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5月号发表了“迅雨”写的《论张爱玲的小说》。7月,姐姐中断了正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并在《新东方》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对迅雨的批评予以回应,虽未指名道姓,正面交锋,但她闲闲几笔,意在言外,让人们认识了她“四两拨千斤”的本事。
迅雨的文章一开头就将《金锁记》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迅雨指出姐姐在《金锁记》里塑造的曹七巧,“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曾减少圣洁”;“最初她把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锁住了自己”。他认为在曹七巧身上,姐姐最成功的就是对“情欲”的掌控。他还赞扬姐姐的“心理分析”:“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而像电影手法一样巧妙转调的“节略法”,以及“新旧文字的揉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形塑的“色彩鲜明”的风格,也是迅雨推崇的。
然后迅雨笔锋一转,指出《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而“长长短短之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
迅雨是看了连续四期的《连环套》,忍不住写了这篇批评。他认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的笔,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迅雨说:“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重复他自己。……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我不责备作家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迅雨全文的结尾只有两行:“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段结语对我姐姐的刺激最大。她立即决定要出第一本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在交给《杂志》社出版时,姐姐还特别写了这句前言:“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传奇》出版后畅销一时(4天即再版),算是对迅雨结语最直接、最有力的答复。
一九九五年秋,张爱玲去世后一个月,张子静在其上海居处,手边是《张爱玲全集》
同时,姐姐也以4500字的《自己的文章》,回应迅雨的批评。这是我姐姐一生所写的一篇最长的、阐扬她创作理念的文章,她的开头非常平淡,像是在与读者闲话家常,语气沉稳内敛,态度不过高也不过低,而且前后对照,有着创作者的自省:“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我喜欢素朴……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
接下来姐姐对于《连环套》处理不合理的现代婚姻制度和姘居生活的过程,作了一些自我合理化的答辩。但她的结尾非常谦逊:“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姐姐虽然对迅雨的批评不尽同意,但对他的立论严谨、态度宽厚,也不禁暗自折服。1952年姐姐再去香港后,结识了宋淇(林以亮)夫妇,从宋淇口中,姐姐才知道“迅雨”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
宋淇1976年在香港发表《私语张爱玲》中说:“爱玲听后的反应是惊讶。……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爱玲作品的爱之深与责之切。”
友人代桑弧提亲 张爱玲三摇头
当年上海的小报纷纷猜测张爱玲和桑弧也有男女之情,对此,当年曾为约张爱玲编剧而交往甚密的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宣传主任龚之方断然否认:“这真是冤枉了桑弧!”
桑弧比张爱玲大五岁,性格内向拘谨。他原名李培林,是宁波人,1916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沪江大学新闻系,原在银行工作。后来认识了名导演朱石麟,开始学写电影剧本获得成功,干脆辞掉工作,在吴性栽办的大众影业公司专任编剧;“桑弧编剧,朱石麟导演”的配档影片,当时不下十部之多。
后来桑弧也在大众公司做了导演,吴性栽创办文华公司时,桑弧是创办人之一。由于他非常赏识张爱玲,才想到找柯灵介绍认识,目的就是想请张爱玲编剧。
由于合作了两部影片,桑弧难免常去找张爱玲谈事情。他忠厚老实,找张爱玲只谈编剧的事,就算心里真的仰慕,也不敢对她剖白。桑弧当时未婚,在旁人看来,他们不是很适配的一对吗?朋友之间瞎起哄,小报也就以讹传讹,让人信以为真。
“连我都以为这事可行,还代桑弧去提亲呢。”龚之方回忆说,有一次他去看张爱玲,与她聊了一些话就婉转地说明来意。他当时并不知道张爱玲与胡兰成有过婚约,就把朋友之间认为他们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对佳偶之类的话,作了一番生动的转述,请张爱玲考虑这件婚事的可行性。当时张爱玲26岁,桑弧31岁。“张爱玲对我这个提议的回答不是语言,而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是不可能,叫我不要再说了。”
龚之方活生生碰了这个软钉子,只好无趣地告辞。此后他也不敢向人说起这件尴尬的“提亲”之事。
《金锁记》中的真实人物
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赞誉《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943年11月,我姐姐在《杂志》月刊发表这篇近四万字的小说。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金锁记》开头第二段出现的“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家:“换朝代”指的是1912年民国建立。
