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位名叫蒋玮的湖南女学生走进了上海大学。女孩眼里，这所学校颇为奇异：
“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剑虹住在一幢一楼一底的一间小亭子间里，楼上楼下住着一些这个系那个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学生。她们看不惯我们，我们也看不惯他们，碰面时偶尔点点头，根本没有来住。”
1924年迁校后的校内风貌
上海大学西摩路时期校门及“时应里”的师生宿舍楼
相比于校舍，教员风采显然是一道更抢眼的风景。
“……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茅盾）讲的《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我去翻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地理，把它们拿来和我们自己民族的远古的故事比较。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不会接近学生。他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他不询问学生的功课。所以我以为不打扰他最好。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剑虹原本就喜欢旧诗旧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
田汉是讲西洋诗的，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
当年上课时坐在蒋玮后排的男生施德普一直记得，这位湖南女同学傲气，从不回头多看一眼，仅有在前后传递讲义时，才得以一见她的面相，有时打个“无言的招呼”。如此半年之久，未曾有过任何交流。直到1928年之后， 施德普才与蒋玮渐渐熟悉起来。而那个时候，他们各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施蜇存和丁玲。
1923年，丁玲（左）与好友王剑虹在常德的合影
1923年，丁玲在家乡常德的照相馆留影
丁玲下了个断语，“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她和王剑虹与瞿秋白之前在南京有过一次遇偶，瞿秋白写信邀请这对好闺蜜来上海大学求学。安顿下来后，瞿秋白课余教她俩俄文。
青年施蜇存
“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讲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他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謣，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不久，王剑虹对瞿秋白暗生情愫，活泼的丁玲将王剑虹的心意带给了瞿秋白，成就了这段幸福但过于短暂的婚恋。王剑虹于婚后半年多因肺病去世。1927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登上文坛的处女作《梦珂》，即是以文学手法记述了这段往事。
同在1923年，已于上海大学担任教职的茅盾让自己的妻弟孔另境也进校来求学。孔另境再三难忘的是这样一组镜头：
以四间民屋的客堂连贯辟成的狭长的教室内，拥挤得无从插足，数百颗活跃的心灵期待听受一次庄严的启发。突然一个瘦长白皙的人形出现在前面的讲台上，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额角又宽又平，鼻梁上架着一副和他面庞相配的深度近视眼镜。谁也未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讲室，这反乎常例的出现，顷刻镇压了喧嚷的人声，站在讲台上的人仿佛迟疑了一下，又仿佛故意等待了一下，才用极低的声音吐出了一句话来：
“我是瞿秋白。”
这有趣的的自我介绍的开场白，要是在绅士淑媛们的集会里，一定是要引起一阵喧笑，然而在这里，没有谁觉得可笑，这种没有第三者介绍词的演讲，正是这里的特色之一，大家听见了这一句的反应差不多是一致地——
“不错，你正是我们所仰慕的瞿先生！”
全国乃至海外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纷纷来到这个学校就学。其中，有从边远地区云南、贵州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来的；有从“南洋”、日本、“安南”、“高丽”等地归国求学的。就是在上海，也有许多青年是从校舍巍峨、设备完美的南洋大学、沪江大学以及东亚同文书院等校转学过来的。这群学生中，有不少将在未来的历史中留有一席之地。可是有一位稍显老成的男子其实已经是个“名人”了。他安徽口音，姿态挺直，面容肃然，有点当过兵的样子。听到瞿秋白关于苏联的报告时，不禁前倾，显得格外专心。他叫张治中，在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入学前，曾任川军第五师第三独立旅司令部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