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性是人生的度量
1953年金赛博士模拟性历访谈中 威廉·德伦贝克摄
周炼红教授 小赫伯特·阿舍曼摄
周炼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金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兼档案馆馆长。美国图书馆协会理事会理事。曾任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主席。合著《金赛是谁》，合撰《性和性别百科全书》，译有《人体性缺陷》等。
1953年金赛博士记录性历访谈的密码纸和IBM打孔卡片 威廉·德伦贝克摄
以上有关金赛博士的两帧珍贵文献照片由“金赛性、性别和生殖研究所”（简称“金赛研究所”，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and Reproduction）提供并慷慨授权友情使用。特此鸣谢。
本文作者（左）在周炼红馆长导览下参观金赛研究所（2015年2月）
金赛研究所藏罗伯特·梅普尔索普摄影展
金赛研究所特展《为我更衣：十九、二十世纪内衣一瞥》
■李明洁
本访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12&ZD012）支持。
“性”在当下中国，是个复杂而诡异的概念。与性相关的种种，在各类媒体空前公开而多样地呈现，描述出的，是从上到下社会生活的闹猛杂芜以及性观念戏剧性无序的现实。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对性的认识远未与越来越快速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开放的文化交流相匹配。经由了解前人的努力，借鉴别国的经验，从而探索“人之大欲”，建构研讨“性问题”的适当的公共空间，达成性观念的基本共识，这些既关乎未来中国和谐发展的宏旨，又关乎个体身心的当下幸福与自由。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李明洁女士采访了美国最早、最大的性学研究机构——金赛性、性别和生殖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兼档案馆馆长周炼红教授。
李明洁（以下简称“李”）：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生物学家和人类性学科学研究者。他于1948年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1958年出版了《人类女性性行为》。这两本书是性学研究中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奠定了性学的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价值。他搜集整理了1.8万人/份的“性历”（即：个人的性经验、性历史），为了隐私保护设计了“性历访谈”的密码调查问卷，利用IBM公司的软件来分析统计他的数据（打孔卡片），这项开创性的“个体/个人性经验、性行为调查”就其丰富性和可信度而言，迄今无人超越。1947年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组织建立了金赛研究所，为美国性学研究奠定了基石，其中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成为了解、探索与性相关的关键性问题的可参考的资讯来源。作为两馆的馆长，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基本情况，如收藏总量、最有价值的藏品以及在美国性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好吗？
周炼红（以下简称“周”）：金赛本人其实并没有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区分，艺术品、电影等当时都在图书馆里。后来用资料的人很多，容易把图书馆想象得比较狭隘，没有想到图书馆里还有艺术馆和展览馆。所以后来加上了档案馆这个说法。两馆在功能上没有差别，但是对外界来说很容易想到内涵和外延会有些差别。我们藏品的定量比较难，所以还没有一个面上的总量。比如，金赛的书信是一类，但里面有八万多页纸。我们一般说有四十多万种藏书、艺术品、电影和手稿。金赛图书馆享有比较高的地位，是美国第一个性学图书馆，藏量也是最大的；而且它主要不是为了教学，而是为了研究，所以在选择的范围上要广泛得多。我们最有分量的收藏首先是金赛的成果。他采访了一万八千多人，这些个案我们都有。我们成立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性学家博物馆系列，任何人在这个系列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因为热播电视剧《性爱大师》（Masters of Sex）而众所周知的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William Howell Masters），还有比如约翰·曼尼（John Money）、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Latou Dickinson）、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等等。我也把很多女性性学家接纳到我们馆。比如，《性爱大师》里面女主角的原型弗吉妮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还有贝弗利·惠普尔（Beverley Whipple）、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等等，我们收藏有二十多位卓有贡献的女性性学家的档案资料。
李：单看这份举例性的名单，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发现贵馆的收藏囊括了性反应、性身份、性功能障碍、个人性史、变性、女性性生理、女性性高潮和两性吸引等研究课题的代表性专家的资料；这份名单已经表明了贵所涉及的性学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我们留意到贵所的宗旨是：“为了性、性别和生殖的研究（For Research in Sex,Gender,and Reproduction）”；我们也留意到这种研究还在不断扩容。在去年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电影《金赛》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听到贵所的研究还要扩展到“爱、性和康健（love,sexuality,and well being）”的说法。但一旦拓展到“爱”，性学研究是否还是建立在科学性的立场上呢？
