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能为世界提供哪些“思想红利”

出席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中外学者参加“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圆桌会议。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次论坛的召开，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不久。十九大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那么，如何认识新时代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能为世界提供哪些“思想红利”？今天的中国学如何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与会学者紧紧围绕论坛主题，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读懂“新时代的中国”

在论坛现场，听众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惊叹声。原来，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在内的多位外国专家学者发表演讲时，都是一口流利的中文。英国伦敦经济政策计划署原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在论坛上表示，这个现象显示中国的影响力得到了大幅提高。

曾来中国超过100次的陆克文回忆道，35年前他刚到中国时，关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人主要是学者和外交官，而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关注十九大，“道理很简单，中国崛起了”。他认为，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启了一条令人刮目相看的道路，中国的崛起、中国实现的转型令人瞩目。

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学问。当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变，中国的历史方位出现了重大变动，中国学当然也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来加以讨论和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更是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创新中走出来的，它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经验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值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们去研究、去提炼、去总结。”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罗曼诺夫认为，十九大的召开对新时代的中国和世界都影响深远，尤其是报告提及的那些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外国人来说，必须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新思想、新情况”。

新时代的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罗思义表示，25年前，他在英国研究中国经济时，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小众研究”；反观现在，在中国之外几乎每天都有数百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发表，作者包括诸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研究已经完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在他看来，这主要是与中国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经济发展成就有关，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帮助其成为人类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并且避免了前苏联所遭受的经济灾难，而相比西方主要经济体，中国也没有发生过大的金融危机。

斯里兰卡前驻华大使尼哈尔·罗德里格回顾了两国建交的历史———1957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应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的邀请，访问了斯里

兰卡，两国从此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班达拉奈克总理在欢迎周总理时说道：“我们锡兰以及亚洲其他国家都高度赞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塑造世界新秩序所作出的贡献，认为这一贡献也许是世界各国中的最大贡献。”周总理的答辞简言之便是：“中国人民与锡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罗德里格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发展中呈现崛起态势，靠的是它与世界其他国家密切的经济交往和国际关系，而中国目前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发展，也体现了中国发挥国际作用的一个侧面。

中国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原执行副校长冯达旋表示，中国的“强起来”，是要走一条与西方所定义的强国之路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崛起不会令人恐慌，十九大报告中不仅明确写道“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而且提出要构建一个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他认为，这些年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一伟大思想的国际实践。

新时代对中国学的新要求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今天的中国学肩负怎样的使命，又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要求呢？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学”首先就是要从学术上深入研究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新判断的科学内涵、科学依据及其学术价值；还要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和阐明新时代的由来及其主客观条件；当然也要从历史、现实、未来相联系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走向；另外，要从中国和世界相联系的视角，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且有针对性地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故事”。

于信汇认为，中国学研究脱胎于传统的汉学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紧扣中国的发展现实，具有贯通古今的学术基础和学术潜力。他指出：“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也为我们中国学研究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时代命题，那就是如何研究新时代的中国，以及如何在新时代肩负起中国学研究的新使命和新要求。未来的中国学研究不仅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更要回答中国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