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正如之前媒体几次铺垫的一样，中国足协宣布了一系列限制俱乐部投入和球员薪水的相关政策。
足协为何要持续限薪和限制投入，球员全新收入体系是否合理，新政是否还会像过往一样有沦为废纸的风险……政策出台的背后，是外界关注的一个个问号。
两年前政策已成废纸
限制俱乐部投入数额、限制球员薪水，其实早在2018年中超联赛后在上海召开的职业联赛总结会上就有了明确政策，大会最先公布了未来三年俱乐部总支出最高限额：中超俱乐部：2019年为12亿、2020年为11亿，2021年则降低到9亿。
而对于球员的薪水，2019赛季开始，国内球员新签订时税前年薪不得超过1000万元。入选2019年亚洲杯和2022年世预赛国家队名单的国脚，最高年收入可以上浮20%至1200万元。
但很快，这次总结会上的所有决议，就成为了一张废纸。从俱乐部层面来说，没有人愿意主动去降低投入，因为这必然意味着球队竞争力下降。
而从政策层面来说，只是出台了规定，没有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打个比方，俱乐部投资可以超标，球员薪水也可以超标，违规后果只是减去相应内外援注册名额。到了最后，就是这样已经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处罚方案，都没有执行。
到了去年11月20日，也就是国足世预赛兵败叙利亚里皮宣布辞职后不久，中国足协出台规定：各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暂缓与国内球员签署个人工作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草签协议、新签合同和续约合同等。这被外界看做是中国足协对球员限薪问题动真格的标志。
年底，中国足协出台了相关政策，本土球员税前年薪最高1000万元，国脚可上浮20%；而外援收入最高为税后300万欧元。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是中国足协从行业角度来说，认定的中国球员相对合理的收入水平。
投资人真的烧不动了
在行业已经制定并公布相关政策后一年时间，更加严格的政策再次出台，这背后显然是更有深意的，因为疫情加上其他因素，俱乐部背后投资人的企业都受到很大影响，再加上过去几年疯狂的烧钱，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投资人真的是烧不动了。
今年联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往如果有中超球队迟发薪水、奖金都会被看做是异类，毕竟这是球队战斗力最大的保证。而今年，拖欠薪水成了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球员心理的接受程度也下降到了“拖欠没事，在一定时间节点结清即可”的程度。
陈戌源在会议上透露，早在今年夏天，自己就和各俱乐部投资人有过交流，减费降薪的计划受到了一致的支持，“许家印、王健林、张力、张近东、胡葆森、周金辉，等等，投资人都鲜明表明立场。思想上有认识，思想上自觉，才能有好的执行。”
除了投资人层面，相关知情人士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些年中国球员“高薪低能”的现状，还引发了更高部门的不满，过去一个月时间，圈内一组数据被广泛流传——中国球员薪酬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
据了解，这个数字是相关几个部门经过调查后得出，在相关部门看来，球员薪水其实应该比现在公布的标准更高，中国足协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也进行了一些沟通和交流，最终才定下现在的收入标准。
对于现在的标准，陈戌源也解释称主要从四个维度考虑，“第一个，参考亚洲尤其是日韩的联赛，也参考了五大联赛；第二个维度，就是考虑到投资人对俱乐部投资的可行性；第三个维度，就是把球员在金元足球下的高收入和应该取得的收入做了对比，有了衔接；第四个维度，考虑限薪方案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不能出台漏洞百出的方案。”
球员收入回到中超元年，合理吗？
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年薪不超过税前500万元（税后约275万元），平均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元（税后约165万元），应该说如果严格执行的话，这次限薪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
