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反思“懒散”的小书

写书本是一件苦差事，但现在有些畅销的小册子却在强调“懒散”的意义，这难免有点讽刺的意味了。当然，这里面有个悖论——赞美懒散就是在暗示懒散自有其道理，而看似浪费时间也未必是真的浪费时间。

要清楚区分“放松”和“郁闷”这两种状态，还是挺难的。比如，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回看着英国喜剧团的陈年剧集时，不知道自己是在休闲还是闷闷不乐。而正如塞缪尔·约翰逊说过的：“每个人都是，或者希望，成为一个懒汉。”

今年有3本新书出版，对“浪费时间”这回事大加赞美，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伦·莱特曼的In Praise of Wasting Time、哲学家布莱恩·奥康纳的Idleness:A Philosophical Essay，以及作家帕特里夏·汉普尔的The Artof theWasted Day。他们似乎都找到了一种以懒惰的精神去写作的方法，当然，没有其中哪一位完全消解了做懒汉带来的那一丝丝羞耻感。

为什么“懒散”成了高频词呢？因为现实中的人们确实忙到几近疯狂，无时无刻不感到时间在加速流逝。莱特曼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标准，他在书中写道：“纵观历史，人类的生活节奏始终被沟通交流的速度推动着。”

19世纪电报刚刚发明时，信息的传播速度差不多是每秒4比特；1985年互联网开始兴起时，这个速度达到每秒上千比特；而今天，信息的传播速度以每秒10亿比特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发短信、写邮件，换言之，随时随地“忙着”。莱特曼认为，当今世界变得更快、更有计划、更碎片化，但却更缺乏耐心、更喧嚣、更机械——恰如时刻运转的机器，没有足够的停机时间。因此，他在自己文风轻快而又富有说服力的文章中，通过对相关社会科学现状的描述，揭示了数字时代带来的负面影响：年轻人压力更大，更容易抑郁，缺乏创造力，更加孤独。人们的时间被无情地细化成一个个小的价值单位。一项调查显示：32个城市的行人步行速度，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内，提高了10%。

莱特曼的书章节简短，配有明快的插图，本身就像是为互联网时代注意力不足的读者们精心设计的，非常适合青少年或忙碌的职员花上一小时来翻一翻。它为“停机”时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一段毫无结构、不受干扰的时间用来独自感受和内省。对莱特曼来说，这是一种时间的流逝而非时间的浪费，这样的“停机”增强了创造力，将人们引向多面向和多维度的思维空间；它同时具有补充和修复功能，为人们提供自我发现的空间。

莱特曼的这种论调是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讽刺的是，他在书中最有趣的研究之一就是关注小游戏带来的积极影响。当被要求提出新的商业创意时，那些“被迫”玩几盘扫雷或者纸牌游戏的人“显然更有创意”。莱特曼在此并没有深究这种效果能否推广和扩大，但是他提供了一份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单，里面讲到这些人如何在盯着墙壁发呆时，迸发出了最佳灵感。

相比“奋斗和成功”的叙事，懒散是另一种目前颇受追捧的生活方式。莱特曼在书的最后开出了具体又实用的处方：中学里腾出10分钟的“沉默时光”；大学开辟“自省课程”；办公场所设立没有电子设备的房间；家里规划一段“不通电”时间，等等。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恢复内心世界。只要下一点决心，人人都可以找到能够被用来尽情浪费的“片刻休憩”。

也许是谦虚抑或别的原因，对于这种社会现象，莱特曼建议人们在短期内靠自己来“保守治疗”。事实上，莱特曼在很多方面都是保守的，他庆祝的不是片刻消闲本身，而是它的工具价值，即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莱特曼还引用了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创造力的两种形式：一是艺术家在逃避压力时迸发的创造力；二是自我实现的力量，即让我们能变成更好的自己。

莱特曼认为：“人类思维需要一种动态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进行检查、测试和补充，不断确保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通，不断重组和自我反省。”

至于奥康纳，他为懒散作出了更大胆的声明：站在懒人的立场，蔑视流行的社会秩序，即莱特曼和马斯洛所提到的艰巨的自我塑造。奥康纳通过马克思，将自我塑造追溯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莱特曼所秉持的“浪费时间”的终极目的，在奥康纳看来是一种外来的强加，一种随意的命令。他认为，现代哲学提示我们自己去创造一些东西，但没有权利告诉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这种“命令”被用于对工作提出过高要求，用于对物质成功的认可，以及通过牺牲来提升个人价值。对于奥康纳来说，懒散是对生产性工作和社会声望的漠不关心，它拒绝了目标引导或自我形成的需求，并把“停机”的成效和社会批评的价值相提并论。

