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小姐》里的校园伦理

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个甜美可人的女生是个不知悔改的学术造假者。”美国麻州大学心理学系教师爱丽丝·弗莱（Alice A. Frye）这么评论近日在好莱坞大放异彩的影片《伯德小姐》（Lady Bird）主角。在投给《高等教育纪事报》的评论中，她说：“难道甜美有趣就让造假有正当性了吗？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怎么跟学生解释呢？”在电影里，伯德小姐知道自己数学考试会挂，于是偷了老师的卷子，扔进垃圾箱，老师无奈请学生们自报估分，伯德小姐谎报了一个虚高的分数，老师也默许了，而这多少为她接下来的大学申请扫清了障碍。弗莱评论说，固然这部电影的描述很真实，但这一桥段让她非常不适——正是因为学生们多少都干过造假的事，像偷看一下人家的考卷之类，且都对此不以为然，外部还存在着成群地炮制论文卖给学生的网站、泄漏题目的考卷银行，所以老师们坚持不懈地与学术造假作斗争，坚决地告诉学生们这不可接受。然而这部关于成长与责任的电影里所展现的却是：造假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聪明可爱有天赋、有野心却感到绝望，觉得想要通过造假更上一层楼，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做吧。电影里把造假描绘成一件成长过程中可以一笑了之的小事，甚至是为了个人奋斗与自我实现所必需的步骤，这是弗莱不可接受的。

《伯德小姐》的主人公名叫克里斯蒂·麦克弗森（Christine McPherson），生长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市一个普通家庭，就读于一所天主教教会高中。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伯德小姐，多次强调：“我不叫克里斯蒂，请叫我伯德小姐，这是我的名字，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Lady Bird意为“飞鸟小姐”（这点也引起争议，因为老一辈观众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约翰逊总统的太太，这位第一夫人的昵称）。可以想见，克里斯蒂是个向往自由的女生。影片中，她最大的理想就是离开家乡，去更有文化气息的纽约读大学，即便不是纽约，康涅狄格或者新罕布什尔也可以，因为那里是“作家们居住的地方”。

作为一部成长型（coming-of-aging）青春片，影片描绘了伯德小姐为追寻理想与现实进行的抗争，以及在青春生涯中的迷茫与挣扎。奥斯卡影后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称，她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这样一部电影——描绘青春期少女与母亲的冲突。弗莱觉得，固然不是所有电影都需要传递道德指南，但《伯德小姐》作为一部主打“真实”的主流青春片，在面对成长这个主题时，强调道德准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影片中不少片段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伯德小姐对于自己相对贫寒的家庭出身非常介意，她不愿意让父亲把车开到学校门口，甚至不惜谎称自己住在豪宅中来赢得富家女同学的友谊。最终，影片告诉了我们，谎言终究会被揭穿，以此换来的友谊也终将会破裂。而在这过程中，伯德小姐甚至不惜冷漠对待她最好的朋友——与她一样家境并不富裕的朱莉，想要与“贫寒”划清界限。最终影片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合适的做法：伯德小姐意识到了自己的虚荣心与冷漠，主动去寻求朱莉的谅解，两人也终于冰释前嫌，共赴毕业舞会。

再如，伯德小姐的第一任男友，隐瞒了自己其实是同性恋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伤害，影片告诉我们，比起憎恨与报复，正面积极的反应是谅解与鼓励。伯德小姐的下一任男友也欺骗了她，但影片在构建道德标准时，准确地把他定义为玩弄感情、不负责任的“渣男”。面对这样的男生，伯德小姐会受到伤害，也确实应该与其分手。

正是因为在其他地方都无比正确，影片对学术造假的宽容——更准确地说是觉得不值一提，让人不适。弗莱表示，不同于之前所提到的那些道德困境，电影中没有任何镜头来表明伯德小姐意识到了造假是错的，也没有任何镜头暗示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弗莱说道：“造假行为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影片却完全忽视了这一情节。我完全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一部电影，将造假视为一种可以忽略的，甚至是值得理解的现象。”

尽管对造假轻描淡写，影片却多处描绘了伯德小姐与他人讨论成绩的重要性，她对于成绩还是很紧张、很在乎，显然她非常明白为了能去纽约的好学校，好的成绩非常重要。弗莱认为，影片中不少线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其造假作弊的合理性。例如，她家庭出身普通，又不像她的哥哥是个少数族裔，在申请名校时有着一定的优势。这种种暗示似乎在表明，由于缺少资源，比起造假，她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影片中，伯德小姐与其母亲的斗争贯穿始终，母亲一直非常直截了当地向她说明父亲失业面临身心危机、家庭经济状况窘迫，无法支持其去纽约读书，而伯德小姐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想法，从正面说是“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不同于她的好友朱莉——即便成绩比她优秀、比她更有才华，但也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甘愿到周边的城市大学读书——伯德小姐在家庭重压与个人理想之间，则选择了维护自我的雄心壮志，并完全向母亲隐瞒自己申请了纽约的学校的过程。最终，她确实来到了纽约，开始新的生活，而原本就很拮据的家庭很可能还要再背负四年的债务。她与母亲的关系也几乎一度降到冰点。

在某种程度上，伯德小姐也是欺骗了母亲，才换来去纽约读书的机会。当然，她确实也很努力，为了离开家乡、摆脱目前生活的桎梏、实现新生活的理想，她也尝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申请奖学金、助学金，暑期打工攒钱。面对这个道德困境，影片并没有传达一个明确的判断。最后，当伯德小姐来到纽约，面对大城市和新生活的冲击，她变得更加迷茫空虚了起来。她会面临更大的悲伤和孤独吗？庆幸的是，在影片的结尾，我们还是看到了伯德小姐鼓起勇气给母亲打了电话，我们看到了她与母亲的和解。

有读者评论说，确实影片里不造成任何后果的造假让观众不适，但是弗莱恐怕没有完全理解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的意思并不是说，造假者可以顺利过关，在影片最后，主人公伯德小姐跟开头一样，还是一个带着缺陷的人。而这一点恰恰是人们喜爱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我们长大成人，却还是带有缺陷的成年人，我们并没有从过去所犯的错误里学到什么。（编译自 Alice A. Frye ，“Lady Bird’s Cheating Problem”，《高等教育纪事报》 2018.2.1）

编译：邱迪玉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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