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九封未发表的信

汪曾祺先生(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汪朝供图)

《晚翠文谈》

汪曾祺先生未发表的信

■徐正纶

1988年，汪曾祺先生唯一的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回忆，这也是唯一由汪先生亲手编定后主动找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由此，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徐正纶先生与汪先生结下了“书缘”。

时逢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徐正纶先生特为本报撰稿，回忆了这段文坛佳话。

出版缘起

汪曾祺先生1988年3月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晚翠文谈》。

这本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亮点：

一、这是汪先生唯一一本文论集。汪先生一生出过多本小说集、散文集，还出过几本戏曲集；但属于文学艺术评论范畴的文集，只有这一本。书中所收，有他对获奖小说《受戒》《大淖纪事》的创作经验谈，有对沈从文《边城》、林斤澜《矮凳桥系列》、邓友梅《烟壶》的评论，也有对戏曲、民间文学某些理论问题的阐释，等等，共四十二篇。后来三联书店在2002年也出过一本汪先生的《晚翠文谈新编》，篇幅比原书略有增删，共收四十九篇。但那是汪先生辞世五年以后的事，他生前出过的文论集，唯独《晚翠文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二、这本书是汪先生预先亲手编好，主动找出版社出书的。据他的儿子汪朗在《岁月留痕》中回忆：“爸爸出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稿子找的人，也不会；唯独这本《晚翠文谈》是例外。”为什么有这样的“例外”？看来，汪先生自有其“未与外人道也”的想法或计划，有待我们深入研究；但从中至少可表明一点，汪先生对出版这本《晚翠文谈》是很在意的。近读汪先生在1987年8 月3日给李国涛的一封信，信中写到：“我的评论文章已结为一本《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书出，当寄奉一册。”（见李国涛《忆读汪曾祺》，载2012年6 月1日《读书周报》）汪先生在李国涛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提起《晚翠文谈》，并承诺出书后送他一本，这不正反映汪先生十分看重这本书！？

人们也许关心，《晚翠文谈》怎么最终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说来话长，汪先生编好《晚翠文谈》后，先是交给北京出版社，可久无下文。这时，浙江文艺出版社恰巧醖酿出版一套《小说家谈小说》丛书，正在积极物色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小说家，为这套丛书领衔。我们到北京找到浙江籍小说家林斤澜，向他征稿，他自己手头暂时没有，便向我们推荐了汪先生这本书。我们粗读一遍，觉得很好，便很快接受下来。这个经过，和汪朗在回忆中说到汪先生因北京出版社对《晚翠文谈》书稿长时间没有回应，“于是转由他的好友林斤澜，介绍给家乡浙江出版社”的情节，完全合榫。

书信往来

1986年下半年，我作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文艺理论编辑室）工作，负责该室出版的文论类书籍的终审。拿到这个书稿，我和该室同仁立即紧锣密鼓投入编审过程。出版社严格实行“三审制”，经过责任编辑的初审以后，还要由室主任复审，但室主任正患重病；可书稿不能等，次年初春到了我的案头，只得集复审和终审于一身。由于汪先生这本书是《小说家谈小说》丛书中挂头牌的，为了打响这第一炮，我们对这本书的编审特别认真，从篇目调整、文字勘误、引文查核，以至封面设计，都一一从严要求，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扰汪先生，多次就编审过程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向他请教，直至1988年3月这本书问世。

那时出版社的经济状况相当紧张，我们和外地作者联系，一般不打长途电话，可为出版社省几块钱；而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整个出版社连一台都没有，也就说不上通过电子邮件和作者交流了；所以编者和作者有事商量，只能主要靠书信来往。这一切也就是汪先生这九封信的来由。

这九封信，最早的一封写于1987年4月2 日，最迟的写于1988年3 月24日。信的内容主要是汪先生就我们编审《晚翠文谈》中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所写的回信；但也有他主动来信，比如要我们寄原书某些文章的复印件给他，临时派点用场。信一般用稿纸横写，一字一格。写得短的，不到八行，但也有写得长的，满满四页。

现在，我把这九封信原原本本披露于后。读这些信，我们得到的认知和启发，当然不止是有关《晚翠文谈》这本书的出版事宜，还可从某些侧面窥见汪先生的文品和人品。

大家风范

对于出版人来说，感受最深的，是汪先生在处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上，尊重对方、配合对方、体谅对方的“大家风范”。

我们由于工作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接触过各种年龄段的大大小小作家。在这些作家中，像汪先生这样年高、资深，以其“散而庄、淡而腴”的独特创作风格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并不多见，尤其是汪先生曾先后在《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全国著名文艺杂志干过多年编辑工作，对这一行谙熟于心。因此，我曾担心像他这样的作家，可能居高临下，不大好打交道。我第一次写信给他，心中不免忐忑，行文字斟句酌，尽量谦逊更谦逊些。谁料汪先生回信的口气，却是那样的随和亲切，此后我和他再联系时也就放下了心，不再用上许多客套话。如今重读汪先生来信，仍为他的言谈、举止和气度所折服，感触良多。

