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书生本色张林岚

张林岚先生近影

■李天扬

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对于《新民晚报》大家庭来说，张林岚先生，就是一宝。

张林岚先生，当过《新民晚报》的副总编，但报社里没有人叫他张总。不叫官职，是《新民报》的传统。据张林岚先生回忆，从前，创办人陈铭德被戏呼为“铭公”，也叫“老板”，总主笔罗承烈是“罗哥”，张恨水称“恨老”，张友鸾称“大先生”，而赵超构呢，他的笔名是“沙”，所以就是“沙哥”了。张林岚，大家都叫他张先生。

大家称张林岚为张先生，当然是一种尊称。在爷爷辈老报人离退休之后，报社里，就没有“先生”了。

新中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党内称同志，党外称先生。比如茅盾先生，晚年入党后，就是沈雁冰同志了。而张先生，其实是一位老革命。1937年8月，只有十五岁的张先生在家乡浦江秘密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次年，担任浦江民先大队宣传部长。对于年轻时这段激情澎湃的革命经历，张先生是难忘且珍视的。到了晚年，几乎每次闲谈，他总会跟我提及他加入民先的往事。过了整整八十年，九十五岁的他还写了长文《我的民先队友们》，发表在《世纪》杂志上。1939年，民先组织被国民党取缔，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停止民先活动，张先生在家乡难以立足，踏上投奔延安之路。他徒步一万四千余里，跨越浙、赣、湘、鄂、豫、陕六省，因局势严峻而止步西安。在西安，张先生曾身陷囹圄，出狱后，投身报业，成为记者。张先生八十多岁时，写了一本回忆录，叫《腊后春前》。这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报人自传，没有之一。这本书换一家出版社再版时，编辑嫌书名没有号召力，要换。张先生曾想过一个名字，叫《与党同庚》。为什么这么说？张先生出生于1922年初，按旧历算，还是辛酉年腊月。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辛酉年夏（1921年7月）。后来，张先生自己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说，这有点托大了。书最终名定为《故事新闻》，依我浅见，还是《腊后春前》有味道，既有中国的文人气，又有“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洋气。

张先生是1945年8月28日在重庆加入《新民报》的。同一天，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两党和谈。加入《新民报》的第一天，就遇上这样的大新闻，所以张先生一直记得清清爽爽。

2016年5月，逢《新民晚报》名牌副刊“夜光杯”创刊七十周年。张林岚先生一口气写了十篇文章，刊在“夜光杯”的“十日谈”专栏。这组文章，恐怕只有张先生才有资格写，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完整亲历了这七十年，那么多细节，只有他一个人才写得出来。是的，为《新民报》写了七十年文章的老报人，只有他一个了。仅此一点，放眼全国，恐怕也罕有伯仲。当我向张先生提及这组文章时，说了这层意思。张先生一摆手，笑曰，炒炒冷饭罢了。

这组小文章，乃“新民正脉”。这里，抄几个结尾，读者诸君可窥豹之一斑：

《小报状元的副刊》——唐大郎是天不亮就去泡茶的特殊顾客。茶是酽极的浓茶，用廉价的茶叶末泡在大的搪瓷杯里；开水必须“特特滚”。如此吃了多年，得了食道癌，竟于晚报复刊前一年多时去世。赵超构与我去探望时，他说：“如有来生，我们再一起办张报。”

《当年苦酒成笑谈》——陈虞老（指陈虞孙）是解放前上海地下党的文委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主持全市文化工作，他看到的问题当然远不止文风，但受限于当时左的倾向，只好拿并不十分严重的问题做点文章。

《夜光杯的硬里子老生》——他（指秦绿枝）的《休息时的断想》《不拘小记》等个人专栏早已脍炙人口，在上海拥有大量粉丝。这种文章做法别人写不出来也学不像，犹如明代的公安桐城派小品文，今人也只能隔岸看看野眼了。

《夕照城南二老人》——落日的余晖照满了那座花园，两位文坛老人（指巴金、赵超构）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暮鼓晨钟，言犹在耳。

