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佛先生

2018-10-19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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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胡先生的政治科学研究打开欧美思想传统迷障,他阐明中国的国际治理以群为基础,其来有自,既巩固各地统摄性文化,又孕育中国与各国间某种共享未来的统摄性关系,因而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充满热情关注。

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家胡佛院士辞世,海内外悲悼、纪念鲜花及文电纷至沓来,超越世代、学派、党派。胡先生人格伟大与包容可见一斑,而他对中国统一的忠贞信念,甚至感动立场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间,各界论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却是胡先生坚苦卓绝的爱国志业。胡先生之爱国,绝不仅止于父子两代对近代中国苦难的疼惜,或对中山先生的追随景仰,更奠基于胡先生突破窠臼的科学思想上。

近代史不乏爱国科学家,科学是他们报效国家的方法。然而,在胡先生以科学爱国谱成的学术生涯中,科学并非富强工具,犹构成他爱国思想的内涵,他赋予了爱国一种不可取代的科学意义,因此,科学与爱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无此两端并存,就无法养成胡先生的抵抗精神,开拓他厚达化异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学爱国,贯穿他对中国统一的理性主张,对欧美政治学的批判改造,与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对欧美政治学的批判性反思

胡先生进入政治学的年代,系统分析正开始大行其道,影响至今不坠。当时,大卫·伊斯顿将政治定义为 “价值的权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权利的维护,并将系统过程区分出两方面,一是“对系统输入价值”的过程,二是“从系统输出分配”的过程,从此定义了尔后半世纪的政治学框架。其后,有盖布瑞欧·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两人合作,把处理输入到输出的“权威”(就是政治系统的结构),分为行政、立法、司法;再搜集(欧美)人民对进、出两个过程与对中间的结构所持态度各自为何,据以整理出政治系统的“功能性”文化与“结构性”文化。他们可在不同系统间从事比较,采行分类,用以判断并解释系统的稳定程度。

根据胡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即使在结构性文化与功能性文化都测得较好表现的情况下,系统未必稳定。换言之,纵使人民对三权及三权之间的法治关系有充分认知,愿意支持,且对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功能有信心,并感到满意,仍可出现动荡。他认为,这是由于系统分析忽略人民的两种文化:一是人民对在结构顶层的系统整体所持的态度,他称之为“统摄性文化”,即群性;二是底层的个人一旦获得权威,能否维持原有态度,他称之为“政治风格”,即德性。如此顶层与底层补足的系统分析,是独具匠心!

首先,当统摄性文化欠缺时,人民对系统的认同分裂,我们试着从21世纪体会的话,问题可能是宗教(中东)、民族(东南亚)、移民(欧盟)、地方分权(西班牙)、意识形态(美国)等等,原本服膺三权结构的人民,因敌我意识高涨,便转而宁可搁置甚或阻挠法治,来抵制政策。因此,结构性文化看似稳,实则浮。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刻选民不是选政府,而是选国家,选输的就不容享有宪法保障。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的统摄性文化。主流的系统分析却浸淫在天赋人权的设想中,不察天人之间尚有群性协调其间,以致其量表认可的结构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其次,胡先生忧虑权威人格倾向的政治风格,即曾遭遇强大压制或剥夺的个人和群体,对权力产生背反的两种情感:一是宰制外人的渴望;二是依附权力的需要。权威人格在殖民统治、阶级制度、封建社会下都较易生成,其人拥有权威后,有一种展示权威的心理需要,必须透过不断超越体制来确认自己权威,因此阻挠了系统功能,破坏了结构文化。其结果,就算自己对结构与功能都具备充分知识与支持意愿,有朝一日掌权,抗拒不了权力诱惑,反而变本加厉破坏程序,刻意身在体制之上。陈水扁在1980年代的慓悍,已让胡先生对政治风格的重要性有所警觉。

从统摄性文化到中国人的“群”与“德”

无庸置疑,胡先生心之所系是台独问题。自李登辉以降的台独,裂解统摄性文化,导致岛内敌我气氛泛滥,法治崩坏,诚信荡然,所有法治教育均流于漂浮。台独又是殖民统治下人格遭剥夺的典型,一旦在位,便受某种掠夺、贪腐、霸凌而不能自已的冲动所折磨。这种对权力虽渴望却不确定的焦虑,表现在国际政治上就是对美、日百依百顺,尤其是对美国的怜爱充满浪漫想象,此举斲伤统摄性文化;对内则肆无忌惮,则德性弃如敝屣。

