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以四重证据法重述“神话中国”

中国文学人类学会会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上海交大叶舒宪教授在学术年会上介绍研究新成果。

2016年7月，中国文学人类学会组织第十次玉石之路考察，在甘肃武山采集到墨色及墨绿色蛇纹石玉料。

红山文化出土的C字玉龙呈玄色与黄色，距今五千年。

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器呈墨绿(玄)色与黄色，距今八千年。

■读书周报记者 薛伟平

龙，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神话中的动物，现实中谁也没见过，可是，《周易》却说“龙血玄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史记》记载“鸿门宴”中充满必杀之气的一个重要场景，可是，刘邦却得以脱身，最终成就汉代霸业。

难道古人真的见过玄黄色的龙血？难道真的因为樊哙“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拼命状，项羽就胆怯而放过了刘邦？

两个“典故”，两个问题，看似浑无关联。然而，如果将其置于华夏玉石神话信仰的“大传统”中，加上司马迁一笔带过的刘邦赴宴时献给项羽一对白玉璧的信息，答案不言自明。甚至，更多的神话得到了“证实”。

这些，只是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纷纷呈献的近年来“神话中国”研究新成果之一。

几个概念及其关系的简介

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前，首先介绍文学人类学与神话学的关系。

文学人类学是中国文学学科与文化人类学交叉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得到很大发展，其起源期就是以译介和应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标志。这一派学者当年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希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中寻求突破学术封闭的方法和研究领域，他们“对人类学知识与文学研究的最佳结合点———神话学做了点面结合的示范性阐说；结合神话学传播中国的过程，论述和总结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本土化实践经验”。

因此，神话学从一开始就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其本土的现代学术渊源可追溯到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和闻一多的《神话与诗》

其次简介文学人类学有关大小传统的新理论建构。

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性具体情况”等特点，叶舒宪教授等专家为这一对来源于西方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做出颠覆性的本土化“再造”：“将由汉字记录的传统叫做小传统，把先于汉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从历史角度判断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有一个容易辨识的基本分界，那就是汉字书写系统的有无。”

文学人类学派之所以要倡导再造后的大、小传统的观念，因为华夏文明有自己的一套早于文字数千年的符号系统———玉礼器符号。相关的神话知识少部分以文字记录形式保留在先秦礼书和典籍中，而大部分则被汉字书写遗漏掉了，久已淹没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文化大传统之中，等待后人的再发现和再认识。

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　简单讲，大传统与小传统，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或者说是原生与派生的关系。反过来讲，小传统之于大传统，是取代、遮蔽与被取代、被遮蔽的关系。后起的小传统倚重文字符号，这就必然对无文字的大传统造成遮蔽。

比如，生活在文字编码的小传统中的人，就很不容易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一般无法洞悉大传统的奥妙。中国学术传统以经学为圭臬，往昔的钻研学问者被文字牵着走，只知道从文献中去寻找知识和传统，所谓“皓首穷经”，久而久之形成了唯文本马首是瞻的习惯定式，以及书本主义的崇拜倾向，无法在书本知识的铁牢之外洞见其他天地。古人将此喻为“人生识字糊涂始”。

然而，文学人类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方式，打开了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也可以当作一部大书来看和读。更有利的学术变革契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给出的前所未有的深度知识。

“其实，古代先哲就非常重视大传统。”叶舒宪举例说，《论语》中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语道出原始儒家知识观轻视小传统而牵挂大传统的初衷。孔子本人“述而不作”和“文献不足征”，更是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在两个传统之间的偏爱和选择。《论语》充满“子曰诗云”，却无“子写子著”，清楚地显现出儒家思想的发生与基于口头文化的大传统息息相关。《史记》开篇讲述“五帝本纪”，这部分的传说时代历史，原是孔孟等儒家圣人所不讲的。贵为皇家史官的司马迁，却能超出官方记录小天地，到民间口碑传说的大天地中采集更加古老的素材。《五帝本纪》堪称在小传统中抢救和保存下来的大传统的消息。

