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元好问的大节

2016-12-05信息快讯网

【书人茶话】元好问的大节-信息快讯网

 

《元好问传》

 

朱东润著

 

陈尚君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尚君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琼瑶小说中流传最广的名句,其实出自金元间大文学家元好问笔下,仅“人”字为琼瑶所加,并将上句“人间”改“世间”,以适合现代人理解。

这首词习称《雁丘辞》,词牌《摸鱼儿》,有序云:“乙丑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这一年是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元好问十六岁,在往太原应试的路上,遇到猎户杀一雁,另一雁虽已逃脱,仍悲鸣不肯离开,竟投地自杀。雁之重情,感动了这位天才少年,乃买下双雁,郑重礼葬,作词颂之,一时和者甚多,今仍可见他的友人李仁卿和作,有“雁双双正飞汾水,回头生死殊路。天长地久相思债,何似眼前俱去”之句。

然而,元好问不幸处在天崩地坏的动荡年代,蒙古铁骑消灭金王朝的战争延续十多年,中原民众遭屠戮流离,生死惨痛,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元好问写下大量丧乱诗,叙述自己的经历,写下一个时代的痛苦。他在内乡、镇平任上,写《岐阳三首》,咏蒙古攻陷凤翔战事。朱东润先生说:“好问诸诗,以七律为最高,七律诸诗,又以《岐阳三首》为最高。在这三首之中,充满了情感。悲愤、惋惜、怀念、怅恨,各种各样的情绪,而又音调铿锵,居全集之首,真是自有七律以来,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时还身处战事以外。次年入京为官,亲历蒙古进入汴京后的掳掠与屠杀,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续小娘歌十首》,录二首:“竹溪梅坞静无尘,二月江南烟雨春。伤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见人。”“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写出蒙古军将汴京城中宝物车运船载而北,中原千里荆榛,白骨纵横,三百年涵养的文明,就如同这些“楚楚儿郎小小娘”一样,驱赶到沙漠换取牛羊。时代之惨烈,超过了曹操笔下的汉末,杜甫亲见的安史叛乱,以及韩偓所经历的唐末战火。元好问记录下时代的惨酷,成就自己的不朽。

朱东润先生一生从事传记文学写作,用英国传记文学手法,揭示中国历史上不朽人物的生命历程和作品寄寓,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路。将近九十岁时,选定元好问为最后一部传记的传主。详尽阅读元好问的所有著作,阅读元氏同时代的作品以及史书后,在九十一周岁前夕,完成写作。先生九十岁有诗咏怀:“经行带索有遗篇,九十衰翁剧可怜。我与荣公同一瞬,尚思为国献残年。”这种精神值得永远记取。

记得1986年左右,与先生曾有过长谈。先生说根据以往的一般认识,选择元好问,很充分地阅读了元的文集和同时史料后,对元氏在金亡前后的从政为人,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并不全如前人所述为金源文宗,大节凛然,而是奔走南北,节义有亏。师前此所写传记人物,包括张居正、王守仁、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等,都是忠烬谋国、大节明朗的人物,先生作传记表彰他们的功名事业,激励民族正气。元好问与他们显然有所不同。先生说,九十岁年纪,没有精力更换传主,重新阅读文献。元好问先世出自鲜卑,虽高度汉化,正也不必以汉民族正统立场对他提出要求。前此写了许多人物,最后一位有些变化,也还是好事。

这里说到的大节,是宋明以来士人反复强调的人生选择,所谓忠于国,恤于民,孝于亲,信于友,皆是,大则为三纲五常,小则为仁义礼智信,即文天祥《正气歌》始终萦绕于中怀而不能轻忘者。先生对元好问的批评,集矢于他一生中的三件大事。

一是为崔立树功德碑。蒙古围金都汴京势急,金哀宗出奔,西面元帅崔立杀诸权臣,向蒙古投降, 群小附和,请为崔建功德碑。先请王若虚,若虚自分必死,仍拒绝。后找来有文名的太学生刘祁,写成初稿,再请元好问大幅修改润饰,方得定稿。此后崔立败亡,元对此讳莫如深,坚决否认,但刘祁晚年著《归潜志》,详记草碑始末。先生说:“从刘祁和遗山两篇作品相比,他们之间是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刘祁并不讳言自己也参与其事;遗山则竭力洗刷,正因遗山亟于洗刷,愈觉刘祁的可信。从另一方面言之,遗山有《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顺天万户张公第二碑》,能为严实、张柔作碑,当然也不难于为崔立作碑,因为从大义讲,三人都为蒙古前驱,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二是蒙古包围汴京之际,元好问上书蒙古宰相耶律楚材,歌颂其可当古之名相,并罗列“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数十人,建议楚材“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向敌酋推荐今后可用人才。先生说,元好问“斋戒沐浴,献书敌人的头子,歌颂他的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不但他自己如此做了,还要拉上一大批人,希望敌人主盟吾道,乐得贤才而教育之。在读到这篇对于中书相公阁下的作品以后,只感觉得是在发昏,莫非我是在头脑发昏,竟把《续小娘歌》和给中书相公阁下的献书作为一个作者的作品?莫非是有两个元好问,一个是同情人民,把吃苦受罪的人民认定是自己的血亲骨肉,一个是厚颜无耻,把满手血腥的敌人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假若这就是文学,那么文学还有什么可以提出的价值呢?”

三是金亡以后,今人都赞赏元好问为保存金源文献做了可贵努力,先生则发现元在编管聊城后,依附割据者严实而得到照顾。先生特别注意到,在十三世纪前半期蒙古、女真及南宋的角逐中,山东出现四位强者,即杨安、李全、严实、张柔。前二人败亡后,严、张坐大,反复无常,残虐是逞,但元好问极力为二人唱赞歌。对《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朱先生认为:“好问对于严实的歌颂,是作出最大努力的,但是要从民族立场上看,是不无遗憾的。”又说:“他对于严实、张柔这批朝秦暮楚,终于为蒙古屠戮中原人民的将士,周旋往来,尽情歌颂,已经是难于理解,及至《洛阳》这首诗,欲就天公问翻覆,那就更无从索解。假如天也发问,遗山的反复,居心何在,那又怎样作答呢?”又说:“及至蒙古南来,不但对耶律楚材卑躬屈膝,即对于严实、张柔亦复歌颂备至。文人之为世所轻,正文人之所以自取,不能不令人为之三叹。”这些都是很严厉的批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生当乱世,存活为难。先生反对以今人之立场来评说古人,但对古人之失德,也认为无避隐之必要。这是他写作传记的基本立场,且得以贯彻始终。

朱先生著《元好问传》,与他前撰各传一样,将元好问生前身后各百年间之大时代写出,并将元之一生行迹与文学建树写出,将他的委曲附从也不作掩饰,是当代人物传记中的佳作。此书1999年曾有整理本,由东方出版中心收入《朱东润传记全集》出版,稍有删节。本次由我整理,全部依据原稿,另找到一些未经装订的散稿,新增逾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赶在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出版,以为纪念。

©2014-2024 dbsq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