胡先生在李登辉主政初期就坚持回归“内阁制”,后人至今才恍然大悟个中道理,与所谓他忠于张君劢草拟的 “五权宪法”无涉。胡先生的主张与他将宪法权力分成统权与治权的理论息息相关,“内阁制”属治权,属于系统分析里的结构性文化。统权必须与治权分开,不可卷入人事与政治运作,以维持超然,象征统一与稳定。因此,再激烈或低劣的政治动员,甚至分裂主张,都不及于统权,故不影响人民对统权的共同约束,如此奠定对系统的顶层认同,才能发展出健全的结构与功能文化。

统权接受效忠,不受地域、阶级、宗教、性别、党派、职业等等因素影响,超越世俗政治,对具体事件、人事、政策或判决,负有绝对回避的责任。其关键在维持超然,以免系统失其重心而漂流。准此,统摄性文化是中国统一与民主法治之间必需的内在联系。而统一的中国更能透过统权的确立,化解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绵延不绝的焦虑,以恢复德性促成法治,取代依附与宰制的恶性循环。

由胡先生字圣西,可窥知他对民主、科学的向往。不过,就在他学术生涯如日中天的70年代,胡先生进一步掌握到的,不但是“内阁制宪法”与行为科学本身的价值,更是民族与道德问题对民主法治文化的制约。一个缺乏共同民族认同,遭受外族、外敌切割的群,不可能培养法治意识,结果是,讨论税法的动机无关财政,讨论教科书编撰的动机无关教育,讨论退休制度的动机无关养老,一切全为对付想象的敌人,系统沦为罗织的场域,言而无信,反覆无常,终至不可治理。这是何以胡先生晚年念兹在兹要厘清的是,“群”与“德”是系统科学的问题。

“群”的研究与实践挑战政治科学的未来

欧美政治科学对群缺乏敏感,在欧美思想传统中,自我保全的欲望(霍布斯)与天赋人权(洛克)才是耳熟能详的精髓,以至于透过群的凝聚来维护安全并养成德性的历史传统阙如,而今中国崛起,竟视为威胁。欧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在近代肆虐全球,实则强化世界各地对群的呼唤。但碍于系统科学话语所限,无论是自省意识浓厚的欧美科学家,或向欧美先进学习的世界各地学者,失去表述群的话语,因此就算他们都追求现代化,总是不能对症处理统摄性文化的困境,甚至认为统摄性文化的提倡,或群的治理能力提升,是对天赋人权的威胁。

胡先生的政治科学研究打开欧美思想传统迷障,等于把现实世界的折冲与对立,移往思想与哲学层次开展:一方面阐明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群意识的凝聚,对外有抵抗强权的使命,对内有超然于结构及功能之上的责任;二方面阐明中国的国际治理以群为基础,其来有自,既巩固各地统摄性文化,又孕育中国与各国间某种共享未来的统摄性关系,胡先生因而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充满热情关注;三方面阐明必须有健全的统摄性文化,才有稳定的结构及功能文化,因而挑战举世的政治学家,去面对天赋人权思想与群的思想之间多种可能性的整合与分殊。

世人佩服胡先生抵抗强权,推动科学与现代化,坚持“内阁制”,反对台独。我们若能再深入追踪这些思想信念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共同的科学基础,就在于胡先生对统摄性文化的探究,便能了解到,为什么他的意志力能始终不渝。因为,这不是分开在制度、学术、民族三方面的看法,统权、统摄性文化与统一,同是出自一以贯之的科学研究,于是无比强大。其间终极关怀,毋宁是民主法治,而其当务之急,就是养成健全的群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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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1932.5.14-2018.9.10),浙江杭县人,1949年赴台。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获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硕士,台湾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61年起任教于台湾大学政治系。1998年获选台湾“中研院”院士。胡佛长期从事宪法学、政治文化、选举行为、政治参与、政治变迁、政治行为学的研究,被认为是台湾现代政治学先驱。

胡佛先生是著名政论家,反对台独,坚持两岸统一。他曾在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表示,两岸统一是最高的道德价值,对于有台湾人否定自己是中国人的行为,他认为是非常大的“缺德”。2008年,荣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2009年,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国庆60周年大阅兵。

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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