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蜀芹执导《孽债》二三事

2007年，为录制《星梦奇缘30年》之《孽债》节目，导演黄蜀芹和编剧、主演等在西双版纳重聚。

■叶辛

在中国电影史上，黄蜀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她出生于艺术世家，追求艺术上的鲜明个性，提倡“小题材大感情”，作品屡获国际、国内大奖。

最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写意光影织妙镜·黄蜀芹》，这是一部全景反映黄蜀芹人生际遇、与电影结缘过程的人物评传。书中很多细节都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包括黄蜀芹对影、视、剧艺术的探索思考，她的家庭生活、与师友的交往、拍戏细节、与众明星的合作等等。

本报特约请与黄蜀芹导演合作过电视剧《孽债》的作家叶辛，写写他和黄导的交往。

热热闹闹的上海书展结束后，我接到上海文联的一个电话，说文学艺术院和电影家协会要搞一个活动，祝贺黄蜀芹传记的首发并举行她的艺术成就展，同时开一个小会，谈一谈和她的交往。

我和黄蜀芹认识的时间不长，细细一回想，竟也有二十多年了。我们之间打交道，就是因为长篇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前前后后有过一些交往。从不多的这些交往之中，也能看出黄蜀芹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女性独到的性格。

《孽债》是我于1990年调回上海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文学界、出版界的一些老同志、老朋友都对我说，这是一次“亮相”，你得慎重一点，我们可不愿意看到你是坐在作家协会办公室领导的位置上亮相，我们要看到的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亮相，作品的亮相。

因为参与了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交给和我很熟悉的《收获》杂志，又因为我最早的责任编辑老谢亲自上门索稿，我把小说交给了《小说界》杂志发表。

没想到《孽债》一发表，仅仅是上半部分，就引得七八家影视部门找上门来，说这是很好的影视题材，要改编。

我却把小说的改编权交给了云南电视台。为此一位领导还批评我，你怎么调回上海了还把原著改编权交给插队落户的地方。他把我在贵州插队，当成是在云南了。

其实不然。在我调回上海之前，云南台一位姓杨的导演，坐了一夜火车，来贵阳找到我，说台领导讲了，云南电视台这些年什么栏目都出彩，唯独从来没有像样的电视剧拍出来，故而把他派到贵阳来找我，说《蹉跎岁月》《家教》两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后都有广泛影响，还得了奖，下一部作品写出来，一定要交给他们改编拍摄。这位杨导走进我家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二点刚过，我问他吃过饭了吗？他说没吃，但你别招呼我吃饭，给我下一碗清汤面就行，别放佐料，不要放辣椒，我正在拉肚子。不好意思，我还要借用一下你家卫生间。

吃面条的时候，我问他：你正在生病，为什么忙着出差？

他说台领导开会一定下来就催我成行，我也一心想组到个好题材，就带着药上贵阳来了。遂而他就问我正在写个什么东西？

我简略讲了一下《孽债》的构思。

他当场表示，我是北京到云南的知青，一言为定，你的小说写出来就交给我们台拍，我作为导演说话是算数的。

回到昆明，他给云南台领导汇报之后，又给我打来长途，说台领导也认可他的表态，这件事就以君子协定的形式定下来了。

杨导抱病出差专程来我家这事儿给我印象很深，小说发表之后，我就给他们寄了一本。

没想到云南台领导在一周之内就给了我回音，还明确告诉我，希望我在完成小说之后，立即着手剧本改编。并且说，杨导已经调到北京电视台，他们研究了又研究，想聘请黄蜀芹导演来导这部戏，同时台里成立个导演组，好好向黄导学习，让她也带带内地同行。务请我帮忙联系，一旦黄导答应，他们会及时飞来上海，当面聘请她。

那时我和黄导仅在文艺界的会议上见过几面，不熟悉，于是我说：我试试。

也巧了，这个电话之后没几天，在岳阳路上的越剧院那个院子里，我碰到了黄导，于是走过去给她说了这事儿。

她一听便问我：“是哪个作品？”

我说是《孽债》，发表在《小说界》上的，我过几天给你一本。

她说是讲几个小孩来上海找父母的那小说吗？

我说是啊！

她说那你别给我了，我读过。你给他们回话吧，我同意干这活。

我没想到她这么爽快，于是回家后就给云南台管电视剧的孙台长打了电话。

孙台长更是迫切，没几天就带人一起来到上海，约黄导在市中心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个饭，当面发出了邀请。黄导欣然答应，并且明确表示，她当导演，会带着自己合作多年的团队。云南台领导也表示尊重黄导的选择，只希望她在导演组里带带台里的导演，给他们个学习的机会。黄导表示完全可以。

