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元好问的大节
《元好问传》
朱东润著
陈尚君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尚君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琼瑶小说中流传最广的名句，其实出自金元间大文学家元好问笔下，仅“人”字为琼瑶所加，并将上句“人间”改“世间”，以适合现代人理解。
这首词习称《雁丘辞》，词牌《摸鱼儿》，有序云：“乙丑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这一年是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元好问十六岁，在往太原应试的路上，遇到猎户杀一雁，另一雁虽已逃脱，仍悲鸣不肯离开，竟投地自杀。雁之重情，感动了这位天才少年，乃买下双雁，郑重礼葬，作词颂之，一时和者甚多，今仍可见他的友人李仁卿和作，有“雁双双正飞汾水，回头生死殊路。天长地久相思债，何似眼前俱去”之句。
然而，元好问不幸处在天崩地坏的动荡年代，蒙古铁骑消灭金王朝的战争延续十多年，中原民众遭屠戮流离，生死惨痛，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元好问写下大量丧乱诗，叙述自己的经历，写下一个时代的痛苦。他在内乡、镇平任上，写《岐阳三首》，咏蒙古攻陷凤翔战事。朱东润先生说：“好问诸诗,以七律为最高，七律诸诗,又以《岐阳三首》为最高。在这三首之中,充满了情感。悲愤、惋惜、怀念、怅恨，各种各样的情绪,而又音调铿锵,居全集之首,真是自有七律以来，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时还身处战事以外。次年入京为官，亲历蒙古进入汴京后的掳掠与屠杀，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续小娘歌十首》，录二首：“竹溪梅坞静无尘,二月江南烟雨春。伤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见人。”“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写出蒙古军将汴京城中宝物车运船载而北，中原千里荆榛，白骨纵横，三百年涵养的文明，就如同这些“楚楚儿郎小小娘”一样，驱赶到沙漠换取牛羊。时代之惨烈，超过了曹操笔下的汉末，杜甫亲见的安史叛乱，以及韩偓所经历的唐末战火。元好问记录下时代的惨酷，成就自己的不朽。
朱东润先生一生从事传记文学写作，用英国传记文学手法，揭示中国历史上不朽人物的生命历程和作品寄寓，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路。将近九十岁时，选定元好问为最后一部传记的传主。详尽阅读元好问的所有著作，阅读元氏同时代的作品以及史书后，在九十一周岁前夕，完成写作。先生九十岁有诗咏怀：“经行带索有遗篇，九十衰翁剧可怜。我与荣公同一瞬，尚思为国献残年。”这种精神值得永远记取。
记得1986年左右，与先生曾有过长谈。先生说根据以往的一般认识，选择元好问，很充分地阅读了元的文集和同时史料后，对元氏在金亡前后的从政为人，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并不全如前人所述为金源文宗，大节凛然，而是奔走南北，节义有亏。师前此所写传记人物，包括张居正、王守仁、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等，都是忠烬谋国、大节明朗的人物，先生作传记表彰他们的功名事业，激励民族正气。元好问与他们显然有所不同。先生说，九十岁年纪，没有精力更换传主，重新阅读文献。元好问先世出自鲜卑，虽高度汉化，正也不必以汉民族正统立场对他提出要求。前此写了许多人物，最后一位有些变化，也还是好事。
这里说到的大节，是宋明以来士人反复强调的人生选择，所谓忠于国，恤于民，孝于亲，信于友，皆是，大则为三纲五常，小则为仁义礼智信，即文天祥《正气歌》始终萦绕于中怀而不能轻忘者。先生对元好问的批评，集矢于他一生中的三件大事。
一是为崔立树功德碑。蒙古围金都汴京势急，金哀宗出奔，西面元帅崔立杀诸权臣，向蒙古投降, 群小附和,请为崔建功德碑。先请王若虚，若虚自分必死,仍拒绝。后找来有文名的太学生刘祁，写成初稿，再请元好问大幅修改润饰，方得定稿。此后崔立败亡，元对此讳莫如深，坚决否认，但刘祁晚年著《归潜志》，详记草碑始末。先生说：“从刘祁和遗山两篇作品相比,他们之间是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刘祁并不讳言自己也参与其事;遗山则竭力洗刷,正因遗山亟于洗刷,愈觉刘祁的可信。从另一方面言之,遗山有《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顺天万户张公第二碑》，能为严实、张柔作碑,当然也不难于为崔立作碑,因为从大义讲,三人都为蒙古前驱,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二是蒙古包围汴京之际，元好问上书蒙古宰相耶律楚材，歌颂其可当古之名相，并罗列“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数十人，建议楚材“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向敌酋推荐今后可用人才。先生说，元好问“斋戒沐浴,献书敌人的头子,歌颂他的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不但他自己如此做了,还要拉上一大批人,希望敌人主盟吾道,乐得贤才而教育之。在读到这篇对于中书相公阁下的作品以后,只感觉得是在发昏，莫非我是在头脑发昏，竟把《续小娘歌》和给中书相公阁下的献书作为一个作者的作品?莫非是有两个元好问,一个是同情人民,把吃苦受罪的人民认定是自己的血亲骨肉,一个是厚颜无耻,把满手血腥的敌人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假若这就是文学,那么文学还有什么可以提出的价值呢?”
三是金亡以后，今人都赞赏元好问为保存金源文献做了可贵努力，先生则发现元在编管聊城后，依附割据者严实而得到照顾。先生特别注意到，在十三世纪前半期蒙古、女真及南宋的角逐中，山东出现四位强者，即杨安、李全、严实、张柔。前二人败亡后，严、张坐大，反复无常，残虐是逞，但元好问极力为二人唱赞歌。对《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朱先生认为：“好问对于严实的歌颂，是作出最大努力的，但是要从民族立场上看，是不无遗憾的。”又说：“他对于严实、张柔这批朝秦暮楚,终于为蒙古屠戮中原人民的将士,周旋往来,尽情歌颂,已经是难于理解，及至《洛阳》这首诗，欲就天公问翻覆，那就更无从索解。假如天也发问，遗山的反复，居心何在，那又怎样作答呢？”又说：“及至蒙古南来，不但对耶律楚材卑躬屈膝，即对于严实、张柔亦复歌颂备至。文人之为世所轻，正文人之所以自取，不能不令人为之三叹。”这些都是很严厉的批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生当乱世，存活为难。先生反对以今人之立场来评说古人，但对古人之失德，也认为无避隐之必要。这是他写作传记的基本立场，且得以贯彻始终。
朱先生著《元好问传》，与他前撰各传一样，将元好问生前身后各百年间之大时代写出，并将元之一生行迹与文学建树写出，将他的委曲附从也不作掩饰，是当代人物传记中的佳作。此书1999年曾有整理本，由东方出版中心收入《朱东润传记全集》出版，稍有删节。本次由我整理，全部依据原稿，另找到一些未经装订的散稿，新增逾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赶在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出版，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