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当歌》唱响聂耳故里

昆明西山脚下，人民音乐家聂耳长眠于此。聂耳纪念馆一隅，《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早年的一段手书回忆被放大陈列。上写：“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引为奇异，曾数次在演说中提及。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凡此都可以证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人们的心是一脉搏动的。”

8月14日—8月16日，接连三天，由上海歌剧院带来的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唱响，并开启云南巡演大幕。《国之当歌》以聂耳为主角，以音乐家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为题材，再现了郭沫若笔下“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旋律。值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国歌诞生80周年、聂耳逝世80周年的特别时刻，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们偕年轻的“聂耳”重回故里，让反法西斯战斗岁月里鼓舞过多国人民的《义勇军进行曲》再振人心，有着别样深刻的含义。

一个年轻生命的永恒注脚

聂耳在这世上只逗留了23个春秋。他青春的生命，如同流星般灿烂却短促。但他创作的那些凝聚着底层心声、时代精神的歌曲，却像恒星，永远响彻天空。正是这种生命的匆匆与艺术的隽永，构成了创作的悖论，尤其是如何艺术地再现《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诞生的历史过程，着实是个挑战。

面对聂耳23年的生命历程，《国之当歌》没有采用编年史舞台叙事的方式，去全景式浏览音乐家的一生，而是根据艺术表达需要，把全部的目光和力量，聚焦于他在上海创作、生活的生命中最为华彩的5年。

《国之当歌》的上半部分，聂耳在目睹底层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后，谱写出《卖报歌》《码头工人歌》那样或心酸或沉重的音符；而在感受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黍离之悲后，他作出如飓风骤雨般的《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直到最后如长江、黄河汇入大海，全剧的高潮《血肉长城》篇章汇成了摇撼人心、惊涛裂岸拍天的昂扬旋律。

音乐剧尾声，在全剧最为人关注也是最难处理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再现中，艺术家完全摈弃了精雕细刻的工笔白描手法，也摈弃了一般的戏剧化、悬念化的写法，而是以气势壮阔的大写意风格，重塑了聂耳的心路历程。音乐剧最高潮的部分，戏剧退位、音乐凸显，四重唱《战争必将终结》、混声合唱《血肉长城》、“聂耳”独唱《唱响振奋中华的歌》，一步步借歌曲的递进，排山倒海地推出《义勇军进行曲》那壮怀激越的旋律。

一家国有文艺院团的担当

演出的最后，当台上渐次回旋起三遍《义勇军进行曲》，一遍比一遍激昂，一遍赛一遍高亢，云南的观众全体起立与上海的艺术家共唱这曲“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一瞬间，《国之当歌》的演出成功能给当下的创作提供怎样的启示，成为值得思索的命题。

此次受邀出演聂耳的是著名旅欧青年歌唱家石倚洁，回望初心，他说：“我曾在巴黎的剧场看他们的音乐家唱《马赛曲》，当时就有个心愿，一定要在中国的舞台上唱一回《义勇军进行曲》。”因此，当《国之当歌》的剧本送到他面前，唱歌剧的他二话不说答应了音乐剧的邀约。音乐剧导演信洪海则着重《义勇军进行曲》连唱三遍的特殊用意——由聂耳个体到整个抗日救亡中的民族，由可歌可泣岁月里的中华民族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同仇敌忾的盟军，由历史时空里的定位到时代当下的呼应。

要不要用艺术去构建、挺直我们民族坚强的脊梁，要不要用号角般锐利的声音去划破长空，使艺术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正能量？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艺术工作者还当否像先贤“诗以言志”那样，用艺术表达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这都是国有文艺院团该集体思索的课题。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范建萍谈到：“就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1935年，上海歌剧院前身新安旅行团也正从淮安一线南下来到上海，他们一路唱着抗日救亡的歌，一路振奋民心，也许当年的人民音乐家也曾从中汲取过灵感。”

在今年特殊的日子里，把这样一部弘扬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作品推向更广阔的中国大地，对于年轻观众是堂直观触摸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而对于创作者，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聂耳扎根生活，创出的唱响世界各处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