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 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穿着旗袍上任，还解决了北京人喝啤酒的困难

丁雪松（1918-2011），重庆木洞人，出身寒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延安，就读抗日军政大学。1941年和朝鲜人郑律成结为夫妻，1945年随夫赴朝工作，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回国，1979年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

撰文宣传抗日救亡

郑律成、丁雪松夫妇的独生女、音乐家郑小提于1943年生于延安，她说：“我妈妈出生在木洞一间临江老屋里，离重庆有90多里，出生时取名丁孝芝，上学时改名丁正兰。她出生时，我外公已经患疗疮去世，家里没什么积蓄，只留下妻儿老小五口。”

那时，全家靠丁雪松的母亲摆杂货摊、给人做针线活维持家用。“我妈妈从小就背上背篓带上皂角，跑到江边洗衣服。轮船开过来，浪花涌来，她抱起衣服就跑；浪花过了，又回去跪在石头上，一件一件搓洗。”

丁雪松初中入读自费的重庆文德女中。郑小提说：“妈妈第一学期成绩很好，但因贫困遭到奚落和白眼。那时她姐姐患结核去世，妈妈可能受到传染，脖子上长了两个肿结，民间叫做瘰疠，医学上叫淋巴结核。营养不良，又生闷气，肿结越长越大，胀痛难忍。文德女中嫌贫爱富的风气，使她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放寒假后，她发誓再也不上自费学校了。在家呆了一段时间，打听到重庆有一所免交伙食费的女子职校，就在洪水期间，坐小木船来到朝天门，考进了这所学校。”

女子职校虽然生活清苦，但她心情舒畅。“因为同学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孩，没有谁嫌贫爱富。但她脖子上两处肿结，被我外婆逼着找江湖郎中开刀以后，一直没有愈合。由于需要定期换药，她只有穿着没有领子的上衣，一穿就是两年。其间，她几乎没离开过校门，也不到热闹场所耍。”

女子职校分农、工、商三科，学期三年，丁雪松读的是商科。郑小提说：“1934年夏天，妈妈读到二年级时，听同学说重庆平民银行招收见习生，因成绩优秀，经不住劝告，她一考就中，那时才16岁。”

1934年秋，丁雪松进入平民银行上班。“妈妈觉得以前的名字太女儿气，就改成了丁雪松。银行待遇比较好，见习生每月薪俸18元，年终还有奖金和分红，伙食也不错。由于营养加强，精神舒畅，妈妈的身体开始好转，伤口渐渐愈合，一年后彻底复原。”

此时的丁雪松关心时政，组织球队、剧团和歌咏队，传看进步书刊，并宣传抗日救亡。她还向《商务日报》《新蜀报》投稿。1936年6月9日，华北危急，她在《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副刊，用笔名“雪萍”发表了《在民族解放前什么美梦都会成为泡影》。文中写道：“非洲小国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尚能抵抗意大利法西斯七个月之久，我们作为泱泱大国，竟将被一个区区的日本所征服，多么可耻！为什么老是不抵抗？如果一开始即抵抗日寇，何至于今日？”她对一些人的麻木不仁甚至醉生梦死的生活感到愤慨：“在民族未获得解放前，个人过安逸日子的想法只能成为幻想。”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她的言论和表现，也引起了《新蜀报》主笔、地下党员漆鲁鱼的注意。

经受考验并入党

漆鲁鱼本是江津世家子弟，曾留日学医，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出狱后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保健局局长。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照顾受伤的陈毅。之后在战斗中被冲散，与组织失去联系，靠乞讨逃回江津老家，后来通过投稿成为《新蜀报》主笔。

