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日本NHK电视台来到中国深圳，拍摄了一部引发热议的纪录片。
这部片子让“三和青年”这个词，第一次进入了公众视线。
三和青年，指的是在深圳三和地区打工的一群人，他们不接长工，只做日结，领了工资就花掉，花完再接着打一天工，如此往复。其中境况最窘迫的，会被称呼为“三和大神”。
“混过今天，不想明天”是他们的宗旨。
这些人看起来手脚健全，完全能够自立，却沦落到居无定所，甚至食不果腹的地步——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今天书单君分享的这本《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
作者林凯玄曾深入三和“卧底”180余天，他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三和大神”的细微日常，以及背后“90后”和“00后”农民工的真实困境与精神状况。
读完这本书，书单君终于知道：新一代民工们纷纷奔赴的“黑色桃花源”，背后是怎样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揭开的残酷真相，可能关乎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未来。
“做一休三”的生活
在亚洲进入“双休制度”20多年后，日本一位85后青年提出了一个逆向概念——做二休五。
这个概念听起来可太爽了，工作两天平躺五天，简直是上班族们的梦想。但三和青年却比这走得更远，他们甚至提出了“干一天玩三天”的说法。
《岂不怀归》里，算了一笔账：
2019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是2200元，按照三和青年的日薪150元计算，其实他们工作15天就可以超过这个标准。
但三和市场的就业是买方市场，三和青年抢不到活儿干，只能“做一休三”。而一旦接受“做一休三”，他们的收入就只能徘徊在生存线上。
在众多已被生活打磨得略显沧桑的三和青年中，身材矮小，面容稚嫩的“三和小鬼”显得格外扎眼。他只有22岁，不愿透露姓名，只说来自重庆。
“三和小鬼”自尊心极强，他的日常，就是坚决和最廉价的东西划清界限。
在三和，“挂逼”是最高频的一个词汇：
“挂逼面”是5块一碗，仅能果腹的面条；“挂逼床位”指旅社最低廉的15元一晚的床位；“挂逼手机”指几十元乃至几元一部的拼装手机……而远离“挂逼”，是小鬼的原则。
对于“挂逼水”，他不仅不喝，别人塞给他，他还扔进垃圾桶。一位跟小鬼关系较好的青年说，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小鬼也坚持要吃稍微好一些的。这是他赖以和“三和大神”区分的标志。
“三和大神”的名头听着厉害，其实意味着已经不怕“挂逼”，活得毫无脸面了。小鬼连洗澡洗衣服都是偷溜进旅社蹭水，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承认自己进入了“大神”的阶段。
“三和小鬼”20出头时来到这里，在网吧“挂逼”通宵时身上财物被偷窃一空，包括身份证。
在陷入极端落魄之前，小鬼的人生已经相当坎坷。
作为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他还有个弟弟，因此小小年纪就要兼顾学业和农活，最终因为无力应付，没读到高中就辍学进城务工。
谈到校园时光，他却没有一丝眷恋。“没有成就感”是他对学校生活的总结。刚到城市时，他跟随父母和舅舅打工，在大人身上，他学会了简单的建筑装修技术，同时，也学会了抽烟喝酒。
在三和，能满足青年们的工作大致有三种：快递、工地、保安。
其中，“三和小鬼”所掌握的，正是其中最吃香的，有一定技术要求又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工种——工地。
可惜，由于他的手艺是跟着舅舅半吊子学来的，实际操作中，常常量错门窗的具体数据，造成严重的损失，长此以往，“高薪”的工作机会不再青睐他，他只能降低档次，去做快递。
做快递的小鬼也是“劣迹斑斑”，他坦承，有些时候，他会偷快递里面的东西吃。
