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邓小平他居然说“我反共”，后又被李登辉以“叛国罪”诉讼

▲邓小平执政后，两岸的协商之门再一次打开，蒋经国青年军干部沈诚曾秘密北上接触叶剑英。

1981年8月，久居香港的沈诚突然收到一家国货公司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

沈诚在拿到请柬后的第三天去了趟台北，面见蒋经国。他回忆了这次与蒋经国的会面。

经国先生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他不鼓励我“违法”。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他又嘱咐我，以党员身份到中央党部“陆工会”向白万祥主任报备一下。临别时，经国却例外地交代了我一个私人任务，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片等。

得到蒋经国批准，北上赴会的沈诚在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叶剑英特意找到沈诚，询问蒋经国对台海政策的看法，并安排专人陪同他去溪口访问。

宋小瑞：向邓小平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完了他就讲，我是反共的。邓先生抽了一口烟，停了几十秒，然后用非常浓的四川话讲：反共不要紧，只要不反华就行。沈老认为邓先生特别伟大。

1987年的春天，沈诚再次来到北京。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来到他的住所。经过六年的沟通互动，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写一封密函，请沈诚转交蒋经国。密函由蒋经国在莫斯科时期的同窗杨尚昆具名签署。

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甚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

这封信的行文，已是双方多次沟通后的成果，算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的谈判应依国共两党对等的原则进行。根据沈诚在回忆录里的记载，蒋经国在拿到密函后的第五天，曾召见过沈诚。谈话中，蒋经国虽然觉得中共有些操之过急，但函件中所体现的方针原则尚可接受，并授意由国民党陆工会来筹备与大陆谈判的工作。就在这次会面后的三个月，台湾陆续解除党禁、报禁，并宣布从当年的7月20日起，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而跟随蒋氏父子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的国民党老兵们，也在这年的11月等来了允许回大陆探亲的消息。

那天，蒋经国先生的精神很差。脸上更比上次见面时显得浮肿，音调也十分低沉，说话时口齿也有些欠灵。我见此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看看我，说，今天找你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下一拨正式去北平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决定，你可以多留几天，过了元旦才回去。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带着尚未来得及圆满的统一梦，在台北病逝。1988年1月21日，蒋经国去世刚过头七之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在继任“总统”李登辉的授意下，以“叛国罪”对沈诚提出诉讼。沈诚被迫将七年来的密使经历和盘托出。尽管最终无罪释放，但沈诚从此无法再为两岸穿针引线，和谈再次无果而终。

——本文摘自《纵横》杂志2012年第7期，许念婉等口述。原载于《读书周报》2012.08.03

作者：许念婉等口述
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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