《五湖四海共一杯》——（张爱玲）离沪之前的最后一部小说《十八春》，原来发表在《亦报》上，1952年冬《亦报》并入《新民晚报》，《十八春》的尾部也跟入晚报的副刊，成了女作家的“临去秋波”。

前辈文人为文，常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春秋笔法。张先生文章里的意趣格调，恐怕也是“别人写不出来也学不像”的呢。

读书不止、笔耕不辍，张先生的晚年，仍然是一派书生本色。

张先生是1990年离休的，这时，已过古稀之年。《新民晚报》有好几位老报人，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这是特殊时代所致，也是特殊时代所需。

虽然跟张先生相熟，对他的晚年生活也有一点了解。但为了写这篇文章，还是郑重其事请张先生小结一下离休后做了些什么。张先生娓娓道来，我一听，哈哈，全是书。

其一，继续写署名“一张”的“月下小品”。这个《新民晚报》的标志性短文专栏，篇幅一般控制在一张稿纸三百字左右，先是追捧者众，后来约稿者众。上海的《解放日报》之外，还“月”照南北，北京的《瞭望》周刊和广州的《羊城晚报》，都请先生开专栏写小品。如此这般，算上离休前二十余年写的，公开发表的总数逾四千篇，陆续编成六部集子。如何评价“月下小品”呢，我一个后生小子说了不算，待我请出重量级的曾彦修先生。曾先生说，这些短评，观察细密，见解独到，但它又如话家常，言约意丰，一扫某些文艺评论拿腔使调、引人入睡之弊。进而，曾先生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坚持写这样的文章，在现代中国可能还是创举。”曾先生一手促成了第一部《月下小品》结集出版。

其二，写《赵超构传》。为了写这部专记，八十多岁的张先生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赵超构先生的家乡采访，足足在浙南山区奔走一个多星期。据张先生回忆：“那几天苦雨绵绵，山道崎岖，没有翻车，实属万幸。”张先生说，这本传记，如果我不写，很多事情，别人就不知道了。

其三，作为副主编，参加编写《上海新闻志》。

其四，担当《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民晚报七十年史》总纂。

其五，写自传《腊后春前》。

其六，编辑出版六卷本《一张文集》。

其七，在文集出版两年后，又出版“集外集”《啄余草》。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是《啄余草》书名的由来。张先生长长的晚年，就这样，定格在一本又一本书里。而所谓的书生本色，一辈子读书、写书，当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对于书生张林岚，我就不再说他读书写书的事，来说说他的换房故事吧。

1956年6月底，张先生一家搬进了高安路的花园洋房，这是上海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给张先生的。这一住，就是五十年。几年前，隔壁大机关看中了这幢洋房，希望与张先生置换。对方求房心急，开出条件说：“你们尽可挑选最好的公寓，由我们付款。”于是，张先生一家四处看房，有各种房源供他们选择，不乏地处最黄金地段的豪宅。张先生说：“在缤纷的新住宅面前，我们的头脑还有些清醒。自问一声：我们真的需要住豪华住宅吗？”最终，按张先生的说法，是“遵守了中国人的中庸之道”，“适当改善，切忌过奢”。就这样，张先生搬进了肇嘉浜路的寻常小高层公寓。

以张先生之见多识广和思维缜密，他不会不知道，弃豪华住宅而取寻常公寓，意味着什么。但是，张先生说：“我们读书人家，从前住过茅草盖的贫民窟，那种豪宅怎么可能住得惯呢？”

在上海的房价高企的当下，听听书生张林岚的换房故事，大概也算是享受夏天里的一阵清风吧。

张先生常常笑我迷信老报人，但是，对于张先生的书生本色，套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我真的是“不禁有高山仰止之叹”的。

生于辛酉年“腊后春前”，按中国人传统的算法，张先生九十七岁了。我初识张先生时，他刚满八十，现在近百岁了，还是老样子，岁月几不留痕。不过，今年初，张先生动手术摘除白内障，有一些小波折，失眠了一阵子，体力略衰。这次去，张先生说，他又恢复了每天一次去公园散步。真是令人高兴。

在市中心的公园里，有这样一位近百岁的老报人，天天来散步，这动人一景，也正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