痔疮与绯闻催生了《忏悔录》？
痔疮与绯闻催生了《忏悔录》？
20世纪最经典的奥古斯丁传是彼得·布朗的名著《希波的奥古斯丁》，图为2013年推出的45周年纪念版书影。
痔疮与绯闻催生了《忏悔录》？
痔疮与绯闻催生了《忏悔录》？
夏洞奇
在古代史的领域中，史料的相对匮乏本来就是常态。在可以利用的证据相当有限的条件下，只有勇于另辟蹊径，对史料的解读才有可能推陈出新。福克斯由痔疮与绯闻而引出的推想，纵然只是一个动听的故事，仍然可以起到启发思维、质疑成见的作用。扪心自问，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考虑，我们是非要一心一意地坚持平庸的严谨，还是也愿意包容一下标新立异的勇敢呢？
牛津大学荣休教授福克斯与他最近出版的《奥古斯丁：从转变到忏悔》
奥古斯丁并没有在米兰的花园里“转变”。他结了婚，在受洗之后继续教授修辞学，最后还当上了罗马非洲行省的总督（Proconsul）。迦太基的某一天，家中高朋满座。他发挥自己擅长的修辞本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痛惜自己曾在青年时代踏上摩尼教的歧路，还解释了自己在“青椒”时代受不了坏学生的捣蛋，离开迦太基前往罗马城另谋高就的往事。他称赞自己的母亲做事一贯很有分寸，还顺便谈到出身低微的情妇总有一天会被抛弃。确实，在短命的马克西姆斯一度君临米兰的那时候，他还为这位篡位者写过一篇颂词，但这篇尴尬的文章是需要仔细推敲的。对于当朝的狄奥多西王朝的皇帝们，他是感恩戴德的。他还表白说自己对夫人的爱情海枯石烂。她是他从米兰迎娶回来的，虽然已经养育了四个儿女，依然还是妙龄少妇。最近有人胆敢造谣诽谤，胡说什么奥古斯丁勾搭了一位出身高贵的基督徒未亡人，简直是岂有此理！当然，从头到尾，他都向上帝的天命表达了感恩。
当然，本故事纯属虚构。这个与现代读者所熟悉的《忏悔录》故事截然不同的“奥古斯丁”，不过是牛津大学荣休教授福克斯在他最近出版的大作《奥古斯丁：从转变到忏悔》中假设出来的形象（RobinLaneFox,Augustine:ConversionstoConfessions.NewYork:BasicBooks,2015;以下简称《从转变到忏悔》）。
正如福克斯所说，从来没有任何异教徒写出过这样的祈祷文，古往今来也没有任何基督徒的作品能够与其媲美（p.7）。正因为如此，至少一百多年来，在奥古斯丁的一百余种传世著作中，《忏悔录》都是现代学者研究的最多的一种。对于罗马读者来说，要想通读奥古斯丁的全部著作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Possidius,VitaAugustini,18.9）；对于现代学者来说，要想读完关于《忏悔录》的研究文献也是不太可能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忏悔录》研究已经经历了三次高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哈纳克（VonHarnack）、阿尔法里克（ProsperAlfaric）等学者质疑了《忏悔录》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怀疑奥古斯丁在公元386年的米兰只不过是皈依了新柏拉图主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大学者库塞尔（PierreCourcelle）在奥古斯丁研究中发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语出奥唐奈[JamesO’Donnell]），断言奥古斯丁在386年所皈依的是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八十年代以来，“虚构派”与“真实派”进行了反复的交锋，使我们对于《忏悔录》的可信程度有了更平衡的认识。1992年，奥唐奈的《忏悔录》校勘评注本在牛津出版。该书系统地总结了以往的研究，堪称集大成者，成为此后的奥古斯丁学者的案头必备。经历一个世纪的跋涉，抵达这个学术高峰之后，《忏悔录》研究还能朝着哪个方向继续挺进，“更上一层楼”呢？
