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聊天

2018-01-05信息快讯网

 止庵


最近读到林谷先生的 《钓台随笔》(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书中不少篇章,从前在几种报刊上读过,如今重读更觉亲切。想起与作者相识已经超过二十年了,那时他老人家多次骑单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我家聊天,他的神态和声音,都还记得很清楚。书中不少观点,也曾听作者亲口说过。我读他的文章,归结为一点,正是有本梁漱溟采访记所用的那个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而作者的回答应该说是肯定的,至少一直衷心希望如此。这与我与他交往多年留下的印象是一致的。


通读全书,我最感兴趣的是“卷六”,即关于李霁野的一组文章。作者是李霁野的学生,在李的晚年,“只要有机会去天津,我总要去先生寓所呆一会儿,因为我不但爱先生的文章,更愿意坐在先生身旁去感受一次无形的熏陶。”李霁野的作品,有两本我读过不止一遍,一是所著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是所译《四季随笔》。很遗憾在他生前没能想法子去拜访一下。这种遗憾还有不少,前些时在有关汪曾祺的活动上,我也曾讲过类似的话。与自己后来心仪的人失之交臂,是人生一大憾事,可是当初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


我后悔没能去拜访李霁野,是因为后来读了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鲁迅研究资料 (16)》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 所收录的 《许广平往来书信选》,还有刊物上登载的许广平给周作人的几封信,觉得关于鲁迅身后母亲的生活费问题,包括周作人究竟何时开始出钱,与通常说法有些出入;而这批信件中不同人所写,又有不一致处,而这就涉及李霁野。如李霁野1938年9月23日致许广平:“老太太仍精神甚佳,不过经济方面二先生仅于今年送十五元零用,他们夫妇也间月轮流去一次,坐坐而已,小孩们是不上门的。据云用款至多是支到阳历年底。二先生到处借钱,据说也是实情,他现每月孔德领百至百五十元,燕京八十,基金会译书他自信已不作,传说教育部 (北京) 每月二百元 (但此尚待调查,有人说没有),丰一在孔德和燕京教书,得薪也当在百元以上。等他自动负责恐无望,老太太也不肯找他去,你若写信可写你在沪无法领及 (已寄之款也可说),并云听说近即无法 (不必说我传),请他酌力按月担负多少,看覆信如何,再商其他办法。”许广平同年10月1日致周作人:“目下两地生活,绝无善法。生与海儿,即使行乞度日,然太师母等春秋甚高,岂能堪此,又岂先生等所忍坐视。中夜彷徨无计,特具陈经过,乞先生怜而计之,按月与太师母等设法,幸甚!”鲁瑞同年10月17日致许广平:“现在时势如此,百物奇贵,沪寓自不易维持,八道湾老二亦深悉此中困难情形,已说明嗣后平寓在予一部分日常用费由伊自愿负担管理,惟老大名下平沪共计三人休戚相关终须一体。”鲁瑞同年11月8日致许广平:“老二自一月起管我一部分用费,担任若干尚未说明。贤媳经济情形予亦深悉,希斟酌现状,每月能筹出若干寄我转付家用,再行核夺可也。”按这里所说的“一月”当指次年即一九三九年一月。然而再看宋琳1937年10月 21日致许广平:“八道湾太师母月费仍照常送来,约每月来探视一次,二先生因学校停止,颇受影响。”则周作人按月供给母亲生活费的时间,较之鲁瑞所说为早。似乎鲁瑞有一段时间对于许广平未据实相告,只因许广平听了李霁野的建议直接给周作人写了信,她才说起二儿子即将付钱。而作为许广平代理人的李霁野有一段时间也不明真相。而宋琳与周家关系更为密切,对西三条的情况要熟悉得多。这种第一手材料,显然比譬如俞芳等人后来所写的回忆可靠一些。当然如果能与李霁野核实一下,或许就更为稳妥。不过上面提到的两本书虽然出版在李霁野生前,我找出来对照着读却已是在他去世之后了。关于鲁迅的回忆堪称“汗牛充栋”,多关乎事业与思想方面,对日常生活却讲得很不够,他的生平留有不少空白,有些虽知一二但不能坐实,上面说的即为一例。说实话,凭借现有的那些材料,还不够为鲁迅写一本实实在在的传记。


《钓台随笔》 中 《一片晚秋的枫叶落了》 一篇中说:“我与李霁野先生聊天的内容,除了他感兴趣的国内外大事及当前热门话题,就是与鲁迅有关的人与事了。例如关于鲁迅与朱安夫人的关系,我曾告诉李先生,坊间有本专谈鲁迅、许广平、朱安三人感情纠葛的书。作者说,有一次朱安为鲁迅缝制了一条新棉裤,放在鲁迅的床上,满指望他能穿上,但鲁迅却把它扔出门外,使朱安非常伤心。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鲁迅绝不可能这样做,鲁迅对朱安虽然没有爱情,但平常相敬如宾,对她的态度还是好的。李先生每次去鲁迅家,都是朱安出来端茶送水,从未见到鲁迅对朱安有什么不尊重的表现。有一次,李先生与台静农、韦素园三人去鲁迅家,临别时鲁迅对他们说:‘明天你们三人来我家吃晚饭。’当时他们听了有点奇怪,但第二天还是按时赴约了。鲁迅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邀你们来热闹热闹,妻子特意做了家乡口味的酥鸡,让你们尝尝。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鲁迅的家里还是有一种夫妻和睦的气氛的。李先生曾几次跟我说,他想专门就此写篇短文,以澄清这种不实的误传。”按“扔棉裤”一事,见载于孙伏园 《哭鲁迅先生》 (1936年11月 《潇湘涟漪》 第二卷第八期):“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鲁迅先生给我答话却是不平庸的: ‘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是以李霁野的相关质疑,未必确当;然而他所补充的关于鲁迅与朱安关系的回忆,假如属实的话,自可以与此并存。“并存”至少比那种单单凭印象 (其实是人云亦云) 得出的简单化、片面化的判断,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我与林谷先生久未见面,又不常通音问,不免如闲聊天地拉杂说了很多,就此打住。这本书印得很好,假如提点意见,就是大概是出版社给配的那些图实在可有可无,达不到与文“并茂”,然此亦一己之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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