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闲民”，“安命”在“一座城”
汪曾祺的 《阿索林是古怪的》，写于1993年3月7日，副标题“——读阿索林《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一篇汪曾祺认为“结构极不匀称的”“古怪的散文”。文章不长，劈首一句：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第二句：阿索林是古怪的。接着才说到《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是篇古怪的散文，像游记。一个肥胖的快乐的小资产阶级“我”带着六个孩子旅行，突然在塞万提斯家乡下了火车，接着就步行去了塞万提斯旧居，由一位黑衣老妇人引入老房子，看到一位姑娘，依稀仿佛就是当年塞万提斯的未婚妻，走出屋子，在黄昏的乡村随意走走，“天是被柔和的珠色所照亮着”，“在这忧郁的平原间”，“我”想起“那位讽刺家对他的爱人所说的话——简单的话，平凡的话，比他的书中一切的话更伟大的话”。
不过，塞万提斯到底跟她的未婚妻说了什么呢，“我”可没说，读者自己想象吧，阿索林只是描摹了这样一次意外的游历，也是游离。小说耶？散文耶？界限模糊。有人物，但更像印象派油画里的人物廓形；有情节，但更多的是氛围，是气息。不过，读下来似乎又有一种牵引，让你慢慢地就好像也看到了“塞万提斯的未婚妻”的面影。
“一个西班牙的城”、“一个农人的生活”、“山和牧人”，几个人物的侧影，灰色的石头，修伞匠……生于1873年卒于1967年的阿索林写着老城，老城的石头，树，修道院，那些随处可见的人，女仆匠人，老人少女，热情的、沉默的、婀娜的、忧伤的人，他笔下的西班牙，全非我们想象中的西班牙：斗牛士、火热的色彩、高迪式的奇幻，却像轻雾，笼在清凉的城和山间。人们过着日子，劳作，听歌，死亡，我们读完他们，可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也或许不记得了，但又何妨呢，萦回着一些面影，一些歌声，就够了，就是很阿索林式的审美体验。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汪曾祺说他是古怪的？可是，却又说他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此时汪曾祺已七十有三。年轻时，“大学二年级以后，受了西班牙作家阿左（索）林的影响”（见《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至古来稀依旧念念不忘，可见他是一直欣赏阿索林作品美学风格的，并非仅青春年少一时之影响。应该是有某些气质总脉脉相连着的。
这静静的感觉，抟成气息，氤氲于周遭
汪曾祺向有小说散文化的理念，《小说的散文化》充分阐释了他的观点。文章也提到阿索林。“有一些散文化的小说所写的常常只是一种意境。……阿左（索）林所写的修道院是静静的。声音、颜色、气味，都是静静的。日光和影子是静静的。人的动作、神情是静静的”，确然，读阿索林的文章（何以用文章称之，感其作品亦小说亦散文之故）让人静下来，这静静的感觉抟成气息氤氲于周遭，身在现世又隐于文中。我们知道农人简单地生活着，“吃白菜，番薯，黑面包，葱，蒜，有时候，一年内只两三次，他吃肉；一手把的核桃或杏仁是他的无上的盛馔”（《一个农人的生活》），我们知道农人成了一个小老人了。孩子们死的死走的走。有时候他也会叹息，但不久又振作起来。“这位可怜的人既无希望又无欲求地生活着。他的眼界只有群山，田野，天空”，“一切全凭天意”地活着，然后死去。
若一个个体，却又像某个群体的侧影，无太多情节，更别说跌宕起伏的命运，它只是叙说着，像水彩画的笔触，你看到了那些洇色，却总是隐淡的；你看到物象的造型，却又总有晕色，物象也漫漶起来；可是纵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到人物的气息，闻到天地的味道，虽然一切都似乎不那么容易抓住。这种感觉介于写意和工笔之间，有时精准细节，有时率性块面，人物有名有姓，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些名字，只要记住务农的修伞的卖饼的，或者女人僧人就可以了；场景也各种各样，可是却总浮现出巷子、石头屋、小花园、修道院，还有村子和土地和天空。最重要的是一双观察的眼睛带动你，一样一样看过去。看过去的所有杂驳在一起，像那种经年的石头的颜色，让你看了安静地想一想之前和之后的光阴。
唐弢先生说阿索林“疏淡中略带忧郁，如云林山水，落笔不多，却是耐人寻味”，不过，窃意其与云林相较又确乎是不同的，云林山水从疏淡中有人，到全然的山林，可谓是洁净至寂，而阿索林即便在暮霭中远远的一笔，也是有人影的。即便无人，总有着一种皴染了情绪的气息，像《旅人》的结尾那样：“……宫殿已经崩摧了；然而，在附近，在这废墟的旁边，……耸立着一群优美的白杨，在垂死的黄昏的轻风中，微微地颤动着它们的叶子。”阿索林的疏淡里有微风，不骚动，宁静，宁静中带着一种人世间淡淡的忧伤，好似每个人都尽力地活着，但其实总不免深深地明白世间的悲哀。
这就有些明白汪曾祺的“终生膜拜”了。汪曾祺一直说“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是自谦，也是一种自知。汪曾祺有看清世相的通透，但却又身怀古典文人式的温雅，即便明白人性之恶，也难以下狠笔，总不免留有余地。《陈小手》中最后那一枪对那个联军团长之恶的刻画已是重笔的，他对人对事有悲悯和温情，好比小说《寂寞和温暖》，出身不好（华侨）的沈沅勤勉默默地在北方城市的农科院工作生活着，从不回家，也无家可回，但于人生至谷之低处还是有人默默地关心她。换位作者，这样的人物命运于笔端或许分外惨烈，可是汪曾祺的笔总不由染上暖意，皴擦岁月里残存的诗性。