郑小提说：“妈妈曾经回忆，漆鲁鱼常在白象街一个空店铺的楼上，讲解党的基本知识。他还办过只有我妈妈和另一个同志参加的读书班，讲苏维埃运动史，时间是凌晨三点。有时晚饭后，他叫上妈妈到小什字马路，装作逛街的样子，边走边对她进行启发教育；有时他在郊外无人处或地下室举行秘密集会，压低声音教人们唱《国际歌》。漆鲁鱼认为妈妈忠诚可靠，就交一些秘密任务让她执行。1937年夏秋之交，一位红军秘密路过重庆，妈妈和同伴去文华街为他送车票和衣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0月，漆鲁鱼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恢复了党籍，后担任重庆市工委书记。“他找到我妈妈，非常高兴地说重庆党组织恢复了，四川省工委同意以他为首组成中共重庆市工委，他还把上级批复的密信用碘酒显现出来给妈妈看。他对妈妈说：‘一年多来，你接受了考验，表现很突出，现在组织上决定第一个发展你入党。’妈妈在一个同志家的货栈楼上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又在另一个同志家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之日，也是她离开重庆之时，组织上决定派她和地下交通员温厚华去延安学习。”

温厚华原是巴县中学学生，当时在华通贸易公司当见习生，1949年后任新疆大学党委书记。他回忆：“我还记得雪松来找我的情形，她从打铜街来到道门口，满脸兴奋找到我，悄悄地问：漆夫子让我问你，有去延安的机会，你去不去？我大喜若狂，心中向往已久，咋个不去？那时我和丁雪松很红，在救国会组织的活动中，我们经常抛头露面，走在前面，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在延安度过难忘的八年

丁雪松和温厚华先到成都转干部关系，再从西安到延安。郑小提说：“转关系的信是用泔水写在一块白绸手帕上，妈妈将它缝到丝棉旗袍的夹边里。漆鲁鱼告诉她，到延安后，将其交给罗迈（即李维汉）。早在江西苏区时，漆鲁鱼和罗迈就很熟了。”

1937年12月的一个隆冬夜晚，丁雪松和温厚华在两路口车场会合，登上去成都的长途敞篷汽车。“他们在成都转党的关系转了半个月后，找到车翻过秦岭山脉，终于到达西安。在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接上了关系，然后坐车到了延安。”

1938年1月，丁雪松到延安招待所报到。郑小提说：“妈妈小心翼翼地把信从丝棉旗袍的夹缝中拆出来，转交给罗迈，随后被通知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脱下呢子大衣、丝棉旗袍，穿上灰色棉军装，打上绑腿，系上皮带，转眼成了一名八路军女兵。”

丁雪松从重庆穿去的丝棉旗袍，到延安后再未穿过。“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就把棉花取出来，变成夹衣。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找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其挑选。妈妈的呢子大衣、丝棉旗袍，可能也就这样派上用场了。”

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6月1日，前三期主要培训红军中的高中级干部，每期1000人左右。从第三期开始，人数逐渐增多。“妈妈赶上抗大第三期的末尾，这一期共有3个大队。第一、二大队是红军干部，第三大队是知识青年。当时女知识青年较少，就和女红军干部合编成一个女生队，附属于第二大队。妈妈在抗大经历了第三期到第五期，为时一年半，直到1939年夏抗大总校迁往前方，她又转到女子大学学习。当时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抗大急需干部，从1938年4月第四期到1939年第五期，妈妈先后调任四大队女生队区队长、五大队女生队队长、女生大队一队队长、五大队女生一队队长。”

郭霁云在《梅洁枫丹》一文中回忆了这位著名的“女生队长”：“在丁雪松带领下，女兵大队精神抖擞地进行着操练，丁雪松嗓音洪亮，口令干净利落。全体同志步伐整齐，进退有序，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看了我们的操练，都称赞地说，‘娘子军，真了不起啊！’丁雪松因此获得了‘女大侠’的绰号。”

在延安，首长和普通学员一律穿着粗布军装，男女穿着没有明显区别。“抗大名为大学，并没有像样的礼堂、教室，大家住在窑洞里，好像回到了穴居时代。有一次毛主席讲课对他们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抗大理论课的教师阵容强大，如艾思奇、何恩敬、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抗大的大报告，更为有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彭真、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抗大作过报告。在露天会场，学员们把背包一放，席地而坐。”

2000年，丁雪松在回忆录中回首延安岁月时说：“在延安，我度过了难忘的极有意义的八年，在抗大、女大，经党的关怀、培养，我这个稚嫩的四川女孩，增长了组织才干，成长为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经过军事生活和劳动的磨练，我的体格也健壮起来。是在延安，我寻到了生死不渝的爱情，与郑律成结为终身伴侣。延安那八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历程，承先启后，为我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换上旗袍任大使

