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战士们，面对自己最心爱的大黑骡子，彭德怀叉着腰喊：“开枪！立即开枪！”
▲红军长征中走过松潘大草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右路红军离开毛儿盖，陆续进入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
松潘大草地，位于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南北绵延约两百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一百公里，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湿地。
如果之前能够按时发动计划中的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本可以避免进入这片犹如巨大陷阱的草地。
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自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计其数，但就自然环境之恶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地为最。
四团再次成为整个红军的先遣部队。
四团出发前，杨成武被毛泽东叫到毛儿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必须从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粮食、衣服、向导……毛泽东告诉杨成武，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向官兵们讲清楚，把为什么要过草地北上也向官兵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杨成武走的时候，毛泽东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馒头——端出来送给了杨成武。毛泽东最后嘱咐杨成武：“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穿过草地。”
四团找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藏族老人作向导，还专门安排了八个战士轮流用担架抬着他。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穿过一条无名山谷后，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站在大草地的边缘，杨成武举起望远镜看去，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大草地里野草丛生，水流交错，水草上雾气缭绕，天地间苍茫无边，人一旦置身其中根本无法分辨方向。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几乎没有干燥坚硬的地面，只有长在沼泽上的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腐味，草丛下是无法预测的泥潭，脚踩在上面软软的，若是一不小心下脚过猛，就会陷下去直至被淹没。
六十多岁的藏族向导用生硬的汉语说：“往北，只能从这里走。”
看着杨成武一脸的难以置信，藏族向导详细地解释说：“要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我就这样走过，走了几天几夜，才出了草地。草地里的水是淤黑的，有毒，喝了肚子发胀，还会死。如果脚被划破了，伤口被水一泡就会烂。”杨成武和黄开湘立即制定了一条纪律，要求部队官兵一个一个地传下去：除了河水和雨水，不准喝也不准用草窝里的水。
二十一日十八时二九四团，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进入松潘草地前被编入四团。
草地天气多变。早上乌云滚滚，冷雨霏霏，中午的时候突然晴朗起来，但顷刻之间又是大雨滂沱。大雨使草地里的河水骤然暴涨，四团无法徒涉，只能停下来等待。四团走了两天之后，藏族向导指着前面突然出现在草地中的一座山丘说：“那就是分水岭。我们从毛儿盖来，一路所有的河都往南流，流入岷江，接着又流进长江。过了那个山丘，所有的河都往北流，流入玛曲江，最后流到黄河里去了。”
红军官兵们登上那座山丘一看，眼前绿茵茵的草地一直铺展到天边，无数条水流在草地间蜿蜒如同玉带，草丛里繁茂的野花色彩斑斓，在阳光下令人昏眩地摇曳着。
这里是中国的大河之源。
在这里，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了。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四团就有官兵倒下了，他们都是在消耗尽身体里的最后一点热量后一头栽倒在泥水中的。有的人夜晚还在大雨中与战友们站在一起露营，天亮时分却没有了踪影，他们站立的地方只剩下一个泛着黑水的水涡。即使那些仍在行走的官兵，也因为饥寒而脸色黑黄。一些官兵只要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郑金煜从江西石城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小宣传员，他个子不高人长得秀气，但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因为作战勇敢十六岁就入了党。四团进入草地后，小红军郑金煜背着武器、背包，还背着部队生火用的柴火。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宣传鼓动的时候笑眯眯的，会讲故事还会唱歌。后来，杨成武发现有两天没见着这个活泼的小红军了，一问才知道郑金煜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到卫生队去了。红军官兵都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出草地。杨成武把自己的马给了这个小红军，但是郑金煜已经无法在马背上坐住了，卫生队把他绑在杨成武的马上，让人跟着马看护着他。第四天中午，被绑在马背上的郑金煜突然说：“让政治委员等我一下，我有话要对他说。”走在前面的杨成武立即赶过来，郑金煜断断续续地说：“政治委员，我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我的腿不管用了，我要掉队了，我舍不得红军，我看不到胜利了。”周围的人都哭起来。杨成武说：“你一定能够走出草地，我们一定会帮助你走出草地。”——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在了马背上。
四团给后续部队留下了路标，可不断的大雨和泥潭令路标很快就模糊了。与冰冷的大雨、稀薄的空气和近似陷阱的泥潭相比，最大的威胁还是缺粮。一旦进入松潘大草地，几乎所有的死亡和消耗都与无法得到补充有关。尽管事先用强制的方式要求官兵筹集和携带至少可以支持一周左右的粮食，但实际能够筹到的粮食十分有限。于是，不少官兵在行军的前两天就吃光了携带的干粮。
