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逻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成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回答了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推动经济理论创新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逻辑前提是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理论界对在公有制基础上能否发展商品经济展开了讨论。当时人们一致的看法是，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可以产生商品交换，但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形成交换关系。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当时有人质疑，说马克思明确讲“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何以产生商品交换呢？

追根溯源，公有制不能产生交换的观念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有两大前提：一是社会分工；二是财产私有且受法律保护。没有分工，大家生产相同的产品用不着交换；若财产不是私有或不受法律保护，无偿占有别人产品不受惩罚，也不会产生交换。

将分工作为交换的前提，学界没有人反对；人们的分歧在于，财产私有到底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些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理由是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由此看来，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澄清。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论述的，其原意究竟是什么？

不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确实讲过，“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说，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于是有人据此推定，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前提是私有制。然而认真研读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发现以上推定其实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首先，马克思从未说过交换产生于私有制，相反他认为是产生于公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写道：“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在《资本论》中他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

其次，马克思讲作为流通前提的“私有权”，也不是指生产资料私有权。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而且还说，商品是物，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发生关系，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私有”并非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

事实上，生产资料私有与产品私有也的确不是一回事。以英国的土地为例。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英国法律规定土地归皇家所有，但土地上的房屋（产品）却可归居民私有。正因如此，所以房屋才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是说，产品能否交换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无关，关键在产品是否私有。

既然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产品私有，那么在公有制基础上产品怎样才能私有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需引入“产权”概念。在现代经济学里，产权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是财产的法定归属权；产权则包含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以银行为例，银行的信贷资金来自储户，信贷资金的所有权归储户；而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取得信贷资金的产权后，资金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享以及呆坏账如何处置，银行皆可独自决定。于是所有权与产权出现了分离。

所有权与产权一旦分离，生产资料公有而产品则可以私有，因为产权的最终体现是产品所有权。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初将集体土地的产权承包给了农民，于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农民的。再比如国企，国企的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企业之所以能将产品用于交换，也是因为国家将产权委托给了企业，让企业拥有了产品所有权。

综上分析可见，商品交换的前提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而所有权不同于产权，产品是否私有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已证明，只要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权分离，并把产权明确界定给企业或农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逻辑前提是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中央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年亚当·斯密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而且他认为，资源配置应首先用无形的手，只有那些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遗补缺，用有形的手去调节。

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当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苏联建成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年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可能通过“计划”实现。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科斯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于是科斯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可为何未见有哪家企业扩大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人类社会为何会有企业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互不替代，两者的分工决定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人们已耳熟能详，无需再解释。科斯的意思是，资源配置用“计划”还是用“市场”，就看何者交易费用低。若计划配置比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低，就用计划配置；否则就用市场配置。逻辑上，科斯这样讲应该没错；可困难在于，交易费用是事后才知道的结果，事前难以预知计划与市场谁的交易费用低，既然不知，我们又如何在两者间作选择呢？

骤然听似乎是棘手的问题，不过仔细想，我们对交易费用并非全然无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市场失灵的领域，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就要比市场配置低。以“公共品”为例，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经验表明，此时公共品若由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会远比计划配置高。

让我用灯塔的例子作解释：灯塔属于典型的公共品，灯塔若由市场配置会有两个困难，一是难定价。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且不论多少人同时享用也不改变建造灯塔的成本，故市场无法给灯塔服务定价。二是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中谁享用或谁没享用灯塔服务无法辨别，这样给灯塔收费造成了困难，若强行收费必引发冲突。

可见，无论是定价还是收费，由市场配置灯塔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也是为何古今中外灯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中央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指在公共品领域政府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反过来，非公共品即一般竞争性资源的配置，就要交给市场。市场配置虽然也有交易费用，但相对政府配置会低得多。

中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三个重点：一是市场决定价格，即让价格由供求决定。二是用价格调节供求。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三是开放要素市场。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须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若要素市场被固化，不能在行业间流动，价格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逻辑前提是政府要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

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会失灵。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对自由市场一直推崇备至。然而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个计划经济体，1929年至1933年西方又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两件事不得不让人们对市场进行反思。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更是彻底动摇了人们的“市场信念”，很少再有人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

对市场为何会失灵，经济学家有三点解释：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三是社会需要提供公共品（服务）。在我看来，信息不充分与外部性不是市场失灵的原因，公共品会令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市场失灵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可能失灵，是想证明政府不可或缺；或者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陷。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赞成将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作为市场失灵的原因。理由简单，因为信息若不充分政府也会失灵。事实上，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资源由市场配置比由计划配置的代价要小得多。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充分，资源配置才需要通过市场试错。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把市场失灵归咎于信息不充分。

再看经济外部性。许多经济活动会有外部性，如造纸厂排放废水废气给周边造成污染，是经济的负外部性。问题是，存在负外部性市场就一定失灵吗？上世纪60年代前，经济学家大多是这样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庇古，他对解决负外部性提出的方案是，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补偿给居民。此主张曾一度成为政府解决负外部性的经典方案。科斯不赞成庇古的方案，他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分析说，由于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企业只承担私人成本而不承担污染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所以经济活动才出现负外部性。于是科斯指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市场就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比如，政府限制企业排放权，赋予居民不受污染的权力，通过“排放权指标”交易一样可减少污染，市场不会失灵。

再看公共品（服务）。公共品有两个特征：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公共品消费增加而成本不增加，因而不存在边际成本。由此看来，公共品确实会导致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还有一个原因即市场分配机制也会导致市场失灵。根据当年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趋势的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分配将导致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积累；一极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而且马克思说，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果必发展为两个阶级的冲突，最后剥夺者一定会被剥夺。

有人认为，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分配，社会主义的市场分配不会两极分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众所周知，市场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按要素分配”，只要要素占有或人们的禀赋存在差别，收入分配就一定会出现差距，若差距过大就一定会产生社会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分配会否出现差距，而在于政府能否主动调节并缩小收入差距。

将市场分配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看作市场失灵，理论上不应该错。目前中央正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弥补市场分配机制缺陷的重要抓手。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思考，以往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为何搞市场经济后收入差距就逐步拉大了？主要原因是与市场分配机制有关。

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一般来讲，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有四项：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公共品（服务）以及扶贫助弱。若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看，我认为政府职能可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东京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