，中高考成为衡量学校办学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学校在中高考中学生的成绩没有达到一定“数值”，学校校长在办学上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校和老师们也会像落榜的考生。

冷静下来，我们会看到，“金字塔尖式”的选拔性考试带来的教育弊端，与我们这些年来给教育设计的路有密切关联。

这些年来，无论如何改革，教育依然是以“本我”为中心。学校，国家层面的考试和选拔，最终以“本我”在学习过程中，取得的考试成绩来确定。忽略了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忽略了受教育“个体”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关系是检测的背景，学习者成为“人”的要素就被扔到了一边，这是教育最大的悲哀，也是对教育最大的讽刺。

教育的真正出路在于对“本我”教育观念的突破，在于教育的设计者，能把学习者的需要和社会需要，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让每一个接收教育的人，能找到自己合理的接受教育的位置。

我们不能回避，在知识学习和能力形成上，学习者自然会表现出差异来，从他们介入学习伊始，这种差异就明显存在着。如果我们的教育只关注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考试，只用“金字塔尖式”的选拔性考试去测量学生的素养和能力，我们在教育上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作者为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初中语文教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