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财经》杂志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了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与会嘉宾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分享了他对于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以及大类资产配置问题的看法。 在全球经济复苏形态问题上，李迅雷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在疫情后迎来强劲复苏，中国政府也没必要追求一时一地的“V型”、“U型”复苏，更多还是应该考虑通过改革来解决那些基本的结构性问题、社会问题，把GDP“V型”反转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在谈到大类资产配置时李迅雷表示，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分化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主导变成存量主导，并出现四大分化趋势，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一趋势来进行大类资产配置。他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权益类资产投资回报率提升，而黄金作为应对货币泛滥、经济动荡的投资品和避险工具，价格明年可能创历史新高。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李迅雷发言实录： 我讲的主题是“分化时代的资产配置策略”。 对于这一轮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的基本结论是，它不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下行步伐，还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分化趋势，虽然近期美国股市涨得很好，但我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出现一个很强劲的复苏，它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没有疫情之前，全球经济是怎么样的，之后还会是怎么样，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在诸多问题没有因为大量印钞而解决的背景下，疫情只是影响了趋势的斜率。现在有些乐观的观点认为，只要疫情一结束，全球经济似乎就重振旗鼓了，这从逻辑上讲是不成立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疫情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拉美、南非、印度等国也还是在失控当中，疫情形势比大家预期的要更加严峻。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全球化供应链受阻，产业链也受阻。我们可能在传统制造业方面遇到了压力，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线上服务增加了，所以也是出现了新旧动能的剧烈分化。
另一方面，我看中国政府在拉动经济的刺激政策方面也远不如美国政府豪爽，说明我们对待经济增长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政策上面更加注重细水长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追求一时一地的“V型”或“U型”复苏，更多还是应该考虑怎样来通过改革来解决那些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社会问题，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政策的着力点所在。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把GDP“V型”反转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从总体来说，全球化的进程肯定是要告一段落，即使没有疫情的话，全球贸易的拐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我是用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全球化水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出现了不平衡，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由于一位黑人被过度执法导致死亡，引发了骚乱，这个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种族歧视问题，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贫富差距过大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美国的财富分化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如美国1%的人拥有的财富占比接近全国家庭财富总额的40%，10%的人手中拥有的财富占到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70%。 这些问题使得了社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加剧容易导致了动乱。所以未来全球经济终究步入到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状态，这种状态要改变很难，因为分化问题很难改变，就像王忠民理事长所讲的全球分工是不能逆转的一样，同样道理，分化现象也很难改变，除非发生战争。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全球长达75年的和平期，长期和平期意味着长期以来游戏规则不变，阶层被固化，经济结构扭曲，而且也固化了，这些问题使得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但改革会触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所以分化现象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反过头来我们再说说中国，我觉得中国也是处在一个分化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主导变成存量主导，我看到了四大分化趋势。
一是区域与人口分化。区域与人口分化反映了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结果，所谓的生产要素，是指人口、资金、土地、技术、信息等等。人口的流向变化和区域的分化还是比较市场化的，对投资或资产配置来讲也是机会所在，如中国居民家庭的第一大类资产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涨得多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人口净流入的地方。 比如说浙江，2019年人口的净流入量达到85万，首次超过了广东，同样，杭州人口净流入量超过了深圳。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基本都是北方为主，像山东、黑龙江，简言之，就是东北、西北和华北，整体都是净流出的，故从分化角度看，可以对房地产投资有指导意义。