从司马迁的经验可看出，对于以“读万卷书”为荣的中国知识人来说，“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知识观限制，多少能洞悉小传统之前的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归纳，当代学人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叫做“第三重证据”。包括从《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中的解说文字的民间智慧方式，到郭璞、郦道元、冯梦龙、蒲松龄和徐霞客等人的民间口碑采集。

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及其意义

在神话学研究领域，文学人类学派近年提出了“N级编码论”，即运用历史性的动态视野去看待文化文本的生成，将文物与图像构成的大传统编码视作一级编码，将象形字汉字的小传统萌发视作二级编码，早期用汉字书写而成的文本经典则被视作三级编码，古代经典时代之后至今，以及未来无法穷尽的所有文本写作，无非都是再编码，统称N级编码。“在大传统视域内，N级编码中越古老的编码，越接近文化基因和文明发生的编码，其能级越大，分蘖力越强。”

N级编码理论的提出，使得我国文学人类学的文化原型探索，与流行于西方学界的原型批评方法有了明显的区别：中国文学人类学一派的原型研究深度，并不止步于相当于希腊罗马神话的早期华夏神话故事，而是凸显大传统新知识观的优势，穿越文字和文本的限制，深入到无文字的史前文化深远脉络之中。如今的认识是：文化传统的一切能算得上原编码的东西，都是在大传统之中孕育和发生的。文字小传统因为产生得晚，只能是文化的流，而绝非源头。那种把文字视为开天辟地的神物，希望通过文字而穷尽天地鬼神的想法，如中国自古流传的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神话所表现的，过于天真了。由此导致的文字崇拜和书写中心主义情结，在华夏的传统中已统治了两三千年，至今依然主宰着整个教育体系。不过，如今总算到了彻底颠覆和扭转局面的时候。文学人类学一派近年来讨论的当代学术“人类学转向”的命题，就是希望能发挥跨学科研究潮流中的某种学术引领作用。

近几年创新并探索应用的四重证据法，就是文学人类学派倡导的独门方法论，它融合多学科知识，试图将文学表现中的真实与虚构加以适当区分，尽量找出能够得到相对的科学证明的东西，而不总是让文学文本停留在诗无达诂的主观随意性接受状态。比如，《山海经》　记录我国有二百处产玉的山河。两千多年来没有人当真，文学人类学派展开十一次玉石之路调研和采样活动，总行程三万多公里，覆盖中西部八省区，为的就是求证远古中国为什么崇拜玉石并积累下极为丰富多样的玉文化知识，孕育出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杰作《石头记》(《红楼梦》)，让男女主人公都叫“玉”。

所谓四重证据法，简言之，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甲骨文金文和竹简石刻等)，三重证据指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等民间活态文化，四重证据则指文物和图像。它们彼此之间的参照、互证与检验、辨伪效果，称为“证据间性”，能起到去伪存真的法庭审判效果，也足以突破传统国学单纯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限，建构出一种多视角的立体性

文化文本，找回因文字记载的疏漏而失落的历史文化信息。

口传与非遗作为文化大传统遗留至今的第三重证据，其证明的意义何在？　中国境内的多民族文学大多不依赖文字，而是通过民间口耳间的传播遗留至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我们建构立体的文化文本的第三重证据，其最大优势就是以活态文化的形式，展开古今情境之间的对话，形成古今相互阐发的认知效果。古代官方礼仪中失传的内容，可按照礼失而求诸野的方式在当代边缘地区的族群社会中看到。五十六个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能“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充分展现以往完全不知道的中国文化多样性存在。这个原理，充分体现在影视人类学的代表作中，那就是近年来红遍大江南北和雪域高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叶舒宪举了两个例子，黄帝铸鼎而升天的神话与大禹获得天赐玄圭神话，分别记录在古籍中，一直真伪莫辨。通过四重证据法，却能进行检验和辨伪。神话学专家依靠考古发掘的青铜鼎的年代基本为殷商时期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五千年前后的中原地区根本没有冶金铸造器物的条件。据此断定，黄帝铸鼎说为后人文学虚构的产物，或为子虚乌有的创作。而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黑色玉圭，如今已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不只一件，这说明夏禹时代以深色玉圭为天命神物的信仰是真实存在的。禹得天赐玄圭说，可以得到第四重证据的实物说明。

