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孤清地写+喧嚣地作
鲁敏
是啊，如大家通常所熟知的，写作者都是灵感的仆人，大部分作品的萌发与诞生(除了那些极其老练但显然也缺乏灵魂汁液的技术主义产物)皆受制于灵感天使那既短暂又不忠的偶尔拍翅临幸——动笔之前，像仰望干燥天际的庄稼人，我们处于干巴巴空荡荡的焦虑期，动笔开写之后，又会苦于表达的艰涩与陈旧、在期望值与完成度之间左奔右跑，在野心勃勃的沸腾与不自信的冰雪之中，掘地三尺地写，自暴自弃地删，西西弗般地往山顶推动着石块，小幅攀爬大幅滑落，亦悲亦喜亦有小飞升……冬阳暖和，秋月残缺，春花吐蕊，夏水如逝，不问猴年还是马月，四季简直像是一模一样地过去了，终于有那么一天，算是初稿写完，但仍得提着气儿，脸不能洗、衣不敢换、大门更绝对不能迈，因为接下来将会是若干、若干次的修改，尤其是长篇，这样的过程，像把一条大鱼在盘子里翻身，既要彻底、坚决、连头带尾，又不能破了皮相、撒了汤水……好了，如果没有中途夭亡自挂东南枝，那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所谓的“大作”算是就此降临人间了。
以为就此可以长吁一口浊气、可以抱着电脑跳几圈轻浮的舞步，可以像路遥那样把半截子秃笔永远地扔出窗外吗？不然、大不然。
我们是历史久远的手工写作者没错，多少还有点哀矜与傲骨，多少也自知这行业的古老定律：心比天高命比地低，并没有谁当真指望大红大紫、一战功成、天下谁人不识君。但是，怎么讲呢，时转命乖，偏偏就躬逢这以“点击量”为最硬货币的新传播盛世，写作者包括别的艺术家，似乎多少都被浸染上了要么红要么死的无情虚荣感，有才华或不那么有才华的，都会痴想着被点赞被转发被头条被爱豆然后大卖然后……虽然不知道然后还能有什么，但总而言之，作为写作者，丰饶又艰难的时刻，在大作写成之后，这才真正到来了。
毕竟，你这“大作”既然捧将出来，也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了，四面八方的手一齐伸来帮你提———嗯，好事啊，你准会这样想。不过，你也该多少懂点力学，受力越多，摩擦力可能也越……
就比如，书名儿。是的，自命不凡的写作者当然自己早就取好了书名，并且也是想破了大头、自以为绝倒古今的，可是这最多只能算个小名儿，真正要到出版社那里上户口了，产生分歧的概率真是相当之大。嗯，写作者的审美总是太深刻又太内向了，这当然很有个性，出版方自也很是欣赏，可是，书名嘛，真的不能闷。“咱们得再想想! 肯定有更好的!”尽管作家本人带着火箭般的热忱，急于把这热乎乎的作品给发射出去，但必须像娃娃认字一样，惊讶又惭愧地领教到一大套关于营销策略、传播心理学、读者口味、大数据分析等似是而非的洗礼，若干的商榷之后，十几个名字，像徒手抛球一样在半空轮番滚动，写作者终于疲倦地掩面放手：你们讲得也有道理，那就……
我有部长篇，原叫 《家书》，因里头有大量书信体，又因主题也是与家庭单元的伦理变迁有关，自觉还算恰如其分吧。可出版方啧啧叹息了：这真的太陈旧了! 多次拉锯之后，终以 《此情无法投递》 出版，也不是说后者有多么不好，只是，内心深处，就像个乡下母亲，我总还是愿意拿小名儿唤自己的孩子。
长篇 《六人晚餐》 刚出来时，这书名谁都说不好，因为比较像悬疑、像男女相亲、像外国流行小说，众人纷纷提建议：索性改成 《晚餐》 吧，更有力量不是吗，或者改成 《最后的晚餐》!《黑白晚餐》! 最终大家都累了，保持原名。结果———我在超市碰到一位很久不见的人，对方老远指着我大喊：《六人餐桌》! 她眼睛闪动着因为记住这书名的自豪。“嗯，六人……”我感激地附和着，毕竟，此前，还有人记成了 《六人晚饭》，有人替我加了一副餐具，变成 《七人晚餐》。不一而足，我都笑眯眯挺开心。
