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士唐大郎 | 张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卡尔登大戏院办公室内的唐大郎

前几日，在上海大学做了一次《唐大郎与海上名流》的讲座。能向大学生们讲述近代史上一些值得纪念的人与事，我自己是感到欣慰的。事后，有朋友和我说，这是关于唐大郎的第一个讲座，又莫名有些伤感。这些年我们驰骋商海，追逐财富，遗忘的东西似乎太多了。

上海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几乎撑起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而这座“江山”，其实是由大报和小报共同打造而成的。上海是中国 “小报”的发源地，自1897年6月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创刊，到1952年11月《亦报》的停办，前后存续达五十余年。小报一问世，就秉承“记大报所不记，言大报所不言”的宗旨，尽可能远离政治，将视角下移，大量刊登社会新闻，专述市井小事，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将市民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一网打尽。小报 “自由”、 “消闲”的特性，反而让它的销售量远高于一般  “板起面孔做文章”的大报，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大报的庙堂气象、党派博弈与小报的江湖地气、民间纷争，两者合一才组成了完整的社会面貌，要洞察社会的大局，缺大报不可，欲了解民间的心声，少小报也不成。大报的 “滔滔江水”和小报的“涓涓细流”， 汇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有着丰富细节的  “江天一景”。可以说，少了这一泓 “涓涓流淌的鲜活泉水”，我们的新闻史就是残缺不全的。一些先行一步，重视小报，认真查阅的研究者，很多已经尝到甜头，写出了不少充满新意，富有特色的学术论文。小报里面有 “富矿”，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我始终认为，如果小报得到充分重视，借阅能够更加开放，很多学科的研究面貌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当年小报界活跃着很多健将，如陈灵犀、胡梯维、龚之方、卢一方、陆小洛、陈蝶衣等，他们身处社会中层，交游广阔，热衷结识各色人物，熟知民间甜酸苦辣，且大都文化底蕴深厚，能写一手好文章。他们以小报报人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体验社会生活，从中吸取素材养分，每天要为几家报纸写稿。这其中唐大郎堪称佼佼者， “小报状元”、  “江南才子”和 “江南第一枝笔”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唐大郎原名唐云旌，1908年出生，上海市郊嘉定县人，常用笔名有高唐、刘郎、定依阁主等。他自幼从舅父（清代诗人钱谦益的后人）学诗，家学渊源，打下结实功底。20年代中后期他即为小报撰文，1930年前后正式入职 《东方日报》，成为一名职业报人。他文思泉涌，才华毕露，出手极快，从不爽约，好几家小报都邀他写稿，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巅峰时期，他同时为 《铁报》 《诚报》 《飞报》 《辛报》等六七家小报写稿，每家一篇，每篇几百字，一天要写三五千字。唐大郎从事新闻工作逾半个世纪，写作诗文不计其数，据笔者粗略估算，大郎一生所撰诗文至少在300万字以上，而每篇诗文的字数一般都在五百字左右，如此一平均，其发表诗文篇数之多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大郎并不视自己文章为名山伟业，随写随刊随丢，生前竟然从未出过一个集子。这么多年，不断有人呼吁为唐大郎出版文集，但除了潘际坰、黄裳先生搜集大郎晚年在香港 《大公报》上所刊诗作，1983年在港岛为他出了一本薄薄的 《闲居集》外，其他就一概付诸阙如了。

唐大郎自己虽然并不敝帚自珍，但喜欢他诗文的人却很多，其 《高唐散记》 《定依阁随笔》和 《唐诗三百首》等都是当年的名牌专栏，很受读者欢喜，以致 “看了大郎再睡觉”成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早在40年代，就有读者自发搜集张罗，有意为他出版文集；张爱玲更是直接建议他将书命名为 “唐诗三百首”，并且认为 “这名字来得浑成”，她还表示唐大郎的一些打油诗是 “赚人眼泪之作”，不能舍弃。大郎擅长写近体诗，写得最多的是七绝，但不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律诗还是绝句，都严格按照格律办事，平仄协调，对仗工稳，可说循矩蹈规，一丝不苟。他的诗完全依照韵书押韵，偶有浑押或移韵，也必预先说明。如大郎写周信芳演 《刘唐下书》的绝句：“行路登楼颇耐看，小锣紧打客心寒。郓城托出刘唐美，只在襟边与扇端。”被人誉为 “戏好，诗也好，最能道出其魅人的神韵” （吴承惠语）。大郎对自己的诗也颇为看重。当年他在报上写过一个专栏，名为 《唐诗三百首》，署名 “高唐”，自注  “高唐”两字作“高出于唐人”解。其自负可见一斑。