这两个例子表明，第四重证据能助今人找回先秦儒家格物致知的体认传统之真相。

从“龙血玄黄”到鸿门宴的“解码”

“龙血玄黄”，出自于《周易·坤卦》。已有的研究发现，华夏最早的龙神话不是由汉字记录的，而是由玉石雕刻造型加以表现的。目前所知五千年前的玉龙，有国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的红山文化文物———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C字龙。类似的出土玉龙，还有黄古屯的一件。既然五千年前的先民用玉雕龙，这就使得龙的颜色问题变成玉色问题。这两件C字龙恰恰呈现为对立的两种颜色：玄龙与黄龙。再往上追溯，兴隆洼文化玉器距今八千年，其基本玉色仍然是墨绿色(玄)与黄色两种。

叶舒宪说，玄与黄是古汉语中两种颜色的专名，在华夏文明上古时期的书面叙事中具有原型性意义，成为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的原编码，即能不断派生出新叙事的基型，他称之为“玄黄二元结构的叙事语法”。玄黄二元叙事还突出体现在有关华夏共祖黄帝的命名和叙事中。

研读《黄帝四经》关于力黑为黄帝师的内容可发现几条线索，首先，在华夏上古文明中，玄黄与黑白，是两对来源于史前文化大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颜色符号编码模型。相对而言，在太极图的黑白二元色图式模型流行于世之前，是玄黄二元色图式模型演绎着一种更为悠久的文化编码传统。玄，可代表深色调，是华夏先民目睹到的天之颜色的概括表达，特别是夜空之色(现代汉语仍说“天黑”)；黄，则可代表浅色调，是黄河流域的黄土地之本色。华夏共祖黄帝，也就是对华夏农业社会赖以生存的黄土地的人格化。

其次，黄与玄即黄色与黑色之间，浅色与深色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对应关系。比如，黄帝居然能清晰地提示出一整套划分为阴阳二元的宇宙万物变化原理，或可称为中国式的二元论神话哲学原理。所谓的阴阳刚柔之理，包括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关系：德与刑，牝与牡，地与天，晦与明，静与作(动)，善与恶，黑与白，等等。

其三，黄帝还有一位女性导师，称作“玄女”或“素女”。素色即白色，与黑色形成二元对立。可见玄女的置换表达就是素女。在中国文学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女导师启蒙男主人公，形成数千年传承不衰的二元叙事模式传统：从启蒙黄帝的素女或玄女，到指导周穆王的西王母，再到启蒙楚怀王的巫山神女瑶姬，一直到《水浒传》中指点宋江的九天玄女，《红楼梦》中启蒙贾宝玉的警幻仙姑。

玄女又叫元女，更流行的叫法是把玄女的神秘出处“九天”也点出来，称为“九天玄女”。这位神秘的女导师就这样一直到明代小说《水浒传》的作者那里，仍发挥着启蒙男主人公宋江，赐予天书的玄妙职能。

九天玄女貌若天仙，且法力无边，掌握着神秘的天命信息，通过天书、秘笈或符箓、法宝等，实现人神沟通，发蒙启悟。“玄女为什么要用定语‘九天’来修饰？因为玄字含有天的意思，九天玄女之称，无非要更加突出玄女的超自然属性，即突出她与天的联系。”

如果说黄帝一名代表地，那么玄女之名就代表天。天一地二，天玄地黄，玄黄二元模式的叙事就这样演绎成一种叙事结构的“语法”，能以转换生成的方式派生出不同的作品。在其他中国的古籍中，玄珠、玄女、素女、力黑和玄玉等，都代表着玄黄二元叙事结构要素的关键一方，其共同的寓意很明显：黄离不开玄。

