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海派 | 潘敦
台北沐春堂四月春拍的图录里我挑出一件台静农还翻出一件易君左,台静农那件镜片两枝梅影横斜,写明是仿大风堂的底本;易君左那件是小小的诗堂,录他自作的七绝:“几回江上看风帆,江水江天独倚栏。看遍风帆还不足,更从帆外看青山。”易家家学渊源,乃父易顺鼎是清末民初的重要诗人,与樊樊山唱和最多。易君左更是文武兼治,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拿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再回国参加北伐,执笔戎马,以文职授少将军衔,四九年底去了台湾,嗣后辗转港台两地,董先生和我说年轻时他在香港见过易先生。去年圣诞节我陪董先生上台北居意看字画古董,墙上一件于右任写给易君左的诗笺最让他留恋,心心念念说是故人遗物,可惜别人早付过定金了。图录上那件易君左墨迹估价很低,成交不贵,我买下了送给董先生也算补他一点缺憾。付了款隔几天镜片连着老旧的白木镜框一起送到台北画廊,我嫌累赘,动手卸框,拆下背板翻出镜片吓了一跳,竟不是我要的那件易君左!低头再看,镜框里还有一层纸遮着玻璃,连忙翻转,认清了落款我才稍稍安心。旧年月老镜框里一样尺寸的三两件书画换着挂很寻常,换下来的镜片仍旧夹在镜框里,不占地方,时间久了却也容易遗忘,从前上海滩一个镜框里拆出“三吴一冯”的轶闻我也听过,简直和中彩一样!我中的那张是小彩票,名头不大,王植波,上网查了才知道也是上海人,1925年生,跟邓散木学过书法,行书草书都好,出过书帖,五十年代到了香港进电影公司又做演员又做制片,据说填词也一流,是电影界有名的美男和才子,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特请王植波题耑,两个字堂堂正正沿用至今。1964年王植波和电影公司老板陆运涛一起飞去台湾参加亚洲影展,回程飞机在台中失事,三十九岁,天不假年。
六七十年前南下香港的上海人不少,文化界尤其多,宋淇、汤新楣、张爱玲,前年离世的夏梦,今年过身的刘以鬯,有些是专家,有些是通才,都是响当当的名字。那时候在香港讲上海话不会被人嫌弃,李纯恩告诉我从前他认识一位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的上海贵妇,去餐厅点菜只说上海话,可惜时不待人,渐渐鸡同鸭讲了。其实李纯恩也是搬去香港住了几十年的上海人,那是1979年,大梦初醒,各自分飞,能投亲的投亲,敢夜奔的夜奔,李纯恩说那时他在上海做工人到了香港还是做工人,港岛鰂鱼涌的工厂给二十六块港币一天,按日记薪,工作重,加班多,很辛苦,他曾想若是两年里还混不出眉目不如就回上海,小笼包毕竟比云吞面好吃。所幸当年的香港兼容并蓄,事事皆有可能,工人阶级里出些奇人不是怪事,倪匡如此,李纯恩也如此,先是莫名其妙考进《香港周刊》,跌跌撞撞做了一年娱乐记者转去《清雅周刊》做采访主任,接着一路升迁,《城市周刊》《明报》副刊、《成报》副刊,头衔越做越大,职责越加越多。老民国海派人物那样的博杂李纯恩身上也有,一边做报纸,一边上电台、上电视、拍电影;写过小说,也写过儿童读物,散文集出过几十本,写美食的居多,文笔清练通达,言之有物,私底下我觉得比香港美食界的几位前辈写得都好。这几年传统媒体日渐萧条,李纯恩依然稿约不断,三家媒体一日三篇,旁人写稿多是昏灯苦烛,他写稿却在酒余饭后,带一团人上海苏州三两日,大闸蟹、生煎包、肥肠面、葱油饼皆成文章,摄影能办影展,作画能进画廊,拍观光片能卖版权,我笑问他可有什么不会的,他说自己懂得吃不懂得做。算了,有福人终究是命好!
我最早见李纯恩应该是在电视上,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那是九十年代末,节目很有看头,又过了十几年我在香港见到本尊竟不觉得他比电视上显老!记得那天是在陆羽,董先生请客,李纯恩在,林青霞也在,吃过点心一席人都劝林青霞用钢笔写稿用毛笔写信她笑笑不听,我劝李纯恩少画点山水多画点美食他竟听了,没过几天传了一张“冰糖肘子”给我,画上还写长篇题记,不打草稿,毛笔挥就,欲行则行,欲止即止,那一手行楷不像是没练过字的人能写出来的,聪明人真的不用多教。这两年我去香港排得出时间总约他吃饭聊天,我喜欢听他聊金庸,聊倪匡,聊黄霑,还有他负责报纸娱乐版时知道的那些陈年八卦。在香港聊天我们也用上海话,倒不是乡情,更不是优越,只是觉得这样怀旧,好像是花样年华里买了船票才能抵埠的从前。
2018年仲夏夜于马德里
作者:潘敦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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