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令家山常在眼：李慈铭求画小史

▲ 李慈铭像，自《清代学者像传》

【导读】细绎李慈铭与文人画家之间的人情往来，大致都是持平的。他在此类往来中总是试图遵循人情平等的原则，免于孟浪行事。所谓人情平等，一是双方身份或修养上的大致匹配，二是具体财物、文艺往来的轻重相当。为了得到一幅画，有时需要草蛇灰线，人情往还数月。

经历了京官捐纳的曲折，又与多年挚友周星誉决裂，李慈铭在三十五岁头上才算在京城安顿下来。对于自己在户部的小职务，李慈铭客气时说“闲身且署户曹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2689页。本文关于李慈铭相关事迹的论述，主要依据此书，以下简称“《日记》”)，促狭时直接说是可恨的“驴马事”(《日记》，第2396页)。但乱世之中，自己得食俸禄，故乡家人无恙，李慈铭还是感恩的。不知是乡情发作，还是受到南山捷径的启发，李慈铭开始撰集《萝庵游赏小志》，追述游览绍兴柯山等地的旧事。柯山是绍兴西边的一座小山，山势不高，秀丽孤峭。李慈铭曾在山中居住。左图右史，李慈铭着手请人摹绘家乡景物。响应的画家有两位：秦炳文和潘曾莹。二人同样来自江南，虽身份悬殊，但均擅丹青。

▲ 《萝庵游赏小志》钞本，国家图书馆藏

▲ 同治七年李慈铭游柯岩所书对联，绍兴市博物馆藏

秦炳文画的是《柯山红树图》团扇。他是李慈铭的户部同事，咸丰末年活跃于上海苹花社。动乱中聚集海上的文士们，虽曾鬻艺谋生，看起来和职业画家几无区别，但局势一旦稳定，他们便在国家机器的感召之下，纷纷北上应试、做官。秦炳文是画社中最早走掉的画家。同治元年(1862)的秋天，他频频出现在京官的宴会之中。第二年又捐了个户部主事的职务。小京官的帽子戴上之后，不知道秦炳文是否还可以像在南方一样自由卖画。李慈铭写秦炳文在北京作画：“都下几人画山水，锡山秦叟称能工。吮毫索价颇自惜，韈材曾被嘲凡庸。一朝为君拂绢素，经营惨淡天外峰。玉莲朵朵入雪色，松根樵径微能通。”(《日记》，第5350页)这里的“索价”，其具体形式和对象不知如何。翁同龢记载“写扇五柄，多弱笔虚锋(二柄倩秦谦亭画，每一八千)”，谊亭正是秦炳文的号　(《翁同龢日记》同治七年五月一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谊亭”二字存疑，陈义杰释作“谦亭”)。

另一位画家潘曾莹是诗词的名家，李慈铭去求画，或写一首《渔家傲》，或填一阕《壶中天》，佳文共赏析，又阐明所请托的画境画意，是高端的艺术游戏：

壶中旧隐，有丹岩翠嶂，遮断尘境。山下林亭亭下水，隔水别开鸥径。映竹弹棋，刷苔品石，秋满纱巾影。山前何有，藕花菱叶千顷。

正好瘦策扶亲，团蕉挈弟，瓜果盈盘饤。坐到梧桐凉月上，更理冰弦夜咏。轻裂萝裳，长安回首，盻断青猿信。乞公渲笔，溪声画里堪听。(《日记》，第2360—2361页)

这次画的仍是柯山，红山绿树间露出林亭小路，梧桐月上，人物二三。消夏景观布置，历历如在眼前，供画家妙笔成像。往还之间，诗人与画家大概都能获得知音般的满足感。

回乡赚得一个举人的功名之后，李慈铭于同治十年(1871)二次进京。中兴承平日久，都中的风气看起来颇为活泼生动，李慈铭也饶有兴致地投入其中　(同治中兴是学界的一种认识，见美国学者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与陈乔森、温忠翰、吴大澂办过几次消寒会，和秦炳文饮了几回酒之后，李慈铭开始继续与上一期居京时同样主题的绘画诉求———图写家山。给陈乔森、秦炳文的还是老命题———《湖塘村居图》，温忠翰的是《三山世隐图》《三山红叶图》，吴大澂的是《城西老屋图》。吴大澂是秦炳文苹花社的社友。他也在同治元年进京应试，落榜后返乡。同治七年(1868)考中进士，这时是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用干硬有力的线条和迟涩浑厚的墨色营造屋宇树木，显示出一位书法家对于笔墨出色的把控能力。

