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购书小记：《遏云阁曲谱》

▲函套上的定价及第一册上的火漆印

《遏云阁曲谱》为昆曲工尺谱，清末淮安王锡纯辑录，苏州曲师李秀云拍正。据王锡纯自序，他认为虽有《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但《纳书楹曲谱》为清宫谱，适宜清唱，不适合舞台搬演；《缀白裘》虽有宾白，却无工尺。王锡纯遂命其家中的曲师“于《纳书楹》、《缀白裘》中，细加校正，变清宫为戏宫，删繁白为简白，旁注工尺，外加板眼”，于同治九年（1870）辑成《遏云阁曲谱》。

在京都购得这套《遏云阁曲谱》，完全是出于奇妙的机缘。

今年六月底，收到立命馆大学芳村弘道教授的邮件，赐告有《遏云阁曲谱》可以留意。我自到京都后，跟从芳村老师逛京都、大阪的古书店、古本祭和拍卖会，得以略窥在日本淘书的门径，买到数种有意思的古旧书籍。因为曾跟老师说起过，自己业余爱好昆曲，老师百忙之中记得并提醒我，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遏云阁曲谱》为昆曲工尺谱，清末淮安王锡纯辑录，苏州曲师李秀云拍正。据王锡纯自序，他“性好传奇，喜其悲欢离合，曲绘人情，胜于阅历，而惜其无善本焉”，认为虽有《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但《纳书楹曲谱》为清宫谱，适宜清唱，不适合舞台搬演；《缀白裘》虽有宾白，却无工尺。两书“相沿至今，梨园演习之戏又多不合”。王锡纯遂命其家中的曲师“于《纳书楹》、《缀白裘》中，细加校正，变清宫为戏宫，删繁白为简白，旁注工尺，外加板眼”，于同治九年（1870）辑成《遏云阁曲谱》。全书共收录《琵琶记》《长生殿》《绣襦记》等十八种传奇中的折子戏凡八十七出。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著易堂书局印行，为八册本。后陆续再版，分为二函十二册。作为最早的昆曲戏宫谱，《遏云阁曲谱》以其贴近舞台演出的特点，见重于昆曲界。

我所购得的这套《遏云阁曲谱》为二函十二册铅印本，第十一册封面题有“克贤同志惠存。钱一羽敬赠。一九五三、元、北京”。前十一册为一套，书名为宣纸签条，每册又在封面上以墨笔题写剧名，便于唱曲时检索。惟第十二册与前十一册不成套，为后来所补配。其虽与前十一册开本一致，但版本不同，书名并非粘贴签条的形式，而是以朱色印刷“新刻遏云阁曲谱”，又钤有“赵雅亭”印，为前十一册所无。有关赵雅亭的生平，未找到传记资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中国音乐书谱志》第33页，著录了京剧《醉酒》有赵雅亭工尺谱抄本，抄写时间约在1900年，或即同一人。

题字中的“克贤同志”，指的是女曲家伊克贤，与钱一羽皆为北京昆曲研习社的第一批社员。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于1956年8月，推举俞平伯任主任委员，伊克贤、袁敏宣、钱一羽、张允和等任委员。钱一羽的生平，据2004年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张允和《昆曲日记》所附《曲人名录》，为“（？—1973），抗战时期重庆曲社成员，50年代任职商业部，著有《昆曲入门》一书。北京昆曲研习社前期社务委员”。仅此寥寥数行，其他各种昆曲辞典、戏曲辞典皆未见著录人物专条，只能从各处文献中裒辑相关资料，尽可能考订出人物的生平。

▲《遏云阁曲谱》书影

重庆曲社成立于1940年，其前身为1939年成立的渝社。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各种机构、学校也随之内迁，这些内迁的曲家们遂在重庆组建昆曲社。据《中国昆剧大辞典》“渝社（重庆曲社）”词条，当时集中在重庆的曲家有穆藕初、倪传钺、姚传芗、章元善、钱一羽、甘贡三、项远村、项馨吾、张元和、张允和、张充和、卢前等，由卢前与张充和倡议，先成立了渝社，又于第二年改组为重庆曲社，公推章元善、钱一羽主其事。曲社在重庆传承昆曲，培养出范崇实、何静源等著名曲家。

在参加重庆曲社活动的同时，钱一羽担任《东吴法声》的副总编辑。东吴大学法学院在重庆复校后，《东吴法声》也在当地复刊。复刊词提及该刊为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同学所办，内容大部分为同学作品，“有法学论著，有文艺小品”。钱一羽出任该刊的副总编辑，并发表了一篇《昆曲脞谭：为垂绝之昆曲介》。

▲《遏云阁曲谱》第十一册封面钱一羽题字

此后，钱一羽回到北京，任职于商业部，与北京曲友多有往来，其赠伊克贤这套《遏云阁曲谱》事，即在1953年元月。当时北京原先的昆曲社，如俞平伯在清华大学主持的谷音曲社等，早已停止活动，但曲友们之间仍旧保持着曲叙的传统。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日记已于1998年在出版社出版。据《谭其骧日记》，1956年8月5日，谭其骧与俞平伯夫妇、张宗和、张允和、钱一羽等人至跨车胡同伊宅曲叙。跨车胡同伊宅，即伊克贤居处。同月，北京昆曲研习社正式创办。钱一羽参与组建北京昆曲研习社，为第一批社员。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昆曲入门》。张允和《昆曲日记》1957年3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钱一羽报告工作进展和联系出版单位的记录。1958年，《昆曲入门》于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如其书名所见，内容以介绍曲学基础知识为主。1962年，钱一羽被调入江苏省戏曲学校，担任教师。1964年，北京昆曲研习社中止活动，直至1980年才恢复，但此时，包括伊克贤、钱一羽在内的许多曲家已逝世。