令人惊讶的是，最近七八年内，关于《忏悔录》这种早已经历过数以万遍的批判性阅读的古代著作，若干不容错过的新研究又接二连三地问世了。其中，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下三种。其一是多贝尔的《奥古斯丁的思想转变：从柏拉图主义到基督教的旅程》（BrianDobell,Augustine’sIntellectualConversion:TheJourneyfromPlatonismtoChristiani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多贝尔对《忏悔录》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文本细读，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史解读：该书卷七所叙述的其实不是奥古斯丁在米兰时期（约384年秋至386年夏）的思想变化，而是他从386年到395年的思想发展；因此，直到395年左右，他才摆脱了福提努斯（Photinus）的异端，真正在“思想上”皈依了基督教。
其二是贝东的《奥古斯丁的摩尼教悖论（第一卷）》（JasonDavidBeDuhn,Augustine’sManichaeanDilemma,I:ConversionandApostasy,373-388C.E.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10）。贝东所计划的三卷本大工程，其主题就是除了“天主教的奥古斯丁”，还有“摩尼教的奥古斯丁”。“三部曲”的第一卷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期”为限，其基本观点为奥古斯丁是摩尼教的“背教者”，他是在外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背叛摩尼教的；奥古斯丁把后来十年的思想发展注入了《忏悔录》的故事，因此真正的“转变”不在386年的米兰花园里，而是在此后的年月里。
第三种值得关注的就是福克斯的《从转变到忏悔》。作者自称，关于奥古斯丁的“短篇著作”已经够多了，犯不着再增加一种，因此他决定写一本“长篇著作”（pp.xi-xii）。《从转变到忏悔》的叙述“下限”是公元397年奥古斯丁动笔写作《忏悔录》，仅以他的前半生为限，篇幅却长达将近700页。20世纪最经典的奥古斯丁传是彼得·布朗的名著（PeterBrown,AugustineofHippo:ABiography）。该书相当完整地讲述了他的一生，但哪怕是在2000年的新版进行增补之后，其篇幅也不过500多页。
按照福克斯的自我设想，《从转变到忏悔》应当成为一部“传记性的交响乐”，其中的“第一乐章”以“转变”为主题，以“忏悔”为潜流；而“第二乐章”以“忏悔”为主题，以“转变”为潜流。此外，作者还安排了异教徒利巴尼乌斯（Libanius，安提阿的修辞家）与基督徒西奈西乌斯（Synesius，哲学家与主教）作为“变奏”（p.xii）。
具体而言，除了导论性质的2章，本书的主体部分一共分为6部41章。其中，第1部分讲述奥古斯丁从婴儿直到求学迦太基的时期；第2部分大体上对应于他的摩尼教阶段，直至第一次在罗马城的时期为止；第3部分详细分析他的米兰时期，也就是所谓“转变”的重头戏所在——以上三个部分，构成了以“转变”为中心的“第一乐章”。以“忏悔”为中心的“第二乐章”则包括：第4部分讲述在米兰郊外加西齐亚根的“赋闲”，在奥斯蒂亚与罗马城的逗留，直到重返北非老家之后的修道生活，约有5年；第5部分追溯奥古斯丁在希波被迫晋铎，成为司祭之后的5年里的主要事件；第6部分可以概括为“《忏悔录》的诞生”，包括他在写作该书前夕的圣经研究与神学著作，晋牧为辅理主教以来直接激发该书写作的各个事件，对其写作时间的推测，对于最后4卷之用意的简要解释，以“尾声”告终。