但如只是严守格律，那就不是唐大郎了，更可贵的是，他在旧体诗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做了创新的努力，并且获得了相当成功。黄裳说： “他对旧诗有相当深厚的修养，对前人的业绩，甚至那一套严酷的声律都表示尊重，严格遵守。但他又蔑视一切僵死、腐朽的教条，有很大的勇气来加以突破。”可谓道出了大郎诗受人欢迎的真谛。他的诗，形式上纯属传统，内容上又绝对现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生活，戏院、书场、舞厅、酒楼里的红尘世界，霓虹灯下钗光鬓影，红氍毹上悲喜人生，以及亲朋好友、文人艺人的身边琐事，都是他信手拈来的写诗材料。旧瓶装新酒，信笔吐真言，俚语俗句，艳词乡曲，穿插其间，浑然一体，读来别有风味。他的朋友曾妙笔形容： “在他的笔下，市招如五芳斋，家常菜如咸菜豆瓣汤，电器如录音机，称呼如奶奶，俗语如抬杠、揩油，方言如交关、野豁，詈词如王八、叭儿，诸如此类，都可以入诗。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诗中还出现了 ‘老铅’ ‘皮蛋’ ‘哀’ （扑克牌中的 K、Q、A），还把 Tango的译音 ‘探戈’两字拆了开来，写出了‘老夫欲犯当年瘾，真想投池探一戈’的诗句，真叫人忍俊不禁。” （陈榕甫语）这里可举一例。唐大郎和书法篆刻家邓散木 （粪翁）关系密切，一次，邓散木假宁波同乡会举办个展，唐大郎自然前去捧场，观后并为之赋诗一首，诗后并加注：

题粪翁个展

昨天去到宁波同，乡会里厢看粪翁。个展恒如群展盛，风姿渐逊笔姿雄。眼前谈 “法”应无我，海内名家定数公。但愿者回生意好，赚它一票过三冬。

此诗首二句实为一句： “昨天去到宁波同乡会里厢看粪翁”，予则砍拆成二句者，打油诗未尝有此先例，粪翁先生见之，得勿叱为放屁。而读我报者，又得勿将我骂煞快耶？虽然，编者要我写，我则只有迭票货色，他又不好意思不登哉？粪翁书法篆刻之高，在此无容赘言，其实要我多说一句，我亦说不出什么来也。惟上海所有书画家之展览会，论生涯之美，恒以粪翁居第一位，盖内行固欣赏，外行亦 “吃”来邪气也。

此诗颔联、颈联一派唐诗风范，首联、尾联则全然口语，但两者结合却浑然天成，毫无隔阂之处。其诗注尤显 “唐诗”风格，插科打诨，诙谐幽默，看似油滑，却把诗人与散木的亲密关系及其对他高超艺术的由衷推崇写得淋漓尽致。

大郎写诗，后面总附以数十字、数百字不等的自注。有人读了他的诗后，对他说： “还是诗注好看。”此话听来颇似买椟还珠，但大郎却引为知己，并兴冲冲地写下一首诗：  “昨天有客吾家过，忽然道出诗屁股，名字听来第一回，为之眉色皆飞舞……”诗名即题为  《诗屁股》。其实大郎的诗注，不同于通常的注释，与诗同读是诗的有机组合，与诗拆开，能成一篇绝妙的小品文。李君维对此有很精彩的评论：

例如他做了首七律 《百合》之后，写道： “每年买百合一二十斤，由夏天吃到秋末。下午煮食，剥洗工作由我躬为之，因我起得早，剥得早，可以在清水里养它几小时也。我从小到老吃百合几乎没有间断过。它有时带点苦涩，我觉得味道更好。陆放翁说： ‘一盂山药胜琼糜。’我却想不出山药会有什么好的滋味。十五年以前，读过茹志鹃《百合花》的文章，那文章写得感人肺腑。也从此使我知道了百合花是什么样的。原来我小时候家里的土布被面和褥单，以及葛布的蚊帐，我祖母统称之为蓝地白花、或者白地蓝花的那些花纹，都是百合花。因此对茹志鹃的文章更加怀念。后来看到报刊上有她的文章，总买来恭读。在这里想说些题外的话，上海的大作家，我认识的不多，柯灵算是最早的了，四十多年；三十年前与黄裳订交；到今年（一九八〇），才幸会了巴金先生。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我衷心赏爱的两位作家，至今还素昧平生。一位是王若望先生，一位便是茹志鹃先生。”这类小品文字，内容充实，或叙事、或抒情，时拉近、时推远，亦庄亦谐，半雅半俗。率性挥洒，不拘一格。文字自具个性，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黄裳也这样认为： “刘郎的诗与注是不能分割开来的。他的注有时比诗写得还好。这些随手写下的诗注有时就是很好的杂文。”