第二，收入分化。收入的分化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对于消费主导的经济体而言，会导致消费不振和扭曲。前段时间总理也讲到了，后来国家统计局也进一步作了解释，即中国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分五等份，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占家庭户数的40%，对应6.1亿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左右。在居民总收入相对稳定、增长率确定的情况下，低收入者的收入越低，高收入者的收入就越高。 这就导致我们消费增速下降，因为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阶层，此外，还导致了消费品消费量的分化很大，奢侈品非常热销，可选消费品不振。从去年到今年，食品饮料行业中的一些名牌类的上市公司涨幅还是非常惊人，这从收入的分化中也可以获得与之一致的逻辑。 第三，产业分化。前面王理事长也讲到了，像特斯拉、苹果产业链等相关公司都在高增长，中国呢，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压力非常大，而新兴产业，主要还是以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主，像华为产业链，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如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成长势头很猛，今后还会发展会很快。 这种分化会促使投资者在资产配置结构中加大配置新兴产业的权重。 产业分化在美国也一样显著，美国股市虽然涨得很多，但是它主要是靠成分股中的头部企业股票在涨，它的综合指数，即所有行业的全体上市公司指数其实并没有怎么涨。以美联储6月10日发布经济预测后两日的跌幅为例，能源、耐用消费品、金融、汽车、资本品(包括航空业)、运输等盈利受疫情影响明显的行业跌幅居前，而食品零售业等必需消费品行业在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的行情中，跌幅中位数仅为-2.8%。相对稳定的盈利预期为股价提供了较强的安全边际。 在经济恢复的不确定下，企业盈利预期的波动性加大也会拖累美股市场表现。从中长期来看，美股分化仍将加剧。我专门统计过过去11年美国纳斯达克2800家上市公司，涨幅前10%的公司，过去11年累计涨了20倍，市值也达到了50%的占比，所有股票按涨幅排序，其涨幅中位数只有36%，即一半股票在过去11年当中没有什么上涨。 标普500也是如此，每年在标普500成分股中选取对指数收益率拉动最大的10只股票，2015年至今前10大股票对指数的合计拉动每年均在40%以上，即标普500成分股中2%的股票贡献了指数至少40%以上的涨幅。且每年的10大股票名单是高度重复的，亚马逊、微软、苹果等公司反复上榜，马太效应明显。 所以说新兴行业崛起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做资源配置，我觉得还是配新兴产业，因为我们不排除未来全球经济会发生衰退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但就新兴产业的成长性而言，它可以覆盖这种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估值下滑。 美国股市在3月份出现技术性熊市，在3月份以后大幅反弹，又是技术性牛市，你会发现涨得多的都是新兴产业，那些受影响大的，像航空、酒店、餐饮、服务业根本没怎么涨，这个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是印钞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上涨，实际涨跌幅上看，还是理性的，上涨的大部分都是新兴产业，如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了，传统服务受疫情影响较大，跌幅也较大，股票市场还是体现出产业的分化。 第四，企业分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优胜劣汰。在增量经济时代，船小好掉头，所以小公司给予比较高的估值，今后来讲的话，小公司机会越来越少，因为行业的集中度在提升，头部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高，比如说像家电行业，现在三大巨头，工程机械行业现在也是三大巨头，房地产行业四大龙头企业的份额在疫情后提高了10%，这也是非常惊人的现象。 故资产配置应该向头部企业集中，抓大放小。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行业的集中度还是偏低，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是远远不够的，今后还会进一步提高集中度。这对我们权益类资产配置还是有帮助的。
最后，我简单来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全球经济还是在往下走，而且不排除发生信用危机的可能性。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欧美也好，都要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一个避险类资产，贵金属黄金作为准货币资产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明年的黄金价格有可能创历史新高，无论从投资角度也好，从避险也好，黄金具有投资和避险的双重的特性，它作为一个投资品用来应对货币的超级泛滥。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规模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只增长2.7倍，黄金只增长了1.1倍。同时，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则用来应对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巨幅波动。 目前正处在全球货币泛滥的时间窗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突破7万亿美元。黄金价格的波动往往是间歇性的，从2011年至今，走了一个U型，2018年在1200美元/盎司的平台上突破，2019年在1500的平台上突破，2020年有望在1900的平台上突破，创出历史新高。 第二，宽信用政策虽然合乎逻辑，但实际操作的难度较大，在经济增速下行是大趋势，松货币还是会继续，故利率还是会往下走，需要降息，债市慢牛行情就没有结束，还是可以继续配置。
第三，房地产随着人口分化，也会发生一二线城市房价走强，三四五线城市房价走弱的现象。追踪四大流的变化：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如果这四大流均强的城市，其房价一定非常坚挺。四大流变化带来的是房地产投资的结构性机会。 今后几年，中国房价估计不会出现系统性、大规模的下跌，一是高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因城施策，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二是在货币政策上，还会继续用宽信用和维持M2高增长作为支持，降息空间仍在。 第四是权益类资产，如何配置呢？我前面讲到的四大分化趋势，应该根据这四大分化趋势来配置资产，从产业趋势看，寻求高成长行业的投资机会，从企业分化角度看，要寻找头部企业，从政策导向看，可以配置政策扶持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