《从转变到忏悔》确实利用了“长篇著作”的条件，发挥了作者学识渊博、阅读广泛的知识优势，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参考资料。稍举数例。奥古斯丁在19岁时阅读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Hortensius），从此开始向往“不朽的智慧”，“开始起身归向你”（Conf.3.4.7）。福克斯利用了现代学者的辑佚工作，重构了西塞罗这一亡佚作品的基本观点，生动地展现了该书对于青年奥古斯丁的思想冲击（pp.82-85）。从迦太基来到罗马城之后，奥古斯丁深受所谓“学园派”（怀疑主义）的影响。福克斯特意指出，当时他所阅读的“学园派”著作很可能就是《荷尔顿西乌斯》的续篇、西塞罗的另一篇早已亡佚的对话录《卡图路斯》（Catulus）（p.173）。为了评估青年奥古斯丁对于摩尼教的了解程度，福克斯分析了他后来引用过的摩尼教著作，还参考了同时代的叙利亚文、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重构了他所掌握的摩尼教知识（pp.104-117）。对于奥古斯丁在米兰受洗的具体场景，《忏悔录》几乎不置一词，没有什么正面的描述。福克斯则依据安布罗斯（为奥古斯丁施洗的米兰主教）的著述和现代学者的研究，生动细致地描绘了相关的培训和洗礼的仪式（pp.347-352）。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
是，在叙述奥古斯丁在意大利时期的经历时，本书相当注意与政治史的变动结合起来。比如，马克西姆斯之乱造成的政局动荡，安布罗斯的政治活动与他发动群众抗拒太后的米兰教堂之争，在书中都已经变成了直接影响奥古斯丁人生轨迹的近距场景。
不过，也许是为了满足旁征博引的愉悦，《从转变到忏悔》的写作很少追求简练、清晰的效果。材料的选择也值得商榷。作为奥古斯丁或者说《忏悔录》的传记（p.8），对于那些和主人公发生过直接联系的人物，自然需要有所交代。问题是，福克斯所安排的两支“变奏”（异教徒文人利巴尼乌斯与基督徒文人西奈西乌斯的故事），都和主人公的“剧情线”没有直接的交集。他们的故事与其说是“伴奏”，不如说是“杂音”。拖沓、枝蔓的文风，会不会也是“长篇著作”的副作用呢？
对于“奥古斯丁的前半生”，《从转变到忏悔》做了近乎面面俱到的叙述。作为奥古斯丁研究的同行，笔者的阅读感受是：第1-2、4-5部分仅有个别亮点，总体上平稳有余，甚至略显枯燥；第3部分有深度也有锐度，可惜的是虽然观点鲜明，但叙述的成分过多，论证的工作偏少；最有作者个人风格，也最能启发思考的内容，大多集中于第6部分。直到读完最后这个部分，笔者才对本书在奥古斯丁学术史上的地位有了信心。可以说，这本书最大的“卖点”是在于“第二乐章”（即奥古斯丁如何走向《忏悔录》的写作），而不是“第一乐章”（即如何解释奥古斯丁的“转变”）。
仔细阅读，读者可以在这部大作中辨识出好几条时隐时现的线索。这几条线索在纵向上前后连缀，在横向上相互缠绕，共同支撑起了福克斯对于主人公“从转变到忏悔”的人生轨迹的解释。正因为如此，本书才不是一本流水账式的故事书，而是一次体系性地诠释奥古斯丁前半生的尝试。下面，笔者仅对其中几条比较明显的线索稍加梳理。
线索之一是，奥古斯丁其实是“穷人”。在福克斯笔下，他并不出身于富贵之家，家中仅有“几亩薄田”。由于父亲缺钱，无力支付学费，在16岁那一年他曾经辍学回家。福克斯认为奥古斯丁条件有限，在求学道路上必须依靠老家最大的富豪、“恩主”罗玛尼亚努斯（Romanianus）的支持。在回乡执教之初，也是罗玛尼亚努斯帮助了他。虽然有两条史料可以说明，他的母亲莫尼卡（Monnica）具有不宜低估的支付能力，但福克斯都不愿采信（p.76,303）。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奥古斯丁出身于“穷人”，这是西方奥古斯丁研究中一个相当传统的观点。布朗的传记也曾经接受这种看法，但他已经在2012年的新著《穿越针眼》中做出了相当程度的修正。可以说，福克斯仍然沿用了最传统的观点，对他的家庭出身做了“最小化”的定位。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成见将会直接影响到本书对于奥古斯丁之“转变”的解释。
线索之二是，奥古斯丁始终都是基督徒。福克斯认为，他从小就是基督徒（至少在名义上），谈不上什么从异教徒变为基督徒的故事（pp.45-46）；摩尼教自居为“终极的基督教”，因此青年奥古斯丁在加入摩尼教团体的时候，不仅不认为自己背弃了基督教，反而自以为是加入了真正的基督徒（pp.99-100）。