毕竟顶薪标准很明显，一个球队顶薪球员不可能很多，有资格拿顶薪的，也就是主力阵容中的绝对主力，理论上一支球队不会超过5个人。这意味着很多球员的收入，按照薪酬等级来分，要远远低于500万元。
这个收入算什么水平？我们把时间拨回末代甲A和中超元年时代，国内顶级豪门申花先后从签下了两名辽宁籍本土最优秀内援张玉宁和肖战波，两人的收入都是税后300万元，当时没有严格的薪水标准，不过那个年代直到2010年恒大进入中国足坛前，像申花和鲁能这样的国内顶级豪门，给本土球员开出的最高工资，也就是税后300万元。这也是圈内对于顶薪的默认数字。
对于球员薪水回到中超元年，有观点认为，参考物价尤其是房价的上涨比例，球员薪水不应该和十几年前一样；但也有观点认为，本土球员水平的现状，再参考日韩球员的收入体系，哪怕税前500万元的标准，也已经很高了。
这两种观点，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决定，最近10年疯狂的足球市场让球员有了一夜暴富的机会，而现在市场正朝着平稳的方向回落。
2017年年初崇明岛弟子们回岛“探亲”的时候，徐根宝就曾经说过，“就算足球市场不理性，但你们的内心必须保持理性。在市场待遇好的时候，你们就努力踢球赚钱养家；一旦市场回归理性，你们也要有好的心态，要知道自己真正的能力和价值是多少。你们要牢记自己的初心：到底为了谁踢球？”
早在1999年3月3日，人民日报曾有一篇名为《甲A无奈的“限薪令”》的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要把足球队员的收入降下来。他告诫说：“收入这么高，行不行？赚过了头，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眼前的短期利益影响长期利益，危及我们的改革。从中国足球改革的大局考虑，要把收入降下来。”
中国足协于当年1月中旬发布了“限薪令”，要求各俱乐部统一最高工资及出场费，规定甲A球员最高月工资不得超过1.2万元，教练员不得超过1.8万元，全队胜场的奖金不得超过40万元，平局不能超过15万元。并配套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如规定俱乐部每3个月必须向足协上报有教练、球员签名的工资清单，每3轮上报一次出场费清单等。
“限薪令”在足球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足协职业部主任马克坚当时认为，足协这样做实属无奈，这种规定也有其不合理性。他说：“球员薪水究竟多少合适，很难把握尺度。”
三年缓冲期，决定政策能否成功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超足协现在公布的薪酬标准和投入标准，某种程度上说，完全进入实施阶段，还需要等上三年时间。
这是由于目前联赛中绝大多数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现存合同，都处在远远超标的状态，以参加亚冠的四支球队为例，几乎每一位外援年薪都超标，而本土球员处在超标状态的也不在少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俱乐部一年投入远远超过6亿元，而俱乐部投入想要真正回归到合理状态下，就必须等到这些超标合同自然终结。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中超球队中这样的超标合同，基本上可以在2023年年底后全部结束。
这也就是说，未来三个赛季内，全新的政策将处在一个缓冲期。中国足协很难因为原有旧合同所产生的超标情况来处罚俱乐部，所谓的各种后续处罚条款，其实是处在一个法不责众的状态中。
当然，俱乐部肯定不能在新签合同中存在违规情况，否则以中国足协看上去动真格的态度，肯定要抓出典型进行处罚。
这三年的缓冲期非常重要，足协可以提前进入判官的角色，而俱乐部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新的政策。如果所有游戏的参与者都能很好遵守规则，等到三年后新政就很容易被各方接受。
但也有人担忧，之前中国足协并不是没有出台过限薪政策，就拿此次足协要严厉打击的阴阳合同来说，这就是各家俱乐部应对中国足协限薪令的产物。到了最后，当中国足协发现几乎所有俱乐部都在违规时，所谓的处罚也就无从谈起了。
现在的中国足坛，大资本时代某种程度管理难度更大。有俱乐部几番在高关注度比赛时直接违约更换胸前广告合同，事后解释是违约也是合约的一部分。要让这样的俱乐部真正遵守规章制度，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到三年后如果经济形势好转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很多俱乐部重新有了烧钱的实力和动力，那才将是真正考验中国足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