其实，诗歌这种体裁，决定了它言不尽意，贵有余韵的特点，而写纪事的诗，因历史赋予的丰富内涵，更难言明说清。故 “纪事诗”这类作品，读者看重的往往是诗后的注，也即诗外附带的情节说明：本不知道的藉此增长知识，原先知晓的体味故事背后的奥妙，有兴趣研究的则从中发掘宝藏；或言一般人欣赏的是其中的故事，而研究者则对其中的史料更感兴趣，视之为第一手文献。唐大郎的 “打油诗”固然出色，但若无注，其魅力则不免要大打折扣。

唐大郎是个交游广阔的人，在戏剧、电影、文学、新闻等各界都有很多朋友。这就又显示了他的诗的另一种特色： “他是用诗和诗注的形式来作新闻报导的，因为他又是一位报人。”这是黄裳的观点。熟悉电影史的朋友都知道，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影坛上，文华影业公司是最让人高看一眼的，唐大郎在1948年初写的一篇文章中恰巧谈到了这一问题，并对自己有 “文华”这样的一批朋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文华公司的编导阵容，如钢似铁，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我来替他们夸张，如黄佐临，曹禺，桑弧，在戏剧上的造就，都是超然绝诣。中国的电影戏剧，目下已由幼稚时期到了健盛时期，他们都是功臣。他们以外，还有一个金山，最近我们看了 《松花江上》的气象万千，我不能不钦服我的老朋友，十年来的努力，真有两下子。昨天是我愉快的一天，我同他们在一起吃饭，他们都同我很好，桑弧平时和我们常在一起，与佐临认识亦已多年，惟有曹禺相交不过一载，但他们对我的了解却是一样的。我是因为崇拜他们，由崇拜而生敬爱之诚，每次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有一种 “虚荣心”，觉得我也是第一流的人物。

唐大郎一生为人，风流倜傥，率真洒脱；其撰文写诗，则感情浓烈，真挚清澈。柯灵写道： “刘郎是熟人，我自信多少还能了解他。他的好处是通体透明，没有一点渣滓。高贵也罢，鄙陋也罢，他从不文饰自己，这才是真正的 ‘水晶肚皮’。才气使他狂放，而坦白使他廓大，如果有缺点，那是有时不免感情用事，趋于褊急。”这是知心朋友的评价。唐大郎对美和善的人与事物，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符铁年弟子朱尔贞小姐聪慧多姿，能书善画，也是唐大郎经常来往的朋友。唐大郎有一篇文章写到他的微妙心态：

认识朱尔贞快三年了，近半年来，我们见面的时候比较多些，她一身怀着清才绝艺，又是风骨如仙，近她身时，就觉得秀气袭人，这样的小姐，是不会叫人起什么亵念的。有时在一起吃饭，她是傍着我坐，这时我常常有一种希望，希望跑来一个陌生朋友，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忽然指着她，问我： “这一位是你的小姐？”当时我自然会加以辩白，但心里将是无限喜悦的；我以为能够范铸出这样一位小姐来，总是值得骄人的事。

唐大郎曾育有一女，但年幼即逝，其心中隐痛自然惟有自知，他曾有一篇文章写到这种怜女的心情：

我是没有女儿的人，近来之方常常跟我提，到了我们这种年岁，其实不应该再要什么女朋友，最好有一个长大一点的女儿，天生的漂亮，大方，没有事，就带着她满处乱闯，听相识的人见了她赞不绝口，这心境也是够愉快的。

读了此文，再去回味他对朱尔贞的欣赏，体悟会更深一层。同理，他写才女周錬霞，虽仅短短一句，但欣赏关切之情却溢于言表： “难得出一个周鍊霞，但她的丈夫是重利轻别离的远走台湾，她却耽在上海。”

1949年后，唐大郎先是在夏衍支持下主办  《亦报》，过渡之后，进入《新民晚报》主管副刊，提出著名的三段论：上身思想性，中间知识性，下身趣味性。把晚报的副刊 “繁花”等办得花团锦簇，大受读者欢迎。他在晚报上虽然时有诗文发表，但这一时期，他的作品集中刊登在香港 《大公报》上，主要写了两个专栏，前有《唱江南》，后为 《闲居集》，数量有六十万字之多，在海内外深受好评，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生前曾两次对夏衍提起：唐大郎在香港发表的组诗“是有良心有才华的爱国主义诗篇”。

唐大郎于1980年7月20日病逝，夏衍对他有这样的评语： “他的一生，是一个勤奋劳动、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可谓盖棺论定。8月2日，唐大郎追悼会在龙华火葬场大厅举行，治丧委员会由夏衍、赵超构、于伶、柯灵、陈虞孙、桑弧、吴祖光、费彝民等十八人组成。

唐大郎 1908年 9月 18日出生在嘉定，今年正好是他诞生110年。

作者：张伟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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