到此为止，福克斯的解说并没有脱出奥古斯丁研究的老生常谈；但对于接下来的米兰时期，他的观点就变得相当犀利了。在米兰，奥古斯丁所经历的思想危机并不是“信仰的危机”，而只是“理解的危机”，因为他曾经有过的“怀疑主义”从未延伸到圣经和基督身上（p.210,pp.190-191）。对于库塞尔所谓的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结合起来的“米兰圈子”，福克斯有些不以为然（pp.217-218）。他坚信，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变成“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没有在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前先皈依“新柏拉图主义”，更不是什么“秘密的柏拉图主义者”。理由在于，柏拉图派的著作只不过是加深了奥古斯丁对于圣经的理解——他不是在新柏拉图主义中找到了基督教，而是在基督教圣经中找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pp.254-255）。
米兰花园里的“转变”究竟性质若何，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生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奥古斯丁在“转变”之初最早完成的著作就是加西齐亚根“赋闲”时期写作的“对话录”，而它们含有相当明显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但在福克斯看来，这个表象是“对话录”的体裁与受众决定的，况且它们已经包含着相当明显的基督教思想了（pp.302-303,320）。另一个老问题是，《忏悔录》卷九中的“奥斯蒂亚异象”也被认为具有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而福克斯的理解是，奥古斯丁只不过是在事后以华丽的语言解释了他与母亲莫尼卡共同经历的神秘体验，这次体验的内核与结论都是基督教的，并不是什么新柏拉图主义（p.357）。
总之，摩尼教经历也好，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好，都动摇不了奥古斯丁始终不渝的基督教认同。按照这样的认识，他的“转变”，不过是在基督教的内部发生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位这一次彪炳基督教史册的著名“转变”呢？按照福克斯的理解，奥古斯丁的“转变”既不是皈依基督教，也不是接受洗礼。按照他的再定义，这一“转变”包含着“三个环环相扣的层次”：从修辞转向哲学，放弃“世俗野心”，弃绝性生活（p.262）。
其实，前二者都是指奥古斯丁放弃了米兰的公立修辞学教授职位。在福克斯看来，对于386年夏天的奥古斯丁来说，辞职其实是必然的：由于健康原因，当时他已经无法继续从事修辞学的教学了。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他为何没有先休养一段时间，在病愈之后重操旧业呢？在这里，“穷人”这条线索就为福克斯提供了方便：由于出身较低，一旦辞去公职，他就无法保住与富有的未婚妻的婚约，也很难再找到地位这么高的教席了（pp.263-268）。正因为一旦放弃就难以回到米兰的修辞学教授这个原点，奥古斯丁对“功名”的放弃才会变成不可逆的。
在解释“转变”的不同层次时，福克斯都非常强调身体层面的因素。性与健康，构成了第三条重要的线索。关于性的话题，在本书中是经常出现的，比如：侵犯儿童的可能性（pp.59-60），“私通”女奴的劣迹（p.63），淫秽的色情剧（p.72），在教堂里守夜时的约会（pp.75-76），避孕的手段（p.78），同性恋与同性性行为的可能性（pp.63-64,75,140,144），摩尼教“选民”的性丑闻与他们内部的淫秽勾当（pp.124-125,155,540-505），送给有夫之妇的暧昧礼物（pp.502-505），神职人员与修女的丑闻（pp.516-517），等等。