丁雪松从1938年到延安抗大穿上军装后，直到1979年才重披旗袍。郑小提说：“1979年4月11日，妈妈派驻荷兰任大使，在大使馆举行上任招待会那天，她穿着一袭银灰色锦缎旗袍，与使馆的主要官员一起迎候在门边，随后在主宾之间周旋。西方新闻记者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外交人员服饰上的变化，在报道中特别注明一笔：老派的青蓝二色的毛式服装，被精细的中国丝绸代替了。”

丁雪松是怎样成为大使的呢？“当年，妈妈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8年夏，她正准备到青岛度假时，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约她谈话。他对妈妈说：你的工作将有变动，组织上可能派你出国当大使，先和你打个招呼。消息来得突然，妈妈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没表态。她有点为难，虽然在外交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友好协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过，但跟科班出身的职业外交官比起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外语也不行。但是想到爸爸在世时对她的鼓励，她心里又有底了，于1979年2月5日欣然飞往海牙赴任。”

第二天，新华社发出一条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丁雪松于昨日乘机离京赴任。丁雪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大使。”

2月23日，丁雪松在苏斯代克王宫递交了国书。国书装在特大信封里，用盖着钢印的白色梅花边宣纸片封口。国书的内文如下：

荷兰女王朱丽安娜陛下：

为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荷兰王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任命丁雪松女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接替前任大使陈辛仁先生的职务。

我相信丁雪松女士将尽力完成她所担负的使命。请您予以接待，并对她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进行的工作给予信任和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副署）

1978年11月30日于北京

国字第459号

丁雪松在荷兰大使任上，促成了荷兰首相范阿赫特访华，这是近代史上荷兰在任首相第一次访问中国，访问很成功。

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丁雪松在回忆录中说：“送走了荷兰首相，我留在国内休假，没想到就在这期间，发生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的事件，使中荷关系出现变故，导致两国关系一度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郑小提说：“妈妈希望笼罩在中荷关系上的乌云，尽快散去。果然在1983年底，荷兰内阁及其领导人公开声明：1981年批准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只是一次性交易，下不为例，还做出了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承诺，并重新确认1972年中荷建交所规定的各项原则。中荷两国的外交关系，从1984年2月1日起，由代办级再次恢复到大使级。”

她被称为“啤酒大使”

众所周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东北部的长堤海岸，有一尊美人鱼青铜雕塑。1982年5月，丁雪松被任命为驻丹麦大使，飞赴哥本哈根，发现了这尊美人鱼的“秘密”。

郑小提说：“这事得从北京说起。当年妈妈回国办事，翻开北京的报纸，无意中看到一个标题：‘借问啤酒何处有？’当时国内啤酒产能不行，而且只有鲜啤，不便保存。街头巷尾，经常可见人们抱着热水瓶、端着锅盆，顶着烈日在饭馆门前排队买鲜啤的场面。妈妈就想，丹麦盛产啤酒，何不从中穿针引线，引进过来？她说干就干，在国内外奔波，终于促成中国和丹麦之间的啤酒合作项目，中国建成第一座年产10万吨的现代化啤酒厂——华都啤酒厂。北京市啤酒奇缺的问题得以解决，为此，丹麦啤酒厂老总诙谐地称我妈妈为‘啤酒大使’。”

为引进丹麦啤酒的先进技术，丁雪松几度进出嘉士伯啤酒公司。“妈妈由此得知，美人鱼雕像的创意出自嘉士伯啤酒公司创始人卡尔·雅可布森。有一天，雅可布森在皇家剧院观看根据《海的女儿》改编的芭蕾舞，他突发奇想，《海的女儿》改编过油画、舞蹈、音乐，唯独缺少雕像。于是请著名雕塑家艾立克森，将其塑成美人鱼雕像。原件存放在嘉士伯啤酒公司，按原件放大一倍的复制品，则赠给哥本哈根市。1913年，美人鱼雕像正式安放在长堤的海边，成了丹麦的象征，世界著名景点。”

作者：马拉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