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我并不是大师……

还是在上个世纪的某一天，在华东师大科学会堂，李欧梵开讲座，有关新著《上海摩登》的话题，学子云集的景象就像一部大片。昨天（16日）上午，这位思想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上海研究大家在上海师范大学再次引发现象级关注。在这场“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的上午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以半小时视频访谈方式“出席”：清瘦干练，谈笑风生，幽默睿智。现场的同龄老友批评家李陀、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洪子诚，上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驻校的作家王安忆都感慨：李欧梵依然当年。作家、学者毛尖则评价虽是里程碑学者，却无架子，十分“可爱”。记者和在场的四五百位学子一同聆听了李欧梵接受弟子、同事张历君的学术访谈，谈及在哈佛如何走上研究鲁迅之路，缘何和曹聚仁交流，既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也谈及了他一贯坚持的治学，与主题中的“同行”意蕴呼应，李欧梵及弟子研究20世纪的治学方向——“跨文化现代性”，即致力强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考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现代性的跨文化和混杂特质，依然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所需。

哈佛大学东亚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欧梵以视频方式讲述《世纪经验、生命体验与思想机缘——我和“20世纪的中国文学”》

费正清同意我去剑桥找灵感写徐志摩研究

1961年，从台大外语系毕业后，李欧梵先在芝加哥大学修国际关系，1969年进入哈佛东亚语言系跟随费正清攻读中国思想史，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正式指导他的博士论文。如何从思想史研究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则是史华慈的“放养”，二则遇到特殊机缘。

李欧梵披露，当时，大家在费正清中心学习，但他对历史学家费正清重要的课比如《清史》《外交史》都不太有兴趣，所以没有选。中心主任费正清指导学生：每个人要选一个人，去做他的传记。在台大学习时李欧梵就和同学白先勇等创办过《现代文学》杂志，推动台湾文坛潮流。李欧梵当时非常膜拜徐志摩，就决定研究这位诗人、作家。有一天，李欧梵和费正清进行了交流。“我觉得做一位现代作家研究太单一，我要做6到7人，反应一代文人”。费正清同意了；他又说，“我想去剑桥，去找找徐志摩留学的灵感。”费正清也表示支持。

1970年代，英美的传记都做得非常规矩，侧重写传主很有人格魅力的一面。一天，李欧梵在哈佛燕京的图书馆看到民国时出版的书籍《文坛登龙术》，翻了几页觉得非常有趣，其中的信息来源非常广泛。视频中，李欧梵指出，“它传递了一种新的文学概念。我开始搜集民国的报纸，即便是小报也不在乎，上面的信息和主流的说法一起就构成文化角度。”接受访谈中，李欧梵告诉现场学子：任何历史题目都要有其背景，而跨界研究又会带来新的视角。他喜欢跨界。这样的寻找过程让他顿悟：原来，历史就是文化史，要在历史的长镜中追寻细节。

视频访谈者、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张历君

做传记时，并没有理论先行的概念

就这样，他做了徐志摩的研究，又扩展到郁达夫，此后又聚焦鲁迅，并写了《<鲁迅内传>的商榷和探讨》和《铁屋中的呐喊》。四十年过去，再看当时的研究方法，有着相当超前的新理论支撑。张历君提及，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曹聚仁谈鲁迅的研究方法时，曾提到三位传记王：路德维希、莫洛亚、伍尔夫圈子里的斯特拉奇，他们提倡写“新传记”，即传记作者和传主平起平坐。其实这是1920年代英美文学圈就一直提倡的。问及是否受此影响，李欧梵回忆，自己写《鲁迅内传》时，只知道莫洛亚和伍尔夫。在视频中，李欧梵笑着说，《鲁迅内传》现在看来，也的确符合这些理论。但他声明：自己做研究，一贯不受理论影响。他年轻时就非常喜欢理论，但反对理论挂帅。在其他场合的演讲中，李欧梵曾介绍过自己在1960年代接受的理论熏陶：非常喜爱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耶鲁的韦勒克和哈佛的哈里·列文，哥伦比亚大学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雅克·巴赞，当然还有稍后的苏珊·桑塔格，普林斯顿的埃德蒙·威尔逊，虽然对著作内容一知半解，他非常欣赏将批评和理论合二为一。李欧梵认为，好的理论本身就值得细读，像一本文学名著一样；坏的理论往往是二手的演绎；随意套用理论，反而对理论不够尊敬。视频中他说，“我当时并没有刻意去寻找一种时髦的理论，不像也斯等香港作家那样自觉。”李欧梵在访谈尾声强调，“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一样，一旦问世，应该和作者区分开来独立评价。”

回顾自己的研究方法，李欧梵总结受了几个传统的影响，一是后期浪漫主义，有点象征意味，二是早期现代主义，三是停留在两者之间的现实主义。李欧梵鼓励后学：“要冲破传统旧路，力求文化史和历史结合。”