更重要的是，病痛被视为推动奥古斯丁之“转变”的直接原因，而对性的弃绝被理解成了矛盾的焦点。既然基督教信仰早已确立，既然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不过如此，“思想的转变”就无法被理解为“转变”的核心了。按照福克斯的解读，胸痛与失声是迫使奥古斯丁辞职的直接原因，而婚姻的流产会成为丧失教职的连带后果（pp.263-268）。这样，他的症结就变成了要不要放弃性生活（p.272）。正因为如此，米兰老神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Simplicianus）所讲述的励志故事虽然感人肺腑，却没有抓住要害，解决不了他的两难（pp.274-276）。与其相比，做官的老乡蓬提齐亚努斯（Ponticianus）无心带来的特里尔官员的故事，恰恰谈到了对性生活与未婚妻的放弃，因此效果出人意料（pp.278-281）。紧接着，在米兰的那个花园里，保罗的《罗马书》第13章被心潮澎湃的奥古斯丁奉若神谕，最后激励他下定了“转变”的决心。而《忏悔录》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也是刻意地从弃绝性欲的角度展开的（pp.286-287,290-291）。在福克斯看来，假若没有蓬提齐亚努斯的来访与阅读保罗书信这些偶然的巧合，奥古斯丁就很有可能继续和情妇一起生活，歇息数月之后又重操旧业。正因为如此，对于“另一位奥古斯丁”的假想，就并不显得突兀了（pp.292-293）。
更有意思的是，福克斯不仅从健康与性的角度解释了奥古斯丁的“转变”，还以类似的视角解释了他写作《忏悔录》的直接原因。《忏悔录》的写作，与他在396年的神学发展（在《致西姆普利齐亚努斯书》中提出的关于上帝恩典与自由意志的新思想）并没有直接联系：奥古斯丁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失落的未来”（语出布朗的奥古斯丁传第15章的标题），没有发生过“第二次转变”，他的神学也没有发生过“绝对的断裂”（pp.491-500,519）。类似地，福克斯主要不是从内在思想的角度，而是从外部事件的角度来解释《忏悔录》的诞生。
首先，奥古斯丁晋牧为希波辅理主教的时间被推迟到了396年的夏天（而传统观点认为是在395年）（p.501）。他的晋牧，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教会法，而且受到了努米底亚首席主教梅加利乌斯（MegaliusofCalama）的强烈反对。这位主教写了一封信，怀疑奥古斯丁其实是潜入天主教会内部的摩尼教“地下党”，还指出他自称的米兰洗礼口说无凭（无独有偶，贝东也十分关心这封“举报信”，早在2009年就发表过一篇研究这封信的长篇论文，认为《忏悔录》其实就是对于这封信的回答）。面对这方面的指控，奥古斯丁很可能是以公开诅咒摩尼的方式做出了足够的交代。但除此之外，梅加利乌斯还提出了另一项指控：据说奥古斯丁给某位有夫之妇送去了一件可疑的礼物。有人认为这件传说中的礼物是一种春药，但福克斯赞同库塞尔的推测，认为它被说成了摩尼教“选民”掺入爱液加工出来的面包，而且这只麻烦的面包就是奥古斯丁送给诺拉的保利努斯两口子的（PaulinusofNola是地位极高的元老贵族，最近也经历了“转变”，放弃了巨额的财富，因而轰动罗马）（pp.501-505）。福克斯推测，396年夏秋之交，奥古斯丁终于在一次出差的路上获知了诽谤的全部内容（p.509）。
接着，到了397年2月前后，奥古斯丁得了一次严重的痔疮和肛裂（很可能是长期节食造成的），身心两方面都极为痛苦，因此向上帝祈祷就成了最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在
病榻上动弹不得的时候，他又想起了恶毒的诽谤对自己造成的深深伤害，还想到了保利努斯鼓励他们写出“转变”经历的建议。就这样，他开始了《忏悔录》的回忆，“基督教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祈祷”就如此喷涌而出了(pp.519-520)。
进而，福克斯还否定了“长期写作论”(4年至6年写完)的主流观点(pp.522-524)，认为奥古斯丁的写作速度不容低估：第一，他接受过长期的注重培养口头创作能力的训练;第二，当时他正在病中，可以心无旁骛地连续创作;第三，他还可以采取全程口授的方式。按照福克斯的“快速写作论”，《忏悔录》的写作周期有可能短至3至6个星期(比如从397年的2月中旬到3月下旬)。按这个速度估计，《忏悔录》就有可能就是在397年的四旬斋期间创作的，到复活节前夕已经写完(pp.532-537)。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么《忏悔录》正好是在奥古斯丁受洗十周年之际写成的;而当年给他施洗的米兰主教安布罗斯，也几乎就在同时安息主怀(p.553)。