▲ 李慈铭《自题湖塘村居图诗》手稿，国家图书馆藏

秦炳文对这一次《湖塘村居图》的请求，响应得很慢。李慈铭连着催了两三次未果之后，决定扩大范围，给另一位同部僚友胡义赞发去同题做画的请求。胡义赞是河南人，言谈幽默，长于金石考证。他画宗董其昌，擅用黑而湿的笔墨再现“黑董”风格。刑部任郎中的同乡施启宗也被李慈铭嘱托去转求倪文蔚画一件《罗庵黄叶图》团扇。扇子很快画好了，秀洁雅致，却没有署名，让李慈铭颇费思量。倪文蔚曾在湘军幕府，仕途蹉跎，自身也招惹一些非议。

艰难之间，得授荆州知府，后来倒官路亨通。倪文蔚光绪间几次受召进京，都来拜访李慈铭，并留下别敬银两。李慈铭也曾以人事相托。他给倪文蔚撰挽联云：“一幅寄云林，十载无忘宿诺；八驺归若水，两河遽丧劳臣。”上联说的是李慈铭光绪七年向倪文蔚求画的山水姗姗来迟，收到时已是十年之后。下联是说倪文蔚阅兵之后因病去世。惯用的客套话，评价说不上多高。事实上，李慈铭对于倪文蔚依附于张之洞等人非常不满，曾在日记中用小字大骂其贪腐。

李慈铭在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到九月之间接连发出这些作画请求，其频率之高，远超从前。有的画被寄回家乡，画尾缀上李慈铭自撰自书的图记，缅怀家族先人的足迹，追述自己与母亲、兄弟卜居的旧事。这些出自颇负时名的京官画家笔下的绍兴景色，似乎被赋予了某种仪式性。不过，他与一众京官们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不论是画画的吴大澂，还是题画的张之洞，双方后来的交往都相当克制。因政见龃龉、文人相轻，或一些言语播弄的是非，终于由亲到疏。李慈铭自述修身七例：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其中又特别提出翰林、名士两项，有所影射。同部僚友陈乔森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陈乔森来自岭南，在地方传统的熏陶之下，自成一种独特的绘画风格，用笔大胆，山水粗头乱服而不乏苍莽之趣。他任职户部之后，开始与李慈铭交往。光绪三年(1877)，陈乔森再次拿到《湖塘村居图》的命题。画未完工，就受到李慈铭关于他言语是非的质问。陈乔森在辩白无效的情形之下，更加用心地画这幅家园图，“画极细密，用墨尤佳”(《日记》，第7456页)，但没能挽回两人之间的友谊。

周寿昌是少数交往到最后仍得到李慈铭尊重的京官之一。周寿昌和曾国藩等多位湘军高层是同乡，又识于微时，却并未如周围人所预料的那样仕途通达。后因足病休致，致力于《三国志注证遗》《两汉书札记》的撰著，常拿稿子给李慈铭讨论。著述之余，周寿昌重拾画笔：“读书苦难用心，饭后画扇一两枋遣日，不欲与人，人或有索者，亦不过恡也。”(周寿昌《思益堂诗钞》卷六，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5页)周寿昌不讳言自己对于五代富贵风格的花鸟画家黄荃的喜爱，他的藏品中也有一件归于黄氏名下的瓜卉长卷。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秀润的山水画风。李慈铭看见他画在摺扇上的山水，湖面有船，船上三四个人，两只瓮，觉得这景色像极了绍兴城外，记起自己的旧诗“桃花坞口采蒪还”，就给这图取个名字叫“春湖采蒪图”，请周寿昌题于画上相赠。

对于翰林、名士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李慈铭不再刻意去追求京官圈中大小名头的画作。他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京中与绍兴相关的文化设施建设上，在同乡中具有良好的影响力。这些绍兴才子或任职部曹，或为居乡举子，流动性大，一般要逢科举年才有机会在北京聚齐。一般是二月入闱，三月赏花宴饮，四月报榜，然后分别。同治甲戌科以后连续三个会试年，同乡胡寿鼎、秦树敏、陶宣、陶在铭、陶方琦、孙彦清，以及待李慈铭亦师亦友的海宁人羊复礼和湖北人樊增祥等人齐会京城。士子中画名最高者当数举人秦树敏。他是著名的娱园主人，多次赴京考试均落第，还乡前多画梅扇赠给李慈铭。周作人后来到娱园去，还赶得上见识园中少主人家传的画梅艺术。

