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明“是”而知“非” ——看《出版是什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于殿利的这部《出版是什么》其书名都很“牛”。仅仅只是看这个充满霸气的书名，既很容易顺理成章地理解为是一部对出版知识的方方面面进行普及和启蒙的读物，也可以视为一部阐释与探讨出版专业问题的学术著作，但无论是哪一种，单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肯定词“是”而非“雏议”“试论”之类的语气，就彰显出一种自信和“牛气”。
殿利能够如此之“牛”当然是有底气的，我与他虽舔为同行，但人家出身终究“豪门”，从出版业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的 “小伙计”成长为今日之掌门人，加之自己又是历史学博士，且专攻的方向估计更是没多少人能懂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那个什么“亚述学”。这样的学术训练和从业经历使得他既有对出版业大量实务的掌握，同时又具备对这些实务进行分析与判断的能力。于是《出版是什么》这样的著述出自于氏之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戏谑了一番之后，言归正传。本人虽没有勇气写下“出版是什么”这样“牛”气的判断句，也未必完全同意殿利这部著述中的某些判断，但的确还是十分欣赏这样的旗帜鲜明。明“是”而知“非”，不知道什么为“是”当然也就无从判断何以为“非”，特别是在当下出版业确有一些以“非”为“是”者盛行的背景下，能够十分严肃而专业地讨论一下“出版是什么”这样带有本体性的问题还是很有意义与必要的。
出版是什么？除去教科书、辞书上那种“书刊、画集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之类的标准解释外，坊间流行颇多的则有 “出版即选择”“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等诸说。这些固然都有各自的立足之道，但显然又都是从某个环节和某个要素对出版进行描述。而在殿利笔下，出版则是“关乎人类的存在，关乎社会的秩序，关乎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不仅如此，殿利还将出版与教育勾连在一起，“教育与出版是一对孪生子，出版也是一种形式的教育，甚至不拘泥于课堂教育的局限，有无限的延展性”。这样的认识或许与殿利深受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传统影响有关，但无论过程如何，这样的视野与站位显然就高远得多。上述三个“关乎”加教育固然不是对出版的定义，但如果我们的出版从业者能不忘自己的这种责任与使命，那么，出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其实也就不是问题了。
在这部《出版是什么》的著述中，殿利不仅展示了自己学术上的专业性，其中的不少篇什更是在用自己的学术素养和专业背景探讨当下出版业的若干热点话题，这也是本书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历程，一方面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了种种革命性的变化和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业也出现了一些疑惑与彷徨。面对这些现象，《出版是什么》一一作出了自己鲜明的回答。
面对“编辑是一门正在消失的艺术”的论调，殿利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认为“编辑是为新闻出版而生的，出版因为有编辑而成为出版，不因任何技术和工具而有所改变。在信息不足的时代需要编辑，在资讯过量且真假难辨的当下更需要编辑。”另一方面，殿利又毫不含糊地认为，在新形势下，编辑也需要完成三个转型，即“在内容的思想性和导向的把握上，要由被动地承担责任转为主动自觉的文化担当”；“要从单纯的文字编辑，转型为全媒体编辑”；要“由单纯的编辑转为一名生产经营者”。出版因有编辑才成为出版，新时代的优质出版更需要完成三个转型的编辑来支撑，这样的判断绝对是十分精准和切中时弊的。当下市场上充斥着许多平庸乃至低劣的出版物，与一些所谓出版人对专业的无知和对编辑功能缺乏敬畏之心就不无重要关系。
面对出版的“两个效益”问题，殿利一方面坚定地认为 “要始终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不能首先想着赚钱”；另一方面又自信地断言“出好书比赚钱更难”“出好书就一定能赚钱”。在我看来，这才是对出版业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原则的完整科学理解与阐释，相比之下，那种所谓“叫好不叫座”出版物是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言论就显得何等苍白与虚弱。道理其实再浅显不过：一本无人问津或问者廖廖的出版物，又凭什么“叫好”呢？凡此一类，除了自欺欺人外，似乎没有其他理由可作解释。
面对 “数字技术的降生缭乱了人们的头脑，搅乱了出版业的秩序”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殿利发出的数字出版“七问”，可谓刀刀见血，直扎问题要害，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数字出版”这个概念“在中国诞生之时就走向了传统出版的对立面，人们习惯上把它与传统出版割裂开来。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群出版业的‘门外汉’或‘技术人’自觉地站在了传统出版人的对立面，他们的理想是凭借自己的所谓技术优势取代传统出版人而成为出版的主角。”面对殿利的这段宏论，我除了高度认同外还想补充的是：那“一群出版业的‘门外汉’”其实不仅来自出版业外，同样也来自出版业内，他们虽身在业内却心在业外，既不懂出版自身的本质也不知不同门类出版各自的特性，只会跟着赶时髦瞎起哄，今天嚷嚷“危机”、明天吵吵“转型”，至于“危”在何处“型”往何转却说不出任何有佐证有依据的看法。其结果只能是“缭乱了人们的头脑，搅乱了出版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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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什么》中所涉之出版业的本体问题及中国出版业的热点话题当然远不止上述所列，此外诸如“主题出版与时代之需”“供求关系”与“供需关系”“社店关系”“产业的法律环境与融合发展之痛”“阅读是一种责任”……这些都是当下中国出版业面临的一些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殿利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在我看来，从事出版之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学问，莫如更是一门实务，或者说首先还是一门实务。如果说《出版是什么》的学问做得好，固然有殿利知识学习和学术训练的扎实功底，但恐怕更离不开他对出版实务的熟知和对出版规律的正确把握，并进而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只有前者易陷入空谈，无视前者则视野受限。这或许是《出版是什么》给出版人思考出版问题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启示，这一点当比某一具体的论述更有其价值。（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作者：潘凯雄
编辑：李思文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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