尽管如此，并不能说这部巨著的诞生纯属偶然。福克斯认为，《忏悔录》“不是与奥古斯丁之过去的突然断裂”，“不是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与人的观点发生突变的产物”，而是“演进”中生成的，其根源可以追溯至以往的11年，尤其是从晋铎司祭到晋牧主教之间的这5年(p.159,7)。到397年年初，《忏悔录》的很多“建筑构件”已经就绪，缺少的只是直接的“推动”(impulse)或者说“提示”(prompt)了(pp.518-519)。换言之，《忏悔录》是“酝酿已久的祈祷”，但某些事件起到了“触发”的作用(p.7)。福克斯主张，对于《忏悔录》的“提示”就是397年年初的痔疮以及396年的绯闻;但这部经典并不能被简单归约为触发了它的“提示”，因为其“动力”远远超出了为病痛分散注意力或者应付当前诽谤的需要(p.522)。
在立场上，福克斯的《从转变到忏悔》与贝东的《摩尼教悖论》是大相径庭的：前者致力于捍卫“基督教的奥古斯丁”，而后者千方百计地论证了“摩尼教的奥古斯丁”。说的幽默一些，前者是“八卦的正统”，而后者是“严肃的异端”。尽管如此，在研究方法上，这两种新著却颇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强调了外部事件对于奥古斯丁的直接影响，同时低估了他的思想变化的剧烈程度。很有可能，二者都在提示我们，奥古斯丁研究的新动向已经出现，注重“事件考证”的“政治史”路向正在对围绕着“观念”做文章的“思想史”路向提出挑战。
如果说“思想史”很有可能走上“过度诠释”的歪路，那么“政治史”最大的危险就是在证据不足时过度推理。《从转变到忏悔》同样逃避不了这种危险。假若我们愿意接受福克斯讲述的精彩故事，那么他就实现了对于《忏悔录》之写作时间与前因后果的史上最精确的考证。这样的成就足以成为奥古斯丁研究史上的又一路标。但是，福克斯的解说与其说是丝丝入扣的严密论证，不如说是一环套一环的“大胆假设”。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他的演绎过程中，有很多环节都是高度假设性的，或者说只是或然性的推测。
举例来说：年轻的神父是靠什么办法成功地击退了资深的主教?教会根据这封“举报信”实施调查时，难道会对可疑的绯闻置若罔闻?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奥古斯丁难道尚未知悉这项严重的指控?他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下获知“举报信”的全部内容的?传说中的礼物，究竟是不是所谓的“摩尼教徒的面包”?这个诽谤的原型，究竟是不是源于奥古斯丁送给保利努斯夫妇的面包?保利努斯究竟有没有听信谣言，一度断绝与奥古斯丁的往来?疑问更大的是，在病痛的困扰下，奥古斯丁是否还能文思泉涌，出口(口授)成章?《忏悔录》的创作究竟是不是在短期之内一气呵成的?他究竟能不能赶在当年复活节前夕就迅速写完?如果说上述问题都很难定论，那么福克斯为了叙述《忏悔录》的诞生而构建出来的整个事件序列，会不会只是一个动听的故事?
尽管如此，故事只要足够动听，就仍有可能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如何，基于史料细读的合理推测，与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判若云泥;或可成立的学术假设，与不值一哂的无稽之谈亦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在古代史的领域中，史料的相对匮乏本来就是常态。在可以利用的证据相当有限的条件下，只有勇于另辟蹊径，对史料的解读才有可能推陈出新。福克斯由痔疮与绯闻而引出的推想，纵然只是一个动听的故事，仍然可以起到启发思维、质疑成见的作用。扪心自问，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考虑，我们是非要一心一意地坚持平庸的严谨，还是也愿意包容一下标新立异的勇敢呢?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