▲ 陶方琦尺牍秦树敏画笺，自梁颖《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

绍兴的山山水水，柯山、三山、湖塘、谢墅、罗庵等等，李慈铭都请人画了个遍，且一画再画。李慈铭要表现绍兴的秀，周星誉的高秀，倪文蔚和秦树敏的秀洁，温忠翰的秀润，都是合格的。张之洞题《湖塘村居图》　诗中有这么四句：“逢人便索图村居，要令家山常在眼。可怜画手矜简略，溪树不春山容薄。”(《日记》，第5400页)诗中批评画家逸笔草草，在形似上有所欠缺，辜负了思乡者的深情。对于一个热切怀恋故土的欣赏者而言，画中景物的似与不似显得特别重要。李慈铭画前写图略，收到画后还要细审其是否失真。面对孝廉冯学沣的一幅《三山世隐图》，李慈铭先是因其不肖实境而颇为失望，后意外发现图中景观与柯山对面的湖南山极其相似，点景房屋则似萝庵，便改画名为“山楼对读图”。这件差点被放弃的绘画由此重新得到重视。冯学沣的父亲是杭州籍探花冯培元，与秦炳文结过画社。冯培元工于画梅，学沣则以山水见长。冯学沣曾避乱萧山，又和李慈铭的好友张鸣珂交游，再加上这段“山楼对读”的画缘，他第二年解银进京就直接去李府拜访。几场酒喝下来，又被李慈铭赚走了两幅山水。在摹写实景方面，李慈铭与同乡画家之间更容易达成默契。周星誉画《湖南山桃花》便面，秦树铦画《罗庵黄叶图》和《吼山秋望图》(萝庵黄叶楼是李慈铭和弟弟共读的地方，吼山亦为绍兴名山)，胡寿鼎用绍兴南塘一带的风景位置来表现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的诗意，都更让李慈铭满意。胡寿鼎任职刑部，曾多次与李慈铭一起参加科考，他总是：“绸缪定棲止，琐屑筹糇粮。入或代负儋，出则眠连床。”(《日记》，第8725页)情谊绵长，让人动容。胡寿鼎还给李慈铭画过王士祯“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等多幅诗意图。有一件朱松银石的纨扇最为李慈铭所喜爱。对于相似度的要求，看起来已经背离了文人画的某些准则。李慈铭曾以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诗入画。钱锺书先生解读这首诗相当于画中工笔，与南宗文人画的趣味正好相对　(钱锺书　《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三联书店，2001年)。李慈铭本人对于大小青绿画法都饶有兴致，一一实践。从元代逐渐定型的龙脉山水，由于缺乏一流笔墨的支持，逐渐沦为一种僵硬的、程式化的机械图式，千篇一律，了无生气。董其昌时代所追求的抽象、冷静的笔墨趣味无以为继，欣赏者把目光重新转回画面表现上去，再加上浙西派文学白描手法的审美影响，诗意可居的江南小景开始流行。

▲ 绍兴鉴湖和诸山图，自《(万历)绍兴府志》

李慈铭五十九岁时小小地升迁到江南司郎中一职。酒边花下，书画清游，仍是旧时的戏码，但以老夫自居的李慈铭心绪散淡了不少。秦树敏逝于绍兴的消息传来，李慈铭怜其稚子尚幼，娱园花竹寂寞无主。少年们则仍源源不断地奔赴京城。过客匆匆，李慈铭尽力维持人情平衡，但鲜少主动去求画了。倒是朋友和后辈们知道他爱画，常主动送来自己的作品。启程赴俄游历的缪佑孙赠以《秦淮小景》，王廷训送来山水扇，樊增祥和陶方琦寄到墨兰，羊复礼送西山名胜画扇，徐琪赠纱扇画《十刹海观河小景》。受赠画作自不待言，就是那些主动向文士们求来的画幅，也从没见李慈铭有付钱的记录　(两位女性职业画家除外)。李慈铭并非耻于言利的腐生。袁保龄请李慈铭撰写寿序，他坚持非百金不动笔，后来还得来说项的画家胡义赞先同意给画一幅《湖塘村居图》才成。给殷萼廷撰《郑姬志铭》，李慈铭细细算了一笔账：“予前年曾向假五十金未还，今年又送《四库提要》一部，翁注《困学纪闻》一部，价亦约值十金。”(《日记》，第6394页)再加上作为润金送来的十金，算上知好的情谊，才勉强将就。文字可以理直气壮地卖，画不能换钱吗？　不过，细绎李慈铭与这些文人画家之间的人情往来，大致都是持平的。可以说，李慈铭在此类往来中总是试图遵循人情平等的原则，免于孟浪行事。所谓人情平等，一是双方身份或修养上的大致匹配，二是具体财物、文艺往来的轻重相当。为了得到一幅画，有时需要草蛇灰线，人情往还数月。当艺术成为一种酬应的手段，被看作检验人情的试金石，高雅难免沦于低俗之境。翁同龢归乡途中，左手给兵丁付钱，右手随即奉上自书的对联，让人产生深深的滑稽之感(《翁同龢日记》八月十五日记：“夜遣两弁归，每人十两、扇对，另给李弁四两。”第735页。扇对，即翁同龢自书的扇子和对联。廿一日：“遣两炮船归，各酬以四金，先各给两千，另对子一。”第637页)。李慈铭把某孝廉损了个体无完肤，顺便又一杆子打倒了一大波孝廉方正，当面却仍拉不下脸来拒绝这位同乡书写楹帖的请求。但最普遍的艺术品授受仍发生在文艺、思想、鉴赏水平可相沟通的同人之间。在这个前提之下，学人或官员层面上的绘画运作几乎可以达到自给自足。李慈铭的人情圈子基本可以满足他日常的艺术需求。潘曾莹也只需在京官、外官、门生中发展拥护者。