回到《周易》，叶舒宪解说道：乾卦始于龙，坤卦始于牝马，天地阴阳牝牡的比喻意义十分明确。天地之间关系的象征，正是以龙为代表的一系列神话想象的动物。人仰望天宇，所看到的除了晴天，皆为云雨雷电一类天体现象，于是将其想象为天神下凡的具体方式，即把风雨雷电皆幻想成为龙蛇虎豹类神话动物的运动表象。这些运动表象的功能就是打破天地隔绝状态，使两者得以交互关联和沟通。以此神话想象景观视野去读《周易》的乾卦，就可理解何以是龙唱主角了。

而充分理解了“飞龙在天”的神话想象及其蕴意，才能给坤卦解读找到充实的基点。

叶舒宪说，解读何以龙血玄黄的关键，在于龙战于野的动词“战”。在《周易》的解经史上，“战”字有两义：一指龙的交战，即天龙与地龙交战，天龙的血色为天色———玄，地龙的血色为地色———黄。二说指龙的交媾，即天地交合。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万物出生之本，由于血；血者，天地锁遗氤氲之气。天玄地黄，‘其血玄黄’者，言此血为天地锁和合，故能生万物也。”

至于鸿门宴的解码，以玄圭、玄钺黄钺、玄璧白圭为第四重证据，叶舒宪提出，玄圭，显然是汉字出现之前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信息载体，它代表着天命所在，神意的实现，可以用来标志神圣大业成功。因为玉礼的实质是人神之间的约定。玉礼器就相当于华夏的《旧约》《新约》之类，直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刘邦在赴宴时特意给项羽准备了礼物———一对白玉璧。这在《史记》中只是一笔带过。司马迁虽未说明白玉璧是足以代表天子权力的最高象征物，但从玉璧的六千年演变史到白玉崇拜在周代的完成，再到《礼记》有关“天子佩白玉”的等级礼制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刘邦通过白璧符号向项羽传递了称臣的谦卑姿态。楚汉之争的实质是谁当天子，刘邦献白璧才是其得以化解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

文学人类学新成果及启迪

采访中，一些专家风趣地说，最高深的理论也可以简化，比如，近年来中国神话研究最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大小传统理论与四重证据法，而最主要的成果则可以用“国”字来表达：四方的城墙里守护着唯一的国宝———玉，也就是我国神话学专家提出并正在通过考古而得以证实的华夏玉石神话信仰。

随着现代考古学百年来的发掘和积累，学术界迎来重新认识大传统的崭新契机。其重大意义在于，找到文化的大传统，系统梳理大传统自身的发展脉络，对于理解华夏文明起源和中原国家建立的夏商周政权，具有更新我们历史知识的再奠基和再启蒙的作用。换言之，在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高庙文化等一大批史前文化面前，过去史书上有关三皇五帝时代的一切说法都会变得黯然失色。要知道四五千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甚至六千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没有比这一大批新发现的史前文化客观性资料更有说服力了。

面对这些新发现的“证据”，专家的共识是“从中可辩识出存在一种核心性的物质和精神要素贯穿在其中，那也是后来给华夏文明国家带来最高价值和核心理念的，即玉文化发生发展的原动力要素———玉石神话信仰”。

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一下子举出十八件出土玉器实物，说明文献中记录的玄圭、玄钺、玄璧等，无一是文学虚构，皆有现实原型存在。而《山海经》中记载的二百余处产玉之山的真相，也正在由神话学会组织的十一次玉石之路考察中逐渐得到证实。其中，黄帝播种玄玉的“神话”，也在最新考证的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的中原“玄玉时代”中得到空前的澄清。

研讨会上新成果精彩纷呈，有些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专家研究发现，从玉文化传播过程看，可概括为依次出现的三大步骤或三个运动阶段：北玉南传，公元前6000-2000年；东玉西传，公元前3500-2500年；西玉东输，公元前3300年至今。其中，第三阶段的西玉东输，经十一次田野考察和采样分析，还可得出一个多米诺展开过程。这一成果，不仅给丝路中国段的发生史提供了本土视角观察和本土话语再造的契机，而且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格局之由来，特别是对催生中原文明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要素的更加精准把握，以及对其年代衍生过程的系统梳理，都显示出值得期待的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