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伊斯兰国”时代反恐难度不减

陆忠伟

2017年，国际反恐战争进程经过了重要拐点。其标志，当属伊拉克、叙利亚的摩苏尔、阿勒颇、拉卡三大战役高奏凯歌，反恐联军一举攻克及收复被“伊斯兰国”占据的城市、乡村、关隘及油田。伊、叙国防部及伊朗官方正式宣布剿灭“伊斯兰国”。难逃覆灭厄运的该“国”残部纷纷从拉卡、代尔祖尔、阿布凯马勒，以及幼发拉底河东岸仓皇逃遁，全线崩溃。

2017年，也是美英俄等国恐袭迭发的一年，严峻恐情凸显城市安全漏洞及防线破绽———圣彼得堡“4·3”地铁爆炸、伦敦“3·22”和“6·3”恐袭、曼彻斯特“5·22”恐怖爆炸、巴塞罗那“8·17”恐袭、纽约“11·1”皮卡撞人、曼哈顿“12·11”炸弹袭击以及埃及西奈半岛“11·24”血腥杀戮。桩桩血案，无不折射“伊斯兰国”困兽犹斗，垂死挣扎。

覆巢之下，“伊斯兰国”穷寇，亟欲变战略困境为战术主动，力图求得严打高压态势下的一线生机，按其预定“B方案”，上山下乡，另辟空间；回国入城，就地“圣战”，在美欧俄等国策动新一轮恐袭浪潮。由此可见，各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既取决于战场胜负，亦靠本国城市安全的百密无疏。

由此观之，“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恐情，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这种状况与俄美伊叙等国大规模清剿行动的疏漏不无相关：军事行动声势浩大，占据战场主动，但面对“以小博大”的极端组

织，可谓砸巨石于水坑，水花飞溅，渗入地下———“伊斯兰国”虽屡遭重击，弃城流窜，但实力犹存。

与“伊斯兰国2.0”较量的艰巨性，主要在于“危险难以发现”。正如英国军情五处　(MI5)　负责人帕克所指，恐袭“危险急剧上升，规模前所未见”；“威胁呈多维性”。这一专业分析，道出了　美欧国家城市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伊斯兰国”残部藏身何地?　何时发动恐袭?　圣诞节与新年前后，巴黎、伦敦、柏林的闹市路障密布，岗哨林立———不知险从何来的无目的防御。

“伊斯兰国2·0”的首要威胁，是指约四万名恐怖分子(来自上百个国家)在覆巢后“还乡”蛰伏。其中的部分成员是当年随父辈进入“恐占区”的“恐二代”———少小离家，乡音未改，而今满脑子极端思想回国；这批“恐归”，虽年龄、阶层不一，性别、国籍有别，但“杀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死”的作案心理基本一致，故对城市安全构成极大危险。

“伊斯兰国2.0”的威胁，还包括部分散兵游勇向北非、东南亚、南亚、阿富汗北部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等“大动荡弧”地带流窜，占山为恐，继续进行恐袭策划、武装训练、人员招募、毒品走私等涉恐“复国”活动；妄图建立战略支点，拼凑“大哈里发”。2017年，东南亚极端组织与“伊斯兰国”武装里应外合，攻占菲律宾马拉维市，即警钟初鸣。

此外，“伊斯兰国”尚存的技术力量及其不遗余力开发的恐袭装备，仍是各国安全的心腹之患。一些国家的反恐部门如芒刺在背，夙夜难安。他们担心随着技术日新月异，恐怖势力的技术能力也不断提升，为躲避机场、地铁及公共场所的安检，他们一直企图提高炸弹的制造及隐匿技术，并千方百计寻求核材料，企图使用放射性物质对平民大开杀戒。

综上所述，针对“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恐情变化及“伊斯兰国2.0”新特点，各国需及时调整反恐部署，“软”硬兼施，标本兼治，构筑反恐新格局，防范暴恐活动死灰复燃。为此，应夺取该“国”残部所占“地盘”，切断其人、财、物力补给渠道；掌握社交媒体话语权，关闭“诱良为恐”的推特账号；利用人工智能和图像匹配技术，阻止涉恐信息扩散；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情报分享及相关技术交流，以挫败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