▲ 陶方琦画兰，福建省博物馆藏

从咸丰四年(1854)到光绪二十年(1894)，李慈铭得到四十位时人画家的一百一十件作品。求画没有一定的频率，有的年份多，如同治十一年(1872)，有的年份少，甚至没有，如动乱的咸丰十年(1860)。画以扇面居多。快的第二天就能见到成画，也有延宕至十年之久的情况发生。画家中的二十余人具有贡生、举人或进士功名，也基本都有官职。其中京官十七人，知县以上地方官七人。传统文人与绘画之间的距离是模糊不清的。日常用惯的笔墨、宣纸，书法入画的理论铺垫，文人们基本都能勾几笔兰竹，或进而皴擦简略的山石轮廓。秦炳文、吴大澂、倪文蔚、徐琪、陶方琦、樊增祥等素有画名者被李慈铭的好友张鸣珂收入《寒松阁谈艺琐录》。张鸣珂良好的鉴赏品味在今天仍得到认可。胡义赞和倪文蔚更被黄宾虹誉为“道咸画学中兴”的代表性艺术家。李慈铭身边的胡寿鼎、羊复礼、娄俪笙似乎也都能随时拈起画笔。就连李慈铭自己也渐觉参透画理，开始调和丹粉，摹绘山水花竹。光绪十一年(1885)年底，他为人画了一件《寒林老屋图》。这件没有明说受赠者姓名的画作，是李慈铭较频繁地以画笔做应酬的开端。两月之间，他给同年杨崇伊、高官张曜等人画了《溪亭梧竹图》《野桥高柳图》《柯山图》等团扇。得到《柯山图》的李福云也是绍兴人，累积军功，李慈铭喜欢他武直可爱，与其家联族。傅云龙出使海外，李慈铭给他画“疏柳一旗江上酒，乱山孤舟道中诗”诗意。山水清远，点景生动，适于入画。景物虽是山水画中常见的，但诗句却非随意摘取。它们出自明代高启《送何记室游湖州》，诗题中的“湖州”，正对应傅云龙的家乡。这是李慈铭作为文学家的修养灌注于画面所带来的生动意味，展示了文人画的长处和特质。

▲ 徐琪《红梅团扇》，福建省博物馆藏

李慈铭不是苦心孤诣的收藏家，也不是专研绘事的画家，这一点反倒增强了他作为受众者一方的代表性。大收藏家顾文彬的阅画笔记，俯拾皆是熟悉的名家。而读李慈铭的求画记录，则仿若设置了重重障碍，不少画家都是陌生的　(晚清民国时期的传统纪传体画史如《墨缘小识》《晚清民国金石书画史》中多收录这些画家。而在后来的综合性画史中，他们往往所占篇幅不多，并几乎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西方借助Robert Hatfield Ellsw0rth(安思远)　和美国凤凰城艺术博物馆的晚清书画藏品，编成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l800—1950和New Songs on Ancient Tunes：l9th—20th Century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Richard Fabian Collection等图录，试图避开单一维度的画史构建方式，对于晚清传统派画家及其作品，包括京官画家，也进行了同样的展示和说明，但数目有限)。李慈铭的官位、财力与官居宁绍道台的顾文彬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李慈铭文名大，有影响力，职位上也足以代表数量庞大的中下级官员群体，具普遍性。他北京的寓所里挂着书画，按季更换，总有画扇出入怀袖之间，偶尔翻阅《清河书画舫》《佩文斋书画谱》等书画谱录，对各朝各家画风有体认，不定期地从身边能画的大小名家那里得到丹青。这样的士人正是中国特色的文人画语系中预设的主要参与者吧。跳出鉴藏者的艺术史，寻绎人情里的文人画，其线索大概也正在于此。(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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