周：新所长苏·卡特（Sue Carter）教授是生物学家，她认为，所有方法只要能促进对我们自身的了解都可以采用。金赛是通过采访了解我们的性，现在有这么多工具和发现，我们是能够找到足以阐释我们的爱、性和康健的要素的。没有爱（这里指广义的人类进化和生存的需求和保障），人类和人性都存在不了。但是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人都把爱想成是心理的东西；然而，卡特教授通过研究催生素（Oxytocin，这是我们脑子里面的一种荷尔蒙），希望证实爱其实是有生物属性的基础的，是可以被实证的。人类学家费舍尔在讲述她的学术发现时，描述了这样的过程。她最初找到了人类的三大要素，那就是，性力（sexual drive）、爱情（romantic love）和依恋 （feelings of attachment）；而爱情并非我们定义的一种情感，而是我们人类发展的必需。一个婴儿的健康成长大约需要四年的保障，而往往一对情侣有“四年之痒”一说。这表明，我们的先祖有这样的共识，婴儿的成长需要爱的保护和滋养；也就是说，情侣的爱情有人类学上的意义。
李：我在访学期间有幸参加了金赛研究所的不少活动，对贵所的宗旨有了真切的亲身体验。贵所不仅有基于藏品的面向十八岁以上成人的常设展览区域，包括画廊和展览馆；还不定期举办各类主题活动。比如，我参与了的特展和活动就有《十九世纪相机出现前的大众情色印刷品》《金赛的遗产：性、科学和电影》《金赛研究所藏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摄影展》《为我更衣：十九、二十世纪内衣一瞥》《诱惑的味道》等等。不过，我的体验也带给我一个可能是不正确的观察：在金赛研究所的展品和展览中，对不常见性行为是相当关注的。这是不是贵馆收录藏品的标准所导致的呢？
周：金赛本人也是生物学家，他的包罗万象的研究包含所有的人群，他认为所谓常见和不常见其实是我们主观的东西。以前大家都不承认同性恋，他的研究发现其实是那么大的一个成分。科学家们对总体中的个体感兴趣；因为每个总体或整体是由独特的个体组成的。由此而言，不了解个体，根本上说是不能理解整体的。也许你觉得是少数的人群，但实际上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少数。另一方面，有人是属于少数群体的话，他往往对自己的兴趣和压抑会有很多的明察。也许他们的困难要多一些，他们的资料也会多一些。
李：大量呈现这些少数群体的文献，是为了某些群体的利益吗？或者这么问，这些与性现象有关的话题大多关涉争议、压抑与强制，它们的基本价值何在呢？
周：在别人都没有办法了解他们少数群体的时候，他们需要自我了解、自我表达；然后变成权益的抗争。这是一个过程。金赛其实是想了解人类性的基本的晴雨表，其初衷并不是要去捍卫某一个群体，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在人们缺乏知识的时候，往往产生了很多歧视，愚昧造成了人们的偏见。因为有偏见，所以才有抗争。他在做了普查以后，看到了很多人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这并不是表明他们有错，而是因为社会还是在无知的状态下；无知会造成鄙视。
李：您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已经看到金赛研究所的课题涉及世界上不同文明的性经验和性表达，记录了各民族各地区的与性相关的社会运动，自然还触及了很多公共禁忌的话题。您接触了这么丰富的资料，以您的工作经验来看，对于性，是不是存在不同的道德标准或者说文化标准呢？
周：金赛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是想打破道德和伦理的禁区，他是希望以科学家的身份和姿态来研究这个主题。金赛对我们的训练或者说培训，就是希望把任何东西都看作是客观的，而道德和伦理都是主观的理解。我也认为，任何东西不要去评判，你可以观察。这种态度对我的工作性质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的工作经历，无法让我晓得下一步还会碰到什么，是同性恋、异性恋或者是物癖？所以，我觉得，平等、同情、支持、关怀，绝对不评判——没有道德的评判，也没有文化的评判，这是我追求的职业道德。
李：二十多年里，有没有让您特别吃惊的受不了的某个经验呢？
周：这个工作不是关于我，不在于我受得了受不了。我讲解的时候，是有很多人受不了这些藏品，觉得他们自己被冒犯了。但是我不是那个角色，你讲给我听的时候，不是在问我作为个体的反应。你来有其他的目的，我在这儿有其他的任务。很多东西不在你的生活经验和范围内，很远很远的；但是很远很远的也是人的生活。人成长起来，有不同的经历，或者会有沉重的打击，才成为他。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任何回答都会变成一个评判或者说审判。
李：这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回答。存录而不评判，恐怕是档案馆的要义。金赛研究所成立至今已经快七十年了，档案馆本质上是为未来保存过去和今天的。那么，当年的收藏，为今天保存了什么呢？
周：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同性恋文化和历史的保存。这个群体在社会和家庭的抛弃、唾弃下生长，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但是他们坚忍不拔，产生了很多美好的艺术品、文学作品，很多在当时是非法的。
李：贵馆的不少收藏其实早就证明了同性恋的非个例性的存在，但是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卫生中心才将同性恋从变态的病症中删除。我们知道《金赛》这部电影的导演比尔·康顿（Bill Condon）是同性恋。他在谈创作感受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所有突破性的成就和争论背后，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可能被当时的人们忽略了。穷二十年搜集了一百多万只黄蜂，金赛发现它们当中没有一只和其他相同。他将这一独特的发现用来描述人类性行为，正是金赛第一次提出每个人的性行为都是独特的，所以‘正常’一词形容性行为并不准确，只有‘普通’和‘罕见’才更贴切。这一概念在今天看来仍很激进。”《金赛》以少有的坦诚和智慧谈论金赛的一生，但是据说电影的拍摄过程颇为曲折，围绕它的争议也很多。
