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老南市老城厢的人民路上，离沪南电影院朝南，大约有十几家门面的距离。沪南电影院隔着一条弄堂，就是人民路第一小学，我家的孩子及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在人民路一小上学。每天放学时，老师们护送学生出来，总会在我家楼下的烟纸店聊上一会，与家长们说说学校及孩子们的情况，学校里的李老师、王老师、冯老师等在家长们的眼中犹如家人般熟识。当时还未到学龄的我，与同龄小伙伴们，因此也就对这些老师有了天然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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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到了我读小学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知为什么，我们片区的适龄孩子们全部被划到了新开河马路对面的丹凤路一小去上学了。丹凤路第一小学就设在人民路丹凤路口，一幢名为厚德大楼的大厦内。大楼是一座形态恢宏、气度雍容的欧式大厦，学校只占了大厦的一小半，与占据大厦一大半的上海圆珠笔厂毗邻。
由于感觉是在人家“地盘”读书，开学后不久，我们这一片的孩子们都把“本性”藏了起，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不敢疯皮，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戴红领巾选班干部时，我们这片多人入选中队委员与小队长，连我也佩上了“一条杠”。那天戴了一条杠标志回家时，老祖母鼓励我道，一条杠也不错，再卖力点，“争取明年再加一条杠，搭侬阿哥阿姐一样”。说着还塞了几块苏打饼干奖励了我一下。
就读一段日子后，我们的“本性”开始显露出来了。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课后负责打扫卫生，扫好地翻好椅子后，几个同学用扫帚当“武器”互相对打，搞得浑身是汗。我们就从五楼教室的窗口探出身去，扶着铁栏，让初夏的风吹拂着，看地面上很小的人和车，嘴里大声唱着不成调的歌。正当我们感到很爽的时候，一位检查教室门窗是否关紧的工友正好进来，见到我们坐在窗台上，忙挥手让我们赶快下来，说我们学校是全市楼层最高的小学——这么高的楼，你们这样趴在窗台上太危险了！
那时小学上半天课，下午以小队为单位，开展课外小组学习。我们常常互相帮忙，草草完成课外作业就去玩耍了。那天，我们几个小组的同学在一起玩“斗鸡”，双方正杀得难分难解时，我见对方一“主力”连克我方几人，猛冲上去，翘起“鸡头”，对他就是一击。因为用力过大，他一下子摔出老远，趴在地上爬不起来。我们去拉，他痛得直喊。后送医院一查，才知骨折。我见闯了祸，怕得要死，生怕对方家长去家中告状，于是与几位同学在黄浦江边的垃圾码头游荡到天黑才回家。最终赔没赔医药费，已忘了，只记得学校非常重视，为此类事情搞了个专题安全展览，我们斗鸡造成骨折的事也上了展览，并特意配了图画。我一下子成了学校“名人”。老师在期末评语中写道：“该同学在校外玩不健康游戏。”害得我被母亲狠狠训了一顿。
当时小学是六年制，但我们在“最高”小学念到五年级时，学校停课了，学生在家闲逛，直至直升中学。五年的小学生活，共有三位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每每回想起来，虽然岁月已过几十载，但她们在我们小小的脑海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位是顾新宝老师，戴着副眼镜，看上去有些严肃，但她让我们去她家复习功课，给我们吃饼干的美味，我至今未忘。第二位是瞿佩章老师，她气质优雅，声音甜美，那次我与人打架后，她帮我抹去泪水，在办公室窗前给我剪指甲的慈爱，一直留在我心间。第三位是石梦渔老师，她作风干练，为人爽直，在已无课可上的年代里，她的许多教诲，成了我们人生历程里可贵的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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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7日凌晨1点，始建于1920年的厚德大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塌，为豫园、外滩、浦东新区打通了一条“视觉通道”。此后，站在豫园古城公园，即可望见崛起于十六铺的上海滨水旅游娱乐中心和浦东的高楼大厦。据《新民晚报》报道，“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厚德大楼高六层，位于人民路261号。1949年前它曾是华商面粉交易所，抗战时期被日伪占用，1949年后曾被先后用作区政府办公地和上海圆珠笔厂厂房，现为建设银行二支行等单位的办公大楼。厚德大楼的地基正是老城厢古城墙上的一座城楼———丹凤楼，此楼当时亦有瞭望黄浦江的作用。”
在城市变迀中，那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厚德大楼，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绿树参天、花儿盛开、绿草萋萋的公园。开启我们人生教育的“最高”学校，已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