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背后有秦岭

不仅是《山本》，贾平凹从秦岭翻出了《浮躁》《古炉》《秦腔》和《老生》。

应该是1994年的五六月间，贾平凹因《废都》被安排到江浙的几个县市深入生活，在路过苏州时，我的老师范培松先生邀请他到学校讲座。在讲座结束后，我向贾平凹问了几个问题，后来整理成短文，作为一篇文章的附录。我印象中，贾平凹当时已经从“《废都》事件”中挣脱出来，缓过神来。——10月初，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会议上，我们俩回忆起20几年前的这次见面，都感慨系之。贾平凹说：那时我们都还年轻。

年轻的贾平凹1978年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许多年以后，他在以获奖作品《满月儿》为书名编选短篇小说集时，收录了他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作品，这在同时代作家中几乎是罕见的。贾平凹并不想抹去或遗忘特定时期的幼稚之作，他后来能够写出《古炉》这样厚重的作品，是与他对历史事件的深刻认识有关的。我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迟到的批评》，谈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也谈到了贾平凹的一篇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我那时研究的问题是：今天的这一批重要作家是如何从那个时代过渡到“新时期”的。后来和这些作家相识相熟，他们对我的“批判”并无芥蒂。坦荡地面对曾经的历史，这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发展的文学知识分子曾经的共识。

我们今天讨论贾平凹的创作，通常都会说到他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商州三录”，这几篇被视为“寻根文学”之作。贾平凹写作这几篇时，几乎不是“寻根”，而是“扎根”了。《满月儿》获奖后，他觉得自己的写作没有根据地，是流寇式的写作，他想找根据地，就回老家商洛地区。回去后，贾平凹找了几位朋友协助，当时条件很差，无法车来车往。朋友联系好地方，贾平凹就坐板车，或者骑自行车去，不单跑县城，重点是去镇上村子，基本上走遍了商洛的主要地方。贾平凹的这趟扎根之旅收获颇大，回西安后写了《商州初录》。这是1983年。接着他又写了《又录》和《再录》。回忆这段经历时，贾平凹颇有感慨。他住在乡镇，感冒了，到一个地方打柴胡针。那里正流行肝病，一根针头要给很多人打，只是用棉球擦擦，没有消毒，不停给人打，回来他就得肝病了。在乡镇时，又逢大水，贾平凹住在镇上一家旅馆，太潮湿了，得了一种疥疮。在“三录”的背后，有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化寻根”时，关于文化的理解似乎要拓展些。我读贾平凹的《浮躁》《秦腔》等，一直以为这段经历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商州初录》在《钟山》发表后反响热烈，过了一两年《钟山》的一位编辑致信贾平凹，谈到目前创作中出现的这些情况需要总结，他想让韩少功写一封信，贾平凹回应。韩少功后来在《作家》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的“根”》，贾平凹则在《卧虎记》中谈了一些想法。

在读贾平凹的一些文章时，我也时常会生出一些想法，他今天的境界除了天赋秉性外，与秦岭对他的哺育、他和秦岭的“对话”有关。1972年4月的最末一天，19岁的贾平凹离开了商山，走出了秦岭，到西安读大学。十多年以后，贾平凹在文章中动情地说：“看着年老多病的父母送我到车站，泪水婆娑的叮咛这叮咛那，我转过头去一阵迅跑，眼泪也两颗三颗地掉了下来。”他不知道走出秦岭后会不会从此不再孤独和寂寞，这样的记忆刻骨铭心：“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台阶上，看着那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蓝莹莹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蜓无声地站在荷叶上。我对这美丽的生灵充满了爱欲，喜欢它那种可人的又悄没声息的样子，用手把它捏住了，那蓝翅就一阵打闪，可怜地挣扎。我立即就放了它，同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

不妨说，秦岭就是贾平凹，贾平凹就是秦岭。“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省悟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好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这是《山本》后记中的一段文字。

不仅是《山本》，贾平凹从秦岭翻出了《浮躁》《古炉》《秦腔》和《老生》。《废都》或许是个例外。仔细想，其实也是在秦岭中生长出来的。我印象中，因为《废都》被讨伐，他在商洛“扎根”时患的肝病又复发了。

但贾平凹在挣扎中顽强地活下来了。他的背后和心中有“秦岭”。在江浙深入生活时，当地的朋友找他签名，常常是悄悄地拿一本《废都》过来。这个细节让他在现实的悖论中获得了温暖，多年以后，贾平凹和我谈到这个细节，嘴角上挂着微笑。

也是因为《废都》，贾平凹终于成为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一个传说。他创办的《美文》杂志，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美文》有几年热心推动青少年散文写作，举办了几次青少年散文大奖赛，我几次担任评委，因而有了和贾平凹更多的接触。穆涛是位喜欢开玩笑的朋友，常常会说些让我们大笑而让贾平凹尴尬的话，我注意到，这个时候的贾平凹通常是憨厚地笑笑，发出呵呵的声音，然后就是平静地抽烟。他很少说话，更不会长篇大论。他要说的话，都写到小说里去了。

贾平凹的作品中有些神秘主义的成分，在日常生活中，他似乎也像神一样。很多人都说贾平凹测字很准，并且举了很多的例子，我后来也曾经好奇地核实传说中的一些听闻，似乎是很准。有一年，我也处在人生选择的路口，内心清晰而又困惑。一次，我说：贾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测测。他说：你报一个字。我当时报了“苔”。他说：苔，是石头上的皮。然后沉默，过了一会儿跟我悄悄说了几句。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倒不是他说的是否准确，而是他对人性的体察极为细致和独到。

贾平凹（左）和王尧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贾平凹研讨会上。

在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注意到贾平凹生活的朴素，他不太喜欢应酬，也不太大鱼大肉。《秦腔》出来后，建法兄约了南帆、平凹和我去福建武夷山聊天。主人十分热情，盛情款待。第一顿饭时，贾平凹坚持到最后。第二次，我发现他有点坐不住了。第三次，我对主人说，贾平凹老师用餐简单，一碗面条就可以了。吃完面条后，我说我和贾老师有个对话，我们就先告辞了，贾平凹如释重负。知道他不喜欢应酬，我去西安，不怎么敢告诉他。但朋友的圈子就那么大，他知道后总是出面招待。我无意中说起过，还没有到过他的书房。贾平凹记住了，一次在西安开会结束后，他到会场接我，说去看看他的书房。古董和书法作品是贾平凹书房的两大要素，我特别留意到一顶放古董的架子。我问贾平凹，据说地震时，这个架子倒下来，损失了好几件古董？他说是的。午餐时，贾平凹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油泼面。在马路的对面，就有这样一家店。在这家店里，我看到了小时候喝的汽水（苏打水），这种汽水我好多年不喝了，就要了一瓶。果然，喝了以后，喉咙里发出了声音。

那次从贾平凹书房走出时，我回望，他挂在书橱上最大的一幅写了四个字：与天为徒。

作者：王尧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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