同样的微型闹剧在每个写作者身上都在不断上演。韩东有部长篇，在 《收获》 原发时，叫 《欢乐而隐秘》，我觉得真的很好啊这名字，不知怎样流变，到出版时已成了 《爱与生》，说宏大也宏大，说含混也含混，说容易泯然，也真是容易泯然。梁鸿的第二本非虚构，顺着第一本 《中国在梁庄》，本想叫《梁庄在中国》，出版方和梁鸿大概都感到有点苦恼，是啊，当人们谈起这两本书，得先定神捋一捋舌头，然后像讲绕口令。记得那几个月，梁鸿发过来的可选书名，有七八个之多。后来还是李敬泽替她一锤子定音，敲出个 《出梁庄记》。到了她2017年的第一本虚构 《梁光正的光》，据说书名也是纠结日久。后来我看到书评人杨早的一个调侃，笑死了———他在微信上贴了两本书 《梁光正的光》、《无底洞的底》，“你俩一定在逗我，难道现在的读者连这俩字儿都不认识了吗？”
这里的故事太多了，讲不完。作家本人到这个时候，大脑像是缺氧似的，会觍着脸到处做统计学与田野调查，迷信地去问诗人、问智者、问小儿、问过路的、问时髦人、问老实人、问老母亲，万一呢，万一对方那无意之说，正是“深刻、审美与商业”的完美结合呢？ 我的 《奔月》，这名字是在散步时突然想到的，虽有神话熟典在前，考虑到我的主题与意旨所在，还挺满意，但问遍上述众“数据与信息采集方”，除了批评家何平，余者基本就没有赞同的。我于是也开始惶然了，到出版前两个月，都一直在与责编赵萍微信往来不已，劳苦而低效地寻寻觅觅，有俗到《千里之外》 《阑珊处》 的，也有冷到《不在》 《空翻》 的，包括诗人雷平阳也多有贡献。二十多个书名反复PK，最终又回到了起点：《奔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但就像所有那些上了户口的名字，到最后就成了大名学名，越叫越熟、也越长越像了，好比张三天生就该叫张三，李四确乎也该是李四。
书名定了之后，接下来是封面设计。这一步就好比给孩子穿出门衣裳，既要得体，又要大气，还要赶得上时髦，如果能出位、给人以闪电般的惊艳，那则更好不过。其中的震惊与妥协、瑰丽的假想与平庸的现实，更是好一大笔官司……哪怕已到了N+1的最后一稿，作家们还会在屏幕上放大又缩小、拉近又推远地喃喃自语，“这很抢眼？ 显得特别牛吗？”其满腹犹疑、难以满足之状，实也堪怜。想想人 《红楼梦》，封皮上光写三个字足够。再或者说，假若这本书真是美人胎子，那就是裹上破麻袋也会在汪洋书海中耀眼夺目的。最有趣的莫过于，最后所折腾出来的封面，往往就是个“所见即所得”的大写实主义。我老是记得，路内的 《云中人》，封面上就是一朵云里有个人；曹寇的 《屋顶上的一棵树》，就真的是屋顶上有棵树。《六人晚餐》 也这样，桌上一堆吃的，再加六副碗筷。《奔月》 这次很好，没有真的画上一轮月亮，而把力气都省出来对付“奔月”那两个手写字了，最后是用烟灰一点点堆出来“复合效果”，为此，不抽烟的女设计师不得不白白点了好多支烟，以收集足够多的烟灰……
现在也有很多封面直接取自照片、画作。我以前有本书 《九种忧伤》，虽然取名之役中我败下阵来，成了文艺腔的现名，但封面我很中意：一幅眼神抽离的少年肖像，美编又很有手腕地对这个肖像进行了切割与重组。责编王二若雅骄傲地抱怨：这张照片，她是在电脑上勾头看了足有上万照片才发现的。据说 《梁光正的光》 封面油画大抵也是这样的众里寻它千百度，最终众人齐声通过：就是它了。阿乙的 《早上九点叫醒我》 则是他的一位书迷兼插画师为他这部长篇量身手绘的，酷烈暗黑诡异，与阿乙的文本在气质上有内在呼应，我很喜欢，但估计可能会对一些小白兔读者构成视觉挑战。