李鸿章家由祖上起就按着“文章经国,家道永昌”这八个字,为后代排辈取名。李鸿章是“章”字辈,其子“经”字辈,孙子“国”字辈。《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1939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大奶奶玳珍)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杨崇伊之子杨圻则娶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之女)。这位大奶奶相貌平平,难获李国杰的宠爱。李国杰被杀后,她带着独子过着寡居生活,没事就常到几个谈得来的亲戚家中串门子,我姐姐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家庭中的秘密韵事。
文评家都认为《金锁记》女主角七巧的性格非常成功,这固然和我姐姐的文学功力与写作技巧有关,但七巧实有其人。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孙媳妇,这一房的香火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
《金锁记》的后半部分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曹七巧分家后,就搬到现在的威海路、茂名北路口的二层楼房里,楼下租给一个学校,当时叫民智小学。楼上住的主人只有七巧和她的一子一女,婢仆倒有七八个。姐姐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则是“康姐姐”。
有一年三妈妈“曹七巧”过五十整寿,大宴宾客,我父亲让我代表去参加祝寿。坐下不久,听见一个丫鬟在喊“老太太下楼来了”。众人都向楼梯望去,只见两个丫鬟扶着“曹七巧”款款地从楼上走了下来。她一下楼梯,就不断用一口合肥乡音含笑向众宾客招呼和寒暄。我连忙走到她面前向她跪礼拜寿,她笑着弯下腰扶起我,也笑着问我父亲好。
我退回坐席后,这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她。那天“曹七巧”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宽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衬着这身衣服的则是她瘦削清啜的面容;脸上一片灰白,一点血色也没有。我如今还记得,当时远远看去,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一点也没有做五十整寿的喜气。
后来《金锁记》中,我姐姐对曹七巧第一次出场的描写是这样的: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清洋绉手帕,下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这段描写,和我在祝寿那天见到的“曹七巧”,可说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现实生活中的“长安”康姐姐,我在几次的亲友聚会中见过她,确实如我姐姐在小说中写的,不过是中等姿色:“她再年轻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蕻——盐腌过的”。至于“长白”琳表哥,他的号叫“李玉良”,长得马脸猴腮,说话油腔滑调。有一个时期,他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一起吸大烟,两人在烟榻上海阔天空胡聊一气。我姐姐描写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点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张着嘴,嘴里闪闪发着光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还是他的金牙。”
《金锁记》的男主角“三爷姜季泽”本名叫李国熊,和我父亲的交情不错,并且认我作干儿子。他按照李家的起名排行,叫我“李家常”。李国熊是一位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来,花钱如流水。《金锁记》发表后,有一次李国熊由北京来上海,住在我家。年轻时风流倜傥的“三爷”,那时已经50多岁,嘴上蓄着一圈花白的胡须,头发也银灰相杂了。他戴着老花眼镜,看起来慈祥和善,我怎样也想不到他年轻时会在家中叔嫂调情,还阴谋要夺他哥哥的产业。
舅舅看了《花凋》很不高兴
1944年3月,我姐姐在《杂志》月刊发表《花凋》。她从小就常往舅舅家跑,缠着我舅舅东问西问,务必把一些她好奇的旧人旧事问个水落石出。舅舅很疼她,也总是耐着性子说给她听。她写作成名后,舅舅很高兴,常找她发表的文章来看。
张爱玲发表《花凋》时所绘的男、女主人公造型图
可是看了《花凋》,舅舅很不高兴。表妹黄家瑞回忆说,她爸爸读完《花凋》大发脾气,对我舅妈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
我姐姐在《花凋》中第一次写到我舅舅是这样的:“郑家一家都是出奇地相貌好。从她父亲起。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这是整篇小说中,对我舅舅唯一的赞美。
接下来的情节,一段比一段赤裸,对我舅舅的批判也越来越不留情:“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弄口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子。”前几句或许还可以接受,但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子”这一句,让当时48岁的舅舅暴跳如雷。
《花凋》中对他们家庭的不少描写也让舅舅很觉不堪:“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我舅舅和舅母共生了五女三男,在外面,舅舅也和别的女人生了两个女儿。据说1951年舅舅还和家里的女佣生了一个女儿。我姐姐在1952年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前,对于我舅舅在“做人”方面的成就,想必都很清楚。
姐姐和三表姐最要好,她们同年,兴趣、性情也相近。我姐姐写三表姐肺病末期想买安眠药自杀的情形,最使我感到锥心之痛,边看边流泪。我想着:姐姐写这一段的时候,也一定是流着泪,心里难过极了。
三表姐死后,姐姐从香港回到上海。但专心她的写作,很少再到舅舅家。
内容摘自《我的姐姐张爱玲》张子静 季季 著
编辑制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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