这事儿似乎就此定了下来。谁知好事多磨，当小说全部发表，并出版了三万册单行本时，云南台给我打来了抱歉电话，说由于种种原因，拍不成《孽债》了。

我当即在电话上表示，为了把小说改编拍摄权给你们，我还受批评了呢！这样好，这样我就可以在上海联系摄制单位了。

第二天我就给黄蜀芹的妹妹黄海芹打了电话，她那时是上海台管文学剧本的主任；在看到《孽债》小说的当月，她就问我能否让上海台拍这个剧，我说已经口头答应云南台了，她表示十分遗憾。这会儿我给她电话，希望她看看我的本子，她说第二天中午到作家协会办公室来取。（幸好我给云南台的是复印稿，留下了原稿。）

黄海芹慢摇慢摇走进作协办公室，我把《孽债》剧本原稿交给了她。她当场从兜里掏出一万块钱来，并且作了说明：现在上海电视剧本的行情是一集一千五百块，台里作了研究，考虑到你有过《蹉跎岁月》《家教》，决定给你最高的，每集二千块。照计划拍的二十集算，总共该给你四万。现在给一万，开拍时给到一半，完成拍摄付清。你有意见吗？有意见我可以带回去，再研究。

我说没意见，我把本子交给云南台，纯是君子协定；没拿过一分钱。稿酬不是主要的，《蹉跎岁月》影响那么大，当年每集只有一百五十元。到了《家教》，也算得奖了，每集才八百元。同时我跟她讲了云南台曾经邀请黄蜀芹当导演的事，希望她把这话给台里领导讲一下，一旦投拍，仍请黄蜀芹当导演。

黄海芹表示她给台领导讲这话不合适，我就说那我来讲吧，我开会时碰到你们台领导讲。

黄海芹眯眯含笑地抱着本子说：我回去就安排打印。

我说你还没读本子呢！

她说小说我看了，打印出来上下几级一起看，可以快些。（写到这里，我还想委托黄海芹找一找《孽债》的剧本原稿呢！不知它如今在哪儿躺着？）

还真是快，《孽债》当年就投拍，年终时就拍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于1995年1月9日在上海电视台开始首播。

其间有两个细节值得一记。

第一是黄蜀芹读完了本子，曾跟我谈了她的设想，她想让演员全部都讲上海话，这样会更有生活气息，更有特色。作协能否找到用沪语写作的作家？让我帮她找一找。

我说：你这想法很有创见。不过，要找个作家用上海话把剧本全部重写一遍，恐怕难。

她问我：为啥？

我说：上海作家个个会讲上海话，但是属于吴侬语系的上海话，有很多是不能写成书面语言的。你不如都找会讲上海话的演员，让他们读了剧本，用上海话来表演。

她沉吟着说：你这想法值得考虑。我选演员时附加一个条件，要会讲上海话。

我又说：上海有一千多万人口，影响在全国也很大。但是全国有十几亿人口，一千多万只不过是十几亿的百分之一。如果只有上海话版本，在内地放，比如说在我原来生活多年的贵州放，贵州观众会很不习惯，甚至一听上海话就关机。

黄导说：我会配上字幕。

我说：人家还是会不习惯。就像很多人不喜欢打字幕的翻译片。

她表示会考虑我的意见。后来果然配了一个普通话版的《孽债》。

电视剧吃关机饭时，黄导给了我《孽债》主题曲的歌词，让我提提意见。我带回家看了之后，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两首片头片尾的歌词都不错，建议她和作者商量一下，把“上海那么大，竟没有我的家”的“竟”字，改成“有”字。上海人总说自己“海纳百川”，临到头来，几个孩子连个家门也进不了，不好！改成“有”字，把肯定句式改成诘问句式，更有味道。

黄导当即表示：有道理，我和作者商量。结果最后改过来了。

写着写着，和黄导交往的好多小细节，不知不觉都历历在目地浮现在眼前。可一看，字数似乎太多了，以后再说吧。

好在《写意光影织妙镜·黄蜀芹》一书已正式出版，读者诸君能从中读到更多黄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