嗯，就算书名和封面大图全都搞定，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哼，更要命的或者说真正尴尬的部分到了：书腰。我想书腰应当有个人人皆知的诨名，叫“吹牛”。但大家对书腰重视到那样神经质的程度，好像这里不来上一道的话，整个书封大概就会像裤子一样地掉下来了。为了体面或体面的反义词，于是都束腰，腰上还要堆金砌玉、描红涂白，多么惊动天地的大词儿都可以放上去，同时还会拉上几位大人物来“联袂举荐”，就好像保人一样：喏，看在我们几个的面子上……曾听说个未经确证的笑话，梁文道不是经常被人拉着站腰封嘛，许多情况他并不知情，有次也是来气了，打电话去出版社问，对方慢悠悠几乎十分诚恳地回答：毕竟，又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叫梁文道……
不过，出版社又以为读者是什么人呢，都老练得很了，大多堪破世事地一笑而过，脾气差点儿则视书腰为污目、恨不得到手就扔了。作家和责编和整个宣发团队，花了多少心思在书腰上啊，托了多少中间人来勾连推荐人、并老脸皮厚地印上的那些推荐语啊，最后大抵都是落花流水也哉! 确实也够喜剧的。2017年我出了三本书，一本 《六人晚餐》，因电影上线之故重印，那个书腰，累赘堆砌之至，绝对不好意思送朋友。到《荷尔蒙夜谈》，有书腰但没有推荐人，假装比较自信的样子。到 《奔月》，索性就没了书腰———也不是特意如此，是我与出版社最后都假装忘掉书腰这件事了，谁也没吱声：实在太麻烦了。
好，我们假定上述环节一切都非常之顺利，作家终于坐在家里、神闲气定地开始等着新书下厂、并等着读者蜂拥而至业界好评如云。不，哈哈可远着呢，现在你要做的是：锻炼身体。这是人文社赵萍会对她的作者半开玩笑半当真的提醒。因为，漫长的旅程伴随着复杂的风景，下面将是既需体力、又需耐力，更需要自我催眠与自我续航能力的所谓新书宣传期。我在微信上也自黑过，作家的态性，大约是三种：灵感枯竭面色青黄的空窗期，蓬头垢面时日不辨的写作期，脸面不顾四处叭拉的宣发期。
到这时你就会知道，原来所谓写作，就是不仅仅要会“写”，还要相当的会“作”。媒体群访、嘉宾对谈、网络直播、校园演讲、书店签售这都算是老土的招术了，在所有从业者的推波助澜下，而今已进入了花式发布阶段了。演艺咖跨界别的，跨国度连线的，真人与虚拟的，一路奔跑一路直播的，演成短话剧的，双语朗诵的，谱上曲打上牙板唱成曲儿等等，用业内的术语表示，这些才能“带流量”! 并且，起码还得在全国撒丫子跑上十来个场次，如同游戏打通关，这才算是真的勇士。
而在上述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城市，你都得呈现出一种深刻且愁苦的姿态，坦承你花费了五年七年或干脆是前半生的所有心血，比之曹氏雪芹都有过之而不及地“披阅N载，增删N次”，最终才捧出这一部惊世之作。你得妙语连珠、旁征博引、横向纵向，从全人类全人性全学科全代际的不同角度其实差不多也就是那同一个角度去自我剖白……总之话题性与传播性必须得强，至于与文本的关系，咳咳咳，咱们台下有空再说吧。
而这种场合下的作家、嘉宾与主持人，像临时搭档演出，常常是相互耳闻但从未谋面的“网友”关系，于是乎，很可能前一分钟大家还在临时拉起的活动群里相互寒暄“久仰久仰”，后一分钟就在台上默契而笑，宛若多年知音，好在文学这样东西，倒也经得起随起随止、东拉西扯。然而———
