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惠敏：谁帮着清政府，统治天高皇帝远的喀尔喀蒙古？
导读
在清朝的版图中，喀尔喀蒙古距京师千里之遥。那么，中央王朝是如何将统治延伸到那里去呢？本文摘编自新书《满大人的荷包》，敬请关注。
[文/赖惠敏]
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花费相当少的经费，却能有效地治理，得力于商人的协助。就商人来说，他们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以下分三个部分讨论。
第一，天时的优势。清朝与准噶尔长期征战，耗费数千万两的战争经费，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处驻防经费仍在十余万两。乾隆后期决计减缩驻防经费，由山西协拨军饷每三年给20万两。蒙古的盟长驻班乌城，由蒙古四部负担畜牧、台站、卡伦的经费。然而，台站所需的驼马、牲畜、帐棚、器用都是向商号赊账，再由商号到各旗牧民处收取羊只抵债。在两处驻防城市的官商大盛魁累积千万资产，应是借助这样的运作模式而来。
大盛魁，是清代晋商开办的对蒙贸易商号。
中俄于雍正五年（1727）签订恰克图条约，真正在恰克图贸易应该是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因准噶尔战争，乾隆皇帝决定巩固边疆，开放中俄边境贸易的同时也能控制蒙古地区。首批至恰克图贸易者为皇帝派遣的内务府官员和买卖人，他们领着内帑到恰克图，沿途必须奏报情况。买卖人等以中国丝绸换俄罗斯的毛皮，货品贸易价格、数量都得清楚呈报，还需和前次的做比价。
乾隆皇帝充分掌握恰克图贸易的资讯。乾隆三十三年（1768），皇帝指示库伦办事大臣订定恰克图章程，由恰克图章京和甲首于开市前夕共同协商议价，让商民获取更大利润。但乾隆年间共三次中断恰克图贸易，贸易没有大幅成长。
嘉道时期晋商贸易兴盛，此时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消极、僵化政策。根据关文发的研究，嘉庆皇帝明明知道内地民人生齿日繁，移民边地势在必行，然而，他却严格地管制关外垦荒，多次重申禁令，一方面确实登记至蒙古贸易商人资料；另一方面强制驱逐在蒙古种地游民。
嘉庆皇帝强化商民的控制措施，使得库伦办事大臣彻底实施检查商民部票、核发执照，造册报理藩院。并且，商民事务衙门确实登记恰克图和库伦的商民人数、编里甲、门牌等，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清末宣统年间，留下众多珍贵的商民档案。
从事中俄贸易的晋商领理藩院院票，每张院票领12，000斤的货物，一家商号领数张院票必须财力雄厚，亦形成垄断性的贸易。不过，晋商家族同时分设若干字号，以免变成政府索贿的对象。据恰克图章京的说法：“大商富贾一家分为数家，伪为零星小商，冀免厘金、票规，只须贿通胥役，便可任便运货。”又：“恰克图商民入行立栈及更换字号等事，向不呈报司员衙门，均由该甲首等经理。”
山西商人将大商号分成数家，避免树大招风，比起广州行商来说是聪明多了。直到朝廷意识到晋商雄厚财富，他们又说因太平天国战争，断绝茶叶之路，家资已消乏。至今榆次常家庄园、祁县乔家大院等建筑气势非凡，可想见当年中俄贸易之活络。
牵骆驼的蒙古人
第二，地利之便。黄仁宇教授认为政府财政不重视商税收入，也未改善各种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对喀尔喀蒙古来说，清朝设置台站不仅是政治、军事的作用，也促使商贸活动更为便捷、安全。额勒和布的日记提到哈尔呢敦台站附近“见有乌城买卖货驼数百只”。志锐的《廓轩竹枝词》“牛车”写到：
百辆牛车列一行，铎声零断响郎当。
胡儿闲理边城曲，一夜征人欲断肠。
本书讨论多起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员挟带商货案件，也说明台站成为运输货物的道路。志锐也观察到蒙古十五台内，归化城外客民开垦地颇多。归化的汉人在台站附近开垦种植，并帮台站运送往来官兵的行李。本书讨论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附近有大量汉人商号开垦的土地，并不像内地新垦地成熟升科缴田赋，土地从未清丈过，汉人在农业上获益难以估计。现今乌兰巴托到恰克图一路绿野平畴，其实在清朝汉人已经深入哈拉河、鄂尔坤河、色楞格河流域种地。
第三，人和的因素。清代政权对于商人的控制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何炳棣教授认为扬州盐商消乏的原因之一是专制政权对商业发展的阻碍。吴承明教授也认为明清时期中国走向现代化，在于政府加强专制统治。
笔者探讨乾隆时期两淮盐商、长芦盐商承担各种规费、生息银两、捐输等，而逐渐衰败。至于在蒙古经商之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康熙时代商人如范毓馪等协助运送军饷、乾隆平定准噶尔之后，商人仍是朝廷倚重的对象。
杨联陞教授提到政府让商人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主要理由是配合清廷或任何衙门对各种物资的需要。在归化城提供蒙古军需的行业组织有聚锦社、醇厚社、集锦社、青龙社、宝丰社、当行社和福虎社。
根据张心泰《宦海浮沉录》记载，每社设置正副总领各一人，选举四人为乡耆，聚锦社、青龙社每年各轮一人；其他的社选两位乡耆。乡耆人选且需要家道殷实，人品纯正，又能了事者方得举。乡耆的职责在于每遇商贾词讼事件，辄谕令处结各行公议条规，亦据由乡耆等定议。
归化城社组织移植到乌城有马王社、皂君社、绿营社、盂兰社、河神社，逢节庆有赛神、举行社火、秧歌、旱船玩艺，官兵参与同乐。光绪三年（1877），街市厅弁送额勒和布年礼，计猪肉一块、冻鱼二尾、山药一束、南糖二包、槽糕一盘，称为“年例”。郝恺旺递土仪，收铜盆一个、洋糖一盒。祥麟日记中商人送马、貂皮、绸缎等更是难以胜数。
其次，本书讨论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将军或参赞大臣官员被参劾挟带商货者。未被参劾的官吏亦不乏挟带相当多的物品，例如光绪三年春福将军赴任经过台站，“计每台用车百余辆、马二百余匹。即鄂伦胡都克一台倒毙之马已过百匹，其余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喀尔喀蒙古地处边陲，天高皇帝远，政商关系十分融洽。清朝皇帝劝诫官员“清、慎、勤”，官箴书提醒“省嗜欲，崇节俭”，在这些地区效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