我们写给汪先生的信，相当一部分是向他请教审稿中发现的各种各样文字、标点差错的。因为书中所收的篇章，大多是在各报刊发表过的，而这些现成剪贴过来的稿子，差错较多，明显的我们改了，对没有把握的，尤其是引述前人著述文字中出现的差错，就写信问汪先生，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指点。比如，1987年4 月2 日汪先生来信中说到的俞正燮《癸巳类稿》，在《晚翠文谈·读民歌札记》中，他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并在脚注中标明出处。由于铅印的原稿脱字或错排标点，怎么也读不通。本来，编审者有责任查核原书，但当时我们手头没有此书，又来不及跑图书馆，便写信请教汪先生。不巧的是，他回信说：“我的《癸巳类稿》，不知被家人捆到哪包里去了，一时找不到，无法复核原文。”这时，他完全可以把“皮球”踢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避开差错，又不影响引文应用，那就是干脆“把脚注的最后几句（即脱字或排错标点的那几句——笔者）删掉”。我们接到回信，很感谢汪先生对于勘校书中的差错勇于担当，又能够灵活地变通处理。

为了把这本书出好，我们除了争取把差错率降到最低，还想在装帧设计上动动脑子，为此我写信给汪先生，听取他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在1987年4 月 2日来信说：“版式、装帧，由你们决定吧。如果能用32 开，最好，题目若能多占几行，则‘宽松’些。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过于现代派，与文字内容不相合。如用底色，希望不要用墨绿的。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是墨绿的，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这和作者的年龄相称，真怪。斤澜把文稿（指请他审阅的《晚翠文谈》排印稿——笔者）交给你们时，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不一定用我手写的字，那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明眼人一看信中的这些文字，应该知道这是一位谙于此道的行家所说的内行话，可是汪先生委婉地采用了商量的口吻、不确定的语气；对自己一些很好的想法，也只是以“希望”的句式提出，把最终的“决定”权谦让给了我们。尤其是对他写的那四个毛笔字书名，却作出了否定的评语。其实，汪先生的书法以其秀丽俊逸在圈内外早就有点名气了，因此我们建议这本书的封面，就请他用毛笔书写书名。虽然他答应我们的要求，在信中附来横竖两式的毛笔书名，却认为“写得不理想”，“不一定用”。读了这封信，我们进一步懂得什么是“大智若愚”，什么是“虚怀若谷”，特别是这一切发生在汪先生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老作家身上，更觉难能可贵。

让我们愧不敢当的是，汪先生在九封来信中，对我们的工作一再肯定，反复鼓励，颇多溢美之词。如1987年4月2 日来信说：“读信，深为你对编辑工作的认真、细致而感动，谨先表示我的谢意。”同年6 月6 日，他在审读《晚翠文谈》一校样后，来信说：“这个一校样错字不是很多，在你的审阅下，我想基本上可以把错字消灭，——一本书完全没有错字，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书出以后，看起来会很愉快。谢谢你！”1988年3月，《晚翠文谈》出版，编务办公室按规定寄“校正本”（即完成本）给作者，请他作最后一次审读，以后寄回存档。汪先生于3月24日来信说：“出版社曾寄我一本‘校正本’，我粗看了一遍，……总的说来，此书错字不多，我比较满意。”说实在话，汪先生大可不必向我们一再道谢，他读了经由我们手出版的著作，能感到“愉快”和“满意”，即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褒奖！

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汪先生对出版社当时面临的图书市场萎缩，书籍销路低落的严竣形势，一再强烈地表示他的忧虑和关切。他在九封信里，多次因自己这本书销路不佳、增加出版社经济负担而感到内疚和歉仄。他在1987年7月19日来信中说：“《文谈》年内能出书否？定价2.20元，稍贵，大概买主不会多，颇为出版社赔钱而发愁也。”他在1988年3 月 24日写的信，说得更明白：“一看版权页，印数只2700，我心里很不安，这本书无疑将使出版社赔钱。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赔本卖买，深致敬意。”他还在出书后主动提出要买二百本《晚翠文谈》，以表示对出版社的支持，为出版社分一点忧。我想，这大概因为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文人（有的评论家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仍然保持着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乐天下之所乐，忧天下之所忧。

汪先生的九封来信，内文尽管简略、琐细，但不仅忠实记录了《晚翠文谈》出版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细节，而且还有力见证了一位老作家的可贵襟怀和品格。能有机会和汪先生合作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我此生的一大快事！

后续“佳话”

最后，说一段有关《晚翠文谈》的后续“佳话”。

在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三年（1991年），我请汪先生为我写一幅字，他欣然同意，不久就写好寄来了。难得的是，他这幅书法中的字，不是像大部分书法家通常所做的那样，誊写现成的古人诗词，而是亲作一首七绝，写的就是杭州的风物和他对杭州的怀念。汪先生曾在散文中多次写到杭州，但写杭州的诗似乎仅此一首。诗的原文如下：

桃柳杭州无恙否？

当年风物尚如初。

虎跑泉泡新龙井，

楼外楼中带把鱼。

我想，汪先生对我如此“优待”，可能和我们当年为出版他所在意的《晚翠文谈》曾付出过辛勤劳动，不无关系，他是借此还我们的情。

2013年3 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三十周年社庆之际，我整理旧稿，找出汪先生这首七绝。《钱江晚报》消息灵通，很快拿去，在同年4 月8日第一次影印发表。记者为此采访我，问起这首诗的来历，这便引出我对出版《晚翠文谈》一书的种种回忆，也就必然连锁引出汪先生给我的这九封信。于是，汪先生的子女和汪曾祺研究界的学者，都知道我保存着这九封未发表的信，一再鼓动我公之于世，并拟收入即将出版的新版《汪曾祺全集》。

我当然高兴这样做。但是，为使人们准确解读这九封信，我觉得有必要对它们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所交代。这也正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