在那些从生涩到熟练、到有点儿碎嘴子的相互阐释与自我阐释中，一边听着彼此的声音随着话筒与线路的放大在书店地面游动，在读者头顶与古老圣贤们的书籍上方回荡，内心深处，我真的是会产生一种“今夕何夕、此在何为”的喟叹，从前的写作者也这样吗，蒸个馒头捏个包子，还要出来叨咕那馒头为什么是实心而包子为什么有馅？ 就算是时代变了、风景变了、秩序变了，现在都时兴烘焙面包了，为什么我们就非得从厨房跑出来，围裙都还没来得及解下呢，就开始一二三四五地把几点起床发面、所用烤箱的年代、盐和糖和添加剂的比例都一一交待出来呢。而极有可能，最终的结果是，大家仅仅是在谈论这款面包的做工与尺寸，而没有多少食客真的去撕开面包尝尝滋味，谁有那耐心和胃口啊———嘿，真是世界上最可哀的面包师吧。
当然，我们还有一批“半专业”“半职业”化的知己：文化记者。他们对当下的写作状况与生态分野，应当有着更为多元却又懒得深谈的感受。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写作者的同盟军与战友。因此，不管他们是否来得及看过“您的大作”，也不管“作家老师”对相关话题是否有着振聋发聩的独到看法，从几乎是标准式的开头“请问您酝酿这部小说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到结尾“请问您下一部大作方便透露一下吗”，双方总可以相当成功地把一场访谈做得有声有色、活泼又独家。
这样一番你推我挡的问答之时，其实采访者和被访者，都能够从对方的眼睛深处，看到某些同样的疲倦与重复感。
到目前为止，我是故意用了有点戏谑与自黑的语调，但这会儿我要正一下面孔了———
我和我的同行们，自然，在内心深处，总是记得那类似高端训诫的精神自持守则：述而不作、藏之名山、淡泊无求等等，并且也都在自我期许着，某一天，我们可以像塞林格或哈帕·李那样，能够真正唾弃和避开这一切，能够非常任性地超越掉这些起印数与销售量、点击转发率、排行榜单、专访与研讨、年度小说、获奖作家等等，成为一个至为纯净和本真的写作者；但另一方面，对上述的这一切动作，被动的也好，主动的也好，出于对商业合同的约定也好，对文学名声的坦荡追求也好，还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如此定义的更具“职业精神”的作家本分也好，就像本雅明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一个个也都在相当投入认真、带着矛盾又惭愧的心境在做着。
就我而言，我大致是在用这个道理来说服自己的：小说，在起点，在我的书房和电脑里，它是纯粹和自由的存在；在终点，到了某间书房或某人的阅读里，也是纯粹和自由的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精神的、灵魂的，至为纯粹无为的。但在移动和流传的过程中，它则兼为商品，且兼具商品的一切非文学属性。这些属性，可能会对文本、写作和作家有所折损或附丽，但倘若没有这个过程，我可能都无法抵达到你———作家与读者，我们都是在迷雾之中互相寻找、苦苦不得、极易错过的彼此，必须有一方，比如我们，发出不够矜持更谈不上优雅的主动呼叫。嗯，看下这里，我，写了这样一本书。
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过程，并且也只是过程本身。它不代表真正的结果所在。闹腾、虚荣如杜鲁门·卡波特或V.S.奈保尔的，无损其伟大；清寡、沉闷如舒尔茨或卡夫卡的，仍旧会更伟大地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