周：这部电影的产生也有个档案馆，也在这里。我们有幸建立了关于这部电影的档案馆资料。美国年轻的一代对金赛的历史贡献和意义比较陌生。这部电影为金赛树立了一个墓碑，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只有到了金赛这里，同性恋的调查才掀开了新的篇章。在金赛对人类性行为的研究中，同性恋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金赛搜集的性历中，同性恋占有显著的位置。金赛到纽约和芝加哥去搜集性历的时候，同性恋酒吧以及其他同性恋聚集的地方都是他时常光顾的。可以这样说，在金赛看来，人类性行为中，同性恋的性行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当初他的手下格布哈德（Gebhard）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格布哈德断言同性恋在人群中微乎其微，金赛马上带格布哈德去纽约的时代广场考察同性恋行为，他们到达时已近午夜时分。由于金赛对同性恋倾注了非同寻常的注意力，他在同性恋的研究上也独树一帜、成果斐然。金赛第一次对同性恋有了度量。他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不是完全隔绝的两大阵营，两者之间具有连续性。
李：如果说比尔·康顿的电影《金赛》通过对金赛生平的回顾来反思人类的“性实践”的话，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是同性恋）的《性史》则是借助对人类的“性历史”的检讨，探讨“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要到性当中去求得关于自身‘真理’的知识的”（引自李银河《福柯与性》）。福柯从理论上深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知识话语得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他认为并没有固定和不变的意义，例如，“疯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被不同时代的“话语”命名，这些话语构成了“知识”，而知识上升为“真理”就变成了“权力”。他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而我们的日常行为的细节，都受到同一个组织结构（知识型）的支配”。他热衷于发掘各门学科话语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非连续性、差异和断裂现象，通过对话语的差异现象的审查，福柯勘定了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科学发展中的几次知识型的断裂。其中一些非常重大的断裂还与宗教有关。贵所的研究涉及宗教与性的关系吗？比如天主教？
周：有的性学家以前是天主教徒，但是后来扬弃了，变成职业的研究者，比如罗伯特·弗朗克尔（Robert Francoeur）。金赛的研究也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宗教信仰与性行为的关系的。每一个受访人的性行为和他的宗教信仰有些联系。有人努力寻找平衡之道，使两个身份能够共存。有人是因为对天主教的叛逆，认为理解有误，后来又走回去重新发现。我们的资料里保存了很多和宗教有关的东西。人有多面性，怎么能够把他的生活经验和宗教经验终于一身，来解释表面上和内心里的冲突，这是个难题。性不单纯是性行为，性行为只是人的性的概念、性的包容、性的理解的一个很短的实现。人生的感悟和经历会对人的性行为有指导的作用。
李：您是哲学专业毕业的，而且是专习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您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接触了这么丰富和广袤的文化资源。我们很想知道，依从您个人的学养和从业经验，您会如何评论性在个人和社会中的价值呢？
周：提到弗洛伊德，我很想分享我们档案馆珍藏的一封珍贵的信件，是弗洛伊德1935年回复一位美国母亲的亲笔信。弗洛伊德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同性恋固然没有任何优越性，但也不是一种耻辱。它不是邪恶，不是道德的沦丧，亦不能划归为一种疾病。从古至今，许多享有极高声誉的人都是同性恋者，其中一些还是全人类的伟人，如：柏拉图、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等。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犯罪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残酷的。如果你不信我的话，可以去读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的著作。精神分析能帮助你儿子多少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他现在不幸福，有点神经质，充满了矛盾，性情也郁郁寡欢，那么，无论他继续保持同性恋与否，精神分析都可以让他感到幸福些，让他心灵和谐而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每次读到弗洛伊德的这封信，都有巨大的震动和感叹。