阿索林呢，亦然。他总是安静地描述着他的所见多感，不太评判，不太愤怒，只是一笔笔皴染过去。《安命》一文颇能传达阿索林的作品气质。文章写了一位多思加诺先生，他“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房间里很简单，但有书有四五幅古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吃简单的饭菜。天气好的日子，他便到处去散步。“他走遍马德里的各区，漫游乡野。他慢慢地走着，一连几小时地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事物”。其实，他原来有可观的收入，后来随着某银行家的破产而破产了，接着妻亡子逝，从“本来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到“每月只有二十杜洛斯”，但多思加诺每天安然作息，“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博物院碰到他”。他一直这样过着。“‘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诺这样说。‘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
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命
《安命》文末，阿索林写道：“这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事情，随着它们的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行而乐天安命。”在这里看不到彼时彼刻的时代风云。查查资料，19世纪的西班牙社会也是风云跌宕的。出生于1876年的阿索林历史上素有“一八九八派”之称。所谓“一八九八派”，与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美西战争导致西班牙惨败有关。这一年，古巴彻底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班牙还将波多黎各连同关岛和菲律宾以20万美元割让给了美国。1899年，西班牙又将其所属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加纳利群岛和帕劳卖给了德国，至此，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所剩无几。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八九八派”要求新政府变革。接下来的20世纪初，西班牙盛行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各地有叛乱和起义等。但是，阿索林并没有在文章中刻意去描述所谓时代的风起云涌，他将人物命运置身于广袤苍穹。好比在多思加诺先生这里，破产，儿子在古巴战争中阵亡，女儿急性肺炎四天即逝，妻子被一连串人生厄难击倒至病而死，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痛彻心扉的灾难，也可大书特书，但他却虽然清贫但平静有尊严地活着。阿索林看重的该是这样的宁静，暴风雨过后的宁静。他把人放在人的命运中来表达，生命从生到死，经历了许许多多，最终抵达安详。“在安命中，好像作为一个对于他的失败的补偿似地，他使他的心仁慈而宽大。”（《良心学》）
阿索林看到人在天地间的必然运命，只淡淡叙说着。“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命”。
想起汪曾祺《闹市闲民》一文。“闹市闲民”是一个老人，汪曾祺坐公交换乘时所见。家就在站牌边，车不来，老人会搬出个马扎儿来叫人坐。老人的屋子陈设简单，一床一桌一方凳三个马扎儿。七八十岁，白头发梳得齐整，衣着简单。退休了，老伴住儿子家，女儿也出嫁了。老人一人过日子。隔三差五儿女们来看看他，带点点心，拆洗被褥。“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面条还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敌伪时期，吃混合面……解放军进城，扭秧歌……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换一行，文章以“这是一个活庄子”结尾。
文中对老人在成为老人之前的身世并无详情。他是否真的无喜无忧，也或许这样的恬淡只是成为老人后的状态？那么多历史起伏真的没有在老人心里留下痕迹？也许汪曾祺也并不定然如此以为，但如此恬淡情境是汪曾祺欣赏的。作此文的1990年2月，年满70周岁的汪曾祺办了离休手续，也已进入老境，写“闹市闲民”时或许会回想起自己从高邮走出，求学西南联大，又辗转上海到北京，然后经历了京剧团当编剧，之后又重焕创作活力的各种人生起伏，于是分外感慨这样一个生活简单至极、天天睁着天真之目看街的老人吧。
两文共读，《闹市闲民》和《安命》或可镜像。略别则为：汪曾祺满目欣赏，欣赏背后则深深感慨；阿索林亦欣赏满目，难掩沉沉伤感。无论感慨还是伤感，皆归于宁静。若波涛过后的海面，只是一波一波地，平静地波动，波动下的涌动，一切皆于此波动中。
这样的写法或以为是少了些人生的沉重，缺少对和谐之内在的撕裂，于汪曾祺和阿索林的作品而言，是其特点，或亦乃各自局限。当然，倘若汪曾祺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自是好的、深刻的，可是大概也就不是汪曾祺了。窃以为，局限就局限罢。好比老人每天恬淡看街，他度过了沟沟壑壑的日子，不介怀任何沟壑了，唯有街的热闹成为他生命的背景。
阿索林写“婀蕾丽亚的眼睛”看着河里的水，“她的侧影是在黄昏的灰色的天上描剪出来”，我想起汪曾祺写小英子的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看到这些脚印子，“心里痒痒的”（《受戒》）。
1930年3月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戴望舒徐霞村合译）好比青年汪曾祺和阿索林初遇的红娘，“终生膜拜”的因缘却终究源于彼此精神/性情之遇合灵契。
（文中阿索林作品引文均来自《塞万提斯的未婚妻》，阿索林著，戴望舒译，桑农编，北京三联书店 2013年9月版）。
文：龚静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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