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君 |“西行漫记”：求真理 救中国

据考证，毛泽东参加了这次欢送会，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1919年3月15日，上海。

一群人从静安寺路51号楼房中走了出来。

大部分是青年人，有说有笑者不少，也有一些人眼圈微红。还有些年长的先生，不时对身边的青年嘱咐些什么。

他们都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成员。大家刚刚结束了欢送会。很快，八十多名青年即将踏上赴法留学之路。众人依依惜别，在楼外照了一张大合影。

众所周知，毛泽东从未出国留学。那么，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开眼看世界

毛泽东为给湖南籍留学生送行而来。

事实上，还不止是送行。

毛泽东与其中许多湖南籍留学生有极深的渊源。

十月革命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1918年4月发起了“新民学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个影响极大的革命团体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

从北大杨昌济教授处得知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后，毛泽东等认为，通过留法，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运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个好机会。于是，毛泽东、蔡和森等积极组织，为众多湖南青年留法进行准备。当年8月，毛泽东毅然率领20多位湘籍学生赴京。到京后，这位“领队”忙着为同学们联系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问题。

可以说，诸多湖南同学得以顺利留法，离不开“新民学会”毛泽东、蔡和森等的帮助。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蔡和森等人组织协调之余，自己也选择了出国留学。而手握经费、多方奔走的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国留学去呢？

殊途而同归

当年，毛泽东认为：“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另一方面，新民学会发起人中，蔡和森、萧子升等都选择了出国留学。两人都认为毛泽东是留在国内的最佳人选。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萧子升也觉得毛泽东靠谱，认为“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络”。

第三，毛泽东支持留学，但不主张都到法国一地去，应“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

第四，毛泽东牵挂他多病的母亲。其时毛母患病，由毛泽东两位舅父照料。毛泽东曾专门致信感谢，并计划“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

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泽东没有选择留学。但对于那些自己前前后后付出了诸多心血、帮助其走出国门寻找真理的潇湘子弟，他是寄予了深厚期望的。为此，慨然前来为同道壮行，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据统计，1919年至1920年间，20批次近2000名学生在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帮助下赴法留学。从他们中，走出了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维汉等众多优秀的共产党人。

留法时周恩来在巴黎住所门前留影

西行求真理

在毛泽东致力于探究国内情况的同时，一群有志青年在海外了解了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奴役的现实，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而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图为1921年春，张申府与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左起：张申府、陶尚钊、周恩来、张家俊、刘清扬（女）、李锡智（女）

1921年春，国内中共发起组决定在法国巴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在法国的5位中共党员——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5月，在几人的筹备下，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更名“旅欧共青团”。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而党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活动。因此到1925年4月，《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一文发表时才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的联名落款。

1924年在法国的共产党员合影。前排左4是周恩来，左1是聂荣臻，末排右2是邓小平

当时，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在中国青年包括海外留学生群体中众声喧哗，莫衷一是。周恩来、邓小平等旅法党员、团员就通过出刊与演说，在异国他乡向中国旅欧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团结青年学生。

旅欧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杂志。1922年8月至1923年底共出版13期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杂志。该刊以理论宣传为主。据亲历者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少年》杂志中的文章

1924年初，为适应国内实现国共合作新的革命形势要求，旅欧党、团组织决定联合创办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少年》停刊。

《赤光》杂志

说起《赤光》，还有段关于邓小平的有趣典故。话说邓小平曾经是《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他刻写的字黑大、工整又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众人对此赞不绝口。那时候“小邓”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获得了个“油印博士”的称号。

“世界杯”正如火如荼。档案君再说个当时小平同志与足球的故事。刚到法国时，邓小平起初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耐德钢厂打工，后来他“跳槽”到巴黎东南约100公里的一个橡胶厂。每月净收入240法郎，扣除伙食费90法郎后，还剩150法郎。1924年赶上巴黎举行第八届奥运会。邓小平爱看足球。为了看一场比赛，他一狠心，花5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一天的饭钱这就没了——但进场之后，发现位置太差，连球都看不清楚。

邓小平在施耐德工厂的雇佣登记卡。上面是邓小平学名“邓希贤”的音译。工卡现存施耐德工厂资料室

每逢周末，周恩来等还到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和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留学生中那些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分子的真面目，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引导旅欧学生争取认知马克思主义。

陈延年、陈乔年二人是陈独秀的儿子。兄弟俩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1920年初，两人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工余社成员。后来经过斗争实践，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革命科学，参加了旅欧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陈延年、陈乔年先后在1927年、1928年英勇就义。兄弟二人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屠刀，都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与坚贞的气节。

这是一群开放、可爱的年轻人。他们睁开双眼看世界，他们寻求真理救中国，他们百川归海找组织，他们一腔热血卫信仰……

当年追求民族解放，需要青年。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接续奋斗。

在党的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回顾一群年轻人千里追寻真理的历程，让人不禁感慨：在年轻的时候，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与民族的兴衰荣辱牢牢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本文档案资料参考自“不忘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国家博物馆

编辑：施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