对于北京昆曲研习社曲家的逝世情况，张允和在《昆曲日记》中作了记录，如1984年5月1日的日记：

袁二姐家最后一次堂会是9月8日，参加者17人，现存7人……已故10人：沈盘生、钱一羽、范崇实、项远村、吴南青、袁敏宣、陆剑霞、许士箴、苏锡龄与伊克贤。

袁二姐即北京曲家袁敏宣，为清末翰林院编修袁励准次女，人称袁二小姐。1956年9月8日，为庆祝其母八十寿诞，袁敏宣在家中举办了一次盛大的传统堂会。此后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再也未有堂会活动，因此这次堂会也被称为“北京历史上最后一次传统堂会戏”。“文革”十年间，一些曲家遭到迫害。张允和在其文集《最后的闺秀》中的《小白兔》一文中写道：

我想到“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伊克贤和苏锡龄两位女曲友，她们淹死了心爱的猫以后，

一同上吊死了。

伊克贤的生平，见载于《昆曲日记》：

（1904—1966）女，工昆旦，曾为北京青年会昆曲组主持人，北京昆曲研习社早期社务委员。

在与同伴赴死之前，伊克贤经历了抄家。据《昆曲日记》1985年9月30日的日记，北京昆曲研习社1964年被迫取消后，曲社的头面服装等分散在各曲友的家中。“文革”结束后，张允和详列清单，希望北京市查抄办公室予以发还。《昆曲日记》中附有袁敏宣、俞平伯、周铨庵、伊克贤四位曲家被查抄的昆曲物品清单，其中袁敏宣于1974年病故，袁家在原北池子大街23号，被抄去各种物品共计23类，20类为头面和戏装，一类为鼓板等乐器，一类为录音机及盒带，一类为“曲谱多种”。俞平伯家被抄去全部的乐器。周铨庵家被抄物品共七类，其中六类为戏装、道具等，一类为“曲谱数种”。伊克贤家住跨车胡同14号，被抄物品为：

（1）旧黄对帔二件；(2)旧红对帔二件；（3）幻灯字幕；（4）录音机；（5）曲谱。

显然，被抄物品没有全部发还。我所购得的这套《遏云阁曲谱》上，除了第十一册有钱一羽赠伊克贤的落款之外，在第一册的书脊订口上，还悬挂了一枚“鉴定/京3”的火漆印记，函套上贴有中国书店的标价签“册数12，定价80”。火漆印记表示准许携带出境。据1976年2月国家出版局、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关于古旧书籍出口鉴定问题的通知》，“1911—1949年出版、可以出口的线装书、木版书，须由文物管理部门加盖火漆印后，始能在外宾柜陈列出售”。在海关出关时，海关凭“文物古籍外销统一发货票”和文物出境火漆标志验放。沈津先生在《书海扬舲录》中，曾忆及“上海书店出口古旧书（线装）至港澳以及外宾门市部的旧书，都必须由上海市图书出口鉴定小组成员鉴定后，再钤上小火漆印后方能售卖并出口，从1961年至‘文革’前，七十年代末至1990年间，火漆印都是我亲手盖上的”，即指同样的情况，惟北京市的古旧书籍是在中国书店销售出口。

▲《遏云阁曲谱》第十二册封面，版本与前十一册不同，为后来拼配。

至此，关于这套《遏云阁曲谱》，大致的流转情况已经清晰可见。1953年元月，钱一羽在北京购得不成套的《遏云阁曲谱》前十一册，并在第十一册上题写落款后，赠送给曲友伊克贤。赠书并题字留念，通常情况是题写在首册或末册，绝少题在中间某册上。正因为钱一羽购得《遏云阁曲谱》时，书不成套，缺少最后的第十二册，他只得题写在第十一册上。“文革”开始后，伊克贤经历抄家，被抄走的《遏云阁曲谱》由中国书店拼配了原为赵雅亭旧藏的第十二册，凑成完整的一套，定价80元，并钤上火漆印以出口。这套曲谱的上一任物主在中国书店购得后，将曲谱带到了日本。

“文革”结束后，被抄没的古籍予以发还，但存在因物主亡故而无法发还的情况。也有一些古籍当时就已经遗失或被毁，因此无法发还。上文提到北京昆曲研习社另一位曲家袁敏宣也曾被抄走  “曲谱多种”。2013年，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担任编辑，策划出版袁敏宣手抄的《澄碧簃曲谱》，曾赴北京拜访袁敏宣的学生朱复老人。朱老在交谈中，提到袁敏宣的老师是俞振飞，俞振飞曾赠送袁敏宣一套上下两册的《粟庐曲谱》。袁家被抄家后，家中的部分藏书被弃置道旁，收废品的老太太捡拾起来，当成废纸售卖。袁敏宣见到老太太拾走了《粟庐曲谱》的上册，因为念及是老师的赠书，不忍失去，当即取出5角钱，想要从老太太手里购回。老太太说，这本来就是你家的书，不需要给钱。于是《粟庐曲谱》的上册总算是失而复得，下册则没能找回。

购得喜欢的曲谱，本身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触及曲谱背后的种种隐情，又对于前人的命运感到哀伤。因此勾稽出这套曲谱流转的经历，作为对前辈曲家的纪念。

作者：杨月英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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