性在任何的意义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处不在，就像水和空气一样。即使是从自爱的意义上讲也是这样，很多人对他人的仇恨其实是对自己性的仇恨。当他不能接受自己是个“作为性的存在”、“有性的人”（有性的感受、有性的器官）的时候，就很难意识到对自己的自爱和尊重，就很难处理好与配偶、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乃至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在美国，哪怕是很小的城镇的报纸，如果有抢劫、杀人、放火，往往都是和情感有关，和性有关的。我们有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董事，是位大法官，他就说过：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和性有关的。哪怕是战争和现在的中东的冲突，都是由于对妇女和性的所属权产生了极大的偏见。在我看来，性是一个非常广泛、美好的、非常人性的概念。有位护理学教授写了一本书叫《濒临死亡的人的性欲》，他讲到他的一名学生去护理一名九十多岁的老人，为他梳洗，老人突然一声欢叫：“我久违的生殖器又站立起来了。”教授就问这名护士是怎么反应的，护士对老人说：“你真棒！”这位教授就释然了，感觉自己的教学还不错。我为这个故事写了一首小诗，题目是：“性是人性的度量”。为什么叫人性呢？性是对人性的衡量。你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性，你对人性的关怀就有多大。你对性的接受程度越小，你对人性的关怀也就越少，你对性的评判就会越多。
李：所以，我更愿意说：“性是人生的度量”。金赛的性学报告被普遍认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导火索，并且对后来的妇女解放、女权、性教育、堕胎等课题的论争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想知道，金赛研究所的工作对于整个美国对性的认识乃至社会发展和价值观的变化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周：很大的作用。金赛的研究是用科学的方法，他的成果来源于科学研究，在当时的美国是惊天动地的。很有意思的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接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比如弗洛伊德、艾利斯（Havelock Ellis）、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von Krafft-Ebing）、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在研究中关注的重点都是性行为的异常，就是异常的性行为；而美国的性研究关注的却是“正常”的性行为。在美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精神病学家、妇科学家和社会卫生学家从婚姻和女性性行为着手，对“正常”的对象进行了好几次社会科学考察。戴维斯（Katharine BementDavis）、汉密尔顿（G.V.Hamilton）、特曼（Lewis Terman）、兰迪斯（Carney Landis）和迪金森（Dickinson）都在这个领域做了一流的研究。在此之前，性研究只是专注于妓女和性病。金赛发扬了这个美国独有的传统。即使有诸多的压力，金赛仍拒绝承认在性行为上有正常和不正常之分。他认为，没有科学研究的证据，不能武断地评判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正常。金赛对由成见和武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偏见进行了抨击，对那些接受了种种成见的性学家进行了批评。他专注于人们的性行为，对什么是“生物上的、自然上的”正常感兴趣。他对社会和文化上的建构和禁忌发出了质疑。
在金赛看来，性不是一种耻辱，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一个最重要、最需要科学研究的话题，人对性的依赖、需求和仰仗要持续漫长的人生。性非常广泛、敏感、隐晦，文化和社会又会造成很多差异。对性的研究和理解需要科学方法和勇气。在中国流传的段子几乎都是黄段子，但是真要和人们谈谈性，没有几个人是能坦然的。
李：与金赛的实证研究不同，福柯通过话语与概念的历史溯源，深究了性话语是如何生产出性行为（sexual practice）和性身份（sexual identity）的各种类型的，这些类型又是如何把人们定义为某种类型的主体（正常的或者是不正常的）。有关性行为和性身份的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社会确立了有关主体的“真理”，以及主体与自我和他人之间应该建立何种关系的规范。与您提到中国黄段子的这个典型现象相呼应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某些发达地区，同性恋在大学校园里变成时髦和常见的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网络上涉及性行为和性身份的流行语更是大量涌现，代表性的有：二奶、伪娘、同志、炮友、屌丝、女汉子、直男癌、绿茶婊、潜规则，等等。这些词语的产生和使用一如福柯所言，不仅是社会现象的直接现实，更是群体知识、文化认知乃至社会记忆的生产和传播。这说明性行为和性身份在当代中国已经是相当多元的了，然而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对此类现象的正面讨论却远远不是充分的，甚至在公共空间里仍然是禁忌的。
周：金赛认为，性行为和性身份是两个概念。你有同性恋的行为并不表明你就是同性恋，就好比你有异性伴侣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同性恋。尤其是年轻人还在自我摸索期，对传统和不公平的现象有反抗，对他者的境遇有支持和同情。很多都是人性的表现，并不表明他们就是同性恋。金赛当时很少用性身份这个概念，因为性身份好像一个锁链，会产生误导和固化。好像给了你一个标牌，你就只能在那里站着，角色就锁定了。但是，金赛说，人的性在一生中有不同的表现。身份有时候变成了一个政治所需要的概念，而概念是功利性，掺杂着特定的愿望和目的，是政治性的。
李：您得过一个重要的奖项，即200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平等奖”，我们可以知道获奖的原因吗？
周：美国文化鼓励差异，但崇尚并追求人性的平等。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己的性学家，成为别人和自己的性教育家。我为研究所也带来了不同性质的藏书。性不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专利，不是有钱人和明星的专利，而是人人的专利。我希望我的努力对金赛研究所有积极的影响吧。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崔璨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