李欧梵著作《铁屋中呐喊》及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

2004年，李欧梵从哈佛提前退休，遂扎根香港中文大学。从研究生开始即受其亲炙、留校一同治学的张历君向记者介绍，灵活运用多种不同学科领域知识，进行跨学科的人文研究是当前他们的方向，他们尝试解拆“左/右，本土/全球，文学书写/哲学思考，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等主流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跨文化现代性”方法也挑战既有的学科领域划分的专业分工模式。

在哈佛，受埃里克森鼓励研究现代文学大师鲁迅

《铁屋中的呐喊》确立了李欧梵鲁迅研究的地位。如何从徐志摩、郁达夫转到鲁迅？李欧梵披露了一段值得怀念的往事。

1969年，哈佛医学院来了位著名的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E.H.Eriskson,1902-1994）,他担任了人类发展学教授，讲授“人类生命周期”课程，全校研究生都可以选。埃里克森师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但是，他不同意将所有原因归结为童年，所以，改良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将心理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生发展不同阶段所产生的“认同危机”问题上，并著有《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中央编译局出版，2015年）一书。同时，埃里克森也写了两本传记《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李欧梵回忆，当时，杜维明和自己都选了他的课，埃里克森要求选课者在课上分享研究心得，杜维明博士论文做王阳明研究，他就讲青年王阳明（后来成书为《青年王阳明》）。李欧梵想讲郁达夫，埃里克森不知道郁达夫，但他知道鲁迅，就建议李欧梵和自己研究奠基性人物一样，要讲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李欧梵在台湾时，并未读过鲁迅，到了芝加哥才开始接触。在哈佛，他从埃里克森的甘地研究中得到启发，借他的心理研究方法解读鲁迅的《父亲的病》。由此正式走上了研究鲁迅之路。

埃里克森也两本传记《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

和香港、日本同行切磋，找到自己的“鲁迅传”风格

1970年，李欧梵去香港访学，在《明报月刊》上发表《<鲁迅内传>的商榷和探讨》，风格受了埃里克森的影响，面目一新，编辑非常喜欢，分3-4篇全部发完。于是，就迎来了和曹聚仁的见面。作为记者和学者的曹聚仁在1950年代写了《鲁迅评传》引发轰动，他以平视的目光写了同时代人鲁迅，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1970年，曹聚仁在香港和大陆两地工作。“与曹聚仁见面是偶然，罗孚请客，一桌人吃饭，酒过三巡，曹聚仁问我，你知道鲁迅写过另类的诗歌给许广平吗？”

李欧梵在香港看了更多的传记资料，周作人的资料最有用。“香港‘华洋混杂’，是各类思想聚集地，自己如鱼得水，也觉得非常幸运。”

除了香港受到的思想碰撞外，李欧梵兼收并蓄。夏济安是李欧梵在台湾大学外语系的老师，写了《黑暗的闸门》。李欧梵和他一样喜欢《野草》，对鲁迅的研究直接受他影响，夏济安剖析了鲁迅文艺上的黑暗面，李欧梵则勾勒鲁迅心理的暗面。回到哈佛，李欧梵写了一篇长文《鲁迅和他的遗产》。当时，美国有个学者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鲁迅研究，李欧梵称“自己不好意思占领他的研究领域，因此以发文章的形式呈现。”

1981年，李欧梵在美国组织了同名的鲁迅研究会议，请了世界各地研究鲁迅的学者参加，从日本学者丸山昇那里知道了日本的鲁迅研究现状，并第一次听到了竹内好这个名字。吸收了各家之长，李欧梵在视频里告诉大家，自己最初想用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法写《鲁迅内传》，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

曹聚仁在1950年代写了《鲁迅评传》引发轰动

近年来回到晚清和现代文学的研究

在披露往事后，李欧梵又回答张历君提问，向学子们介绍了自己的现代主义阅读兴趣。

他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兴趣，譬如福克纳、海明威和卡夫卡，罗曼·罗兰作品，在中学时已经阅读，茨威格是近年来才关注，因为发现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是对茨威格的致敬。在台大的同学王文兴经常会看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自己也迷迷糊糊跟着他看。他自己对德、奥、匈等国文化的关注，都受卡尔·休斯克这位学者的影响，休斯克写了《世纪末的维也纳》。

谈及当下的研究，李欧梵称近年来自己又回到晚清和现代文学这两个领域。其实，李欧梵很早就研究过林琴南，但没有成书。最早研究梁启超的文学观时，他发现光是一种文学观是不够的，所以，就开始看晚清时期的翻译作品，发现都是维多利亚的通俗文学，其中类型小说较多。视频最后，李欧梵哈哈一笑，“但是，我可能无法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了。因为，我已经到了当年曹聚仁的年龄——老了。”

由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午场邀请了众多名家，从左至右为王安忆、洪子诚、李陀、陈思和、蔡翔

现场因为时间关系，视频并没有放完，张历君事后向记者补充，在他访谈末尾，“他（李欧梵）声明自己不是大师。”（完）

作者：李念

现场拍摄：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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