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矮个子，不大爱说话。他带领的这个炊事班，每个人挑的担子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钱班长说草地里弄不到粮食，多挑一点有好处。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但在向草地出发的那一刻，钱班长还是带上了连队的那个大铜锅。这个大铜锅从江西一直跟随着他们到了松潘草地。大铜锅有几十斤重，上级命令把锅扔掉，钱班长说：“锅扔了，炊事班干什么？”虽然钱班长很严厉，可大家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对革命无比忠诚。在贵州打土城的时候，官兵们眼看着他在给阵地送饭时倒下了，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难过了很久，然而半夜时分他又一个人爬了回来，敌人的子弹打在了他的腿上。炊事班行军负重大，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还要忙。钱班长发现官兵们的脚被黑水泡肿了，于是每天都要用大铜锅烧热水让官兵们烫脚。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大铜锅就没有粮食可煮了。炊事班给那些没有了干粮的官兵不断地补充着事先炒好的小麦和青稞。而大铜锅还照常被挑着行军。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刚挑起大铜锅，身子一歪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另外一个炊事员挑起大铜锅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狂风大雨，部队被迫停止前进。炊事班在雨布下忙着用大铜锅烧姜水给大家喝，好容易把水烧开了，那个挑着大铜锅行军的炊事员端着一碗姜水想给病号送去，没走几步就连人带碗摔在了泥水里，官兵们赶忙上前想扶起他，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时候官兵们才知道，炊事班的同志自从进入草地后谁都没舍得吃一粒粮食。第四天的时候，半夜里，钱班长突然想喝水，他走到篝火前坐下来。大铜锅里一滴水也没有，钱班长就这样守着空锅一直坐到天亮。篝火已经熄灭，部队又要上路了，官兵们发现钱班长还在那里坐着，走过去一看，他就这个样子死了。官兵们叫着他，轮流把他抱住，试图让他活过来，可钱班长的身体已经凉了。和钱班长一起转战了这么远的路途，大家竟然谁都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世上还有什么亲人，只知道在江西的时候他跟在红军的队伍后面走了很远才被批准参加红军。
钱班长和他的炊事班的战士全都牺牲在了草地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断粮了。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野菜充饥，很快就连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彭德怀命令他的老饲养员把连同他的坐骑在内的六头牲口全部杀掉。老饲养员急得直落泪，因为他知道彭德怀对他那头大黑骡子感情很深，平时无论他心情多么不好，只要看见大黑骡子脸上就有了笑容。为了这个，老饲养员经常和大黑骡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干粮。大黑骡子在彭德怀面前十分温顺，但是打仗的时候却毫无畏惧。部队过湘江的时候，不少不会游泳的战士都是拉着它的尾巴才死里逃生的，它在那条被敌机狂轰滥炸的大江中游了好几个来回。平时行军的时候，它不是驮器材，就是驮伤员。部队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它的背上不但有沉重的行李，还有几个走不动的战士，尾巴上还拖着两个小红军。当时，老饲养员万分心疼，生怕大黑骡子会累死。彭德怀的命令下达之后，老饲养员和警卫员谁都不愿意去执行。彭德怀命令军团部的一名干部去。干部带上了名叫印荣辉的战士。印荣辉后来回忆说，六头牲口被集中在一起，二十多分钟过去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叉着腰站在远处喊：“开枪！立即开枪！”最后，那位干部开枪了，用机枪扫。五头牲口倒下了，可那头大黑骡子依然安静地站着。它是个老兵了，根本不害怕枪声。老饲养员扑上去，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喊：“把它留下！把它留下！”彭德怀走过来，低声说：“同志，人比牲口重要。”然后，他看了那个干部一眼，干部又开了一枪，大黑骡子很慢地倒了下去，老饲养员趴在它身上失声痛哭，就是不让人对它动刀。彭德怀转身走了，看得出来，他不忍心回头。彭德怀自己不吃，也不允许军团部的人吃。包括大黑骡子在内的六头牲口的肉，全部给部队送去了。彭德怀还特别嘱咐，好肉要分给战士，特别是伤员和病号。干部们要分，就分一点下水和杂碎。老红军印荣辉说：“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的命。”
红军官兵每人身上都有一个干粮袋，这个袋子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走路时带着，露营时抱着，如果能够有块相对干燥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的话，他们就枕着这个袋子。不少官兵在袋子上用线缝上了自己的名字。红一军团的小红军谢益先也不例外。由于不识字，他把他那个笔画很多的“谢”字用白线缝得很大，歪歪扭扭的。谢益先入伍前是一个赤贫的农民，红军到达他家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帮助红军带路，结果红军走后他的父母被地主打死了。谢益先把自己的小弟弟送给了乡亲，然后徒步走了十几天追上红军。参加红军的那一年他才十六岁。红军大部队刚一进入草地，小红军谢益先就遇到了迷失在草地里的一对母女，她们是从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川陕根据地逃出来的。看见她们，谢益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部队停下开始吃干粮，谢益先就躲在一边，别人问他他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两天后，他走路开始摇晃，副班长就扶着他走；第四天，谢益先一头栽倒再也没能站起来。
当这支红军部队到达草地边缘的时候，官兵们才发现队伍的最后面走着那一对母女，她们到处打听一个姓谢的小红军，手里捧着的那个干粮袋上缝着歪歪扭扭的一个“谢”字。副班长顿时声音哽咽，他告诉那对母女，小红军谢益先已经死了。那位母亲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直到部队走远了，官兵们还能听得见她的哭声。
——摘自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王树增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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