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都”之证与“最初中国”之争

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种种发现表明，陶寺遗址同中国早期国家或文明起源的探索息息相关。有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与五帝中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更有学者认为，陶寺就是最早的“中国”。

陶寺遗址究竟是不是尧帝都城？既然学界对于陶寺是一座距今4300-3900年的都城遗址这个判断达成了共识，那么它的主人是谁？自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以来，学术界有关它的族属问题多有主张，基本有“唐尧说”“尧舜说”“有虞氏说”以及“夏族说”。“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陶寺文化大体上属于传说中尧舜时代还是基本为学者们所认同。”陶寺考古队领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高江涛说，“太多东西都指向尧，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证据链，但是陶寺文化延续了至少400年，哪一期的陶寺是尧都？目前的争论点主要在这。”

中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认为，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这恐非偶然。

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陶寺遗址与尧都最为契合外，曾任陶寺考古队队长的何努、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等学者通过地下发掘与文献学、民俗学等多重证据法，认为陶寺遗址为尧都已经形成了证据链。

首先是文字的证明，目前陶寺遗址已发现多个文字，其中两个字于1984年发现于一片扁壶残片上。这两个字中一个释读为“文”没有异议，另一个存在“尧”“易”“命”等多种解释，以何努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包括古文字学家葛英会都支持其释读为“尧”。

此外，在陶寺中期大墓M22中发现的完整公猪下颌骨，左右各摆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这在很多学者看来符合《周易·大畜》中的“豮豕之牙”，象征修兵不战、兵不血刃、不战屈人之兵的文德治国的“上政”理念，与陶寺朱书扁壶上的“文尧”二字同是对帝尧文德的颂扬，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有学者认为，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出土的用朱砂绘制的龙盘，其形象与《竹书纪年》中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的传说有关联，或可作为帝尧王族神化的象征图示。因此越来越多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除了尧都的争议，近年来，有关“最早中国”“最初中国”等的讨论逐渐成为相关研究中难以回避的热点。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以《最早的中国》为题出版专著，提出了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中国”。而何努不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陶寺遗址”是“最初中国”。

高江涛介绍，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最早中国”的概念，认为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最初中国”。而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1991年提出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时，认为尧舜时代万邦活动的中心之晋南一带是“最初中国”所在，并提到：“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 ‘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究竟如何理解“中国”二字的本意？高江涛的理解与何努不谋而合，“最本初的中国就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而这两个特征都是陶寺所具备的”。

学术争论或许还将持续下去，也或许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逐渐形成共识。但可以确定的是，陶寺考古40年，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陶寺文化的神秘面纱正在层层揭开，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的重要性也渐被世人所知。

作者：报报驻京记者 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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