尽管奥康纳的书有指导性目的，但它仍然忠于懒散的精神。在多数情况下，奥康纳满足于回应哲学批评家提出的反懒散的案例，而非为懒散本身辩护。奥康纳的主要对手是康德。康德认为我们必须做出一切选择，并且有责任发展自身的才能。学者们可能会质疑奥康纳对康德的解释聚焦在“对社会有用的特殊价值感”上，即使奥康纳在这一点上错了，他也很正确地在康德那里找到了自由作为责任、自治作为工作的愿景，以此来决定如何去完成艰巨的工程。对于康德来说，自由要求人们遵循原则，正如作为理性存在的法则一样。个人必须将这种严肃的抱负带到一切事情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快乐。奥康纳写道：“一个司空见惯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好生活是以努力和成就为标志的。”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异化，这就很容易被理解为对劳动的批判。事实上，他是呼吁将工作转化为更新、更真实的形式。马克思的思想是由更接近奥康纳的马尔库塞那里发展起来的。对马尔库塞来说，异化涉及与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并无关系的内化，而当代社会却让成员以这种方式疏远了。奥康纳对马尔库塞的疑惑在于，他希望通过改变工作性质来解决异化问题，而不是置于其中。

奥康纳不指望劳动和闲暇能相互协调。对于“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遐想，奥康纳的纳闷在于，为什么不能只是小睡片刻然后继续工作呢？工作需要改变，但即便改变以后，它也不应该成为生活有意义的一种模型。懒散不仅是脱离异化劳动的自由，而且是自主性和真实性的压力。这是另一种盛行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奋斗和成功的诱惑充其量不过是生活的另一种选择。

奥康纳的挑战还是有所遗漏的，对于康德和萨特来说，定义自治的自我责任对他人也是责任。当我发展自我才能时，懈怠与他人无关，是我自己的问题。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还懈怠，就是另一回事情了。约翰·伯格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对正义的渴望就没有幸福。”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竭尽全力去证明这是真的。对懒散的充分辩护将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以此来减轻懒汉的内疚感——我可能不欠自己的，但我欠你的了吗？

直面懒散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既不是莱特曼的也不是奥康纳的专著，而是带有蒙田精神的汉普尔的一篇文章。像蒙田一样，汉普尔在写到与故人交谈时会感到悲伤；像蒙田一样，她喜欢漫步和叙述。在波尔多附近蒙田塔的朝圣之旅中，她书中有200多页的篇幅并没有到达他的庄园，只在目的地匆匆停留了8页。这一路上，她还拜访了作家、圣人、科学家们，他们从世人的目光中退出而终日无所事事。

最令人难忘的是两名英裔爱尔兰妇女——莎拉·庞森比和埃莉诺·巴特勒夫人，她们在1778年伪装成男人出走，但失败了，回到家中精疲力尽，但最终被允许一起离开，在威尔士兰戈伦建一间小屋。她们收入有限，每天读书、写信、打理花园，以“希望独处”而闻名。

她们和蒙田的共同处在于“政治混乱期的撤退”，前者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后者是在宗教改革期间。今天，我们中也有很多人受到“退出”的诱惑。女性所尊称的“我们的体系”那种生活方式，具有修道院的规律性和对社会期望的蔑视，非常具有吸引力。正如蒙田散文中向我们承诺的：“人格的渺小之处正在某处活着，记着笔记。”我们也可以“享受当下的渺小”。退出并不是失败，如果完全退出是不负责任，那这样做肯定有它的道理。蒙田、庞森比和巴特勒的极端案例表明，浪费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值得的。

在书的结尾，汉普尔引用了蒙田的一段话：“我们说，‘今天我什么都没干’。什么，你没有活着吗？这难道不仅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杰出的职业吗？”

蒙田是波尔多市长，在政治上扮演着虽然不自信却能干的角色，像他一样，我们大多数人在懒散和繁忙之间达成妥协。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当看到生命的短暂和繁荣时，管理矛盾是必要的工作。

（本文编译自Kieran Setiya发表于Publicbooks的文章“Idlenessas Flourishing”）

编译：乐阳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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