“只是些水果，当时就吃掉了。”他轻描淡写地表述这些行为，神色的扭捏里，是对自己饥饿到窘迫的事实的回避。
靠着这些“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方式，“三和小鬼”装作“体面”地做一休三，没工作时就在座位已经“包浆”的网吧玩通宵……365天重复如同一天，睡大街、饿肚皮，丧失耻感地存活着。
日本青年在那本《做二休五》的“社畜自救宝典”里提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还有比这更不自由的吗？
在三和，无论是小鬼还是大神，统统穷得叮当响，他们确实过上了做一休三的日子，但这样的“休闲”，真的自由吗？
“你知道吗，我的名下有1500万。”
日本纪录片的标题，虽然叫“三和人才市场”，但任谁都看得出，这里没有“人才”。
或许纪录片的别名更适合三和群体：三和青春残酷物语/深圳零工族实录。
纪录片中，曾有一位“三和大神”的话引起争议：“你知道吗，我的名下有1500万人民币。”
一句看似“露富”的话，背后牵扯出一条经济诈骗式的产业链：做法人。
所谓“做法人”，即是要拿身家清白的三和青年的身份证，去注册企业信息。
出于相对高额的金钱诱惑（一天300），很多不明就里的青年，轻易就交出了身份证，之后名下就“多出了好几家，看得见吃不着的公司和大量资产”。
可最终的陷阱往往是：既拿不到钱又拿不回身份证。
这些企业“成立”的目的就是经济欺诈，三和青年成为诈骗集团利益链上的工具人，当这些公司“跑路”之后，所有的责任和风险，都由提供身份证的三和青年承担。
《岂不怀归》里写到一位“吹牛哥”，就是“做法人”这条灰色产业链上的受害者。
“吹牛哥”个子很高，却有些驼背，人群里看到他时，总觉得一双眼睛在迷茫和寻找什么之间游离。
他的确在“找东西”，他找的东西叫“希望”。
关于“希望”，“吹牛哥”曾得意地算过一笔账：“一个月做法人赚3000，不用干活。一年12个月在不同城市做法人，一年轻轻松松赚他个三万多。”
美梦还没编织太久，当初主动找到他做业务的人，已经“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而“吹牛哥”的口头禅已经变成了：“等那个中介再露面，肯定打他一顿。”
潦倒的“吹牛哥”，也曾经是手握十几万的拆迁户，但因为赌博恶习，十几万完全不够挥霍。家里没了补偿款，对他横眉冷对，他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所以“流浪”到了三和。
最终，被骗光一切的“吹牛哥”，依旧对天上掉馅饼怀有幻想。他常觉得自己还有运气“一次性中几百万彩票”，或者某天，真做成了“法人”，可以偷偷把公司的款项转到自己账上。
实际上，三和地区所谓的劳资纠纷，可能只是社会歧视和欺凌的另一种表现，“法人圈套”就是这种霸凌的具体体现。
三和青年这一类流动人口，就这样在黑中介的盘剥欺骗中，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
岂不怀归？
可是，回得去吗
在谈到《岂不怀归》书名的由来时，作者说，这句来自诗经的话，其实叩问了两代民工的心灵：
老一代民工追寻“叶落归根”，新一代民工不愿归去。
再深挖一层：不愿归去家乡的三和青年，想“归去”哪里？他们又能够“归去”哪里？
从乡村来到深圳的三和青年们，并不是“无家可归”，可有青年说，接到父亲打来电话，叮嘱他注意安全好好工作，他的处理却是直接关机。
这样粗暴冷漠的“对抗”，让普通人感到有些错愕：这些青年到底是不想回家，还是无颜面对家人？
书中有个“广西酒鬼”，已经三十七八岁了，和其他90后00后三和青年相比，可以说已经是“三和中年”。
成天醉醺醺，嘴里不知所云的他，其实已经结过婚，还有一儿一女，自己本身是家里的长子，他一手拉扯大的弟弟妹妹，如今就在深圳，甚至有体面的工作。
按说这样的人生应该是“苦尽甘来”，但故事的另一面是：
他曾经因抢劫差点坐牢，家里为了保他出来，花费了一大笔钱。伴随名誉和钱财的失去，妻子不告而别，他只能独自带娃。但生活一天天坏下去，为了养孩子，只能离开老家，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
没想到，进城务工的道路在刚来三和时就梦碎了，因为他被一个老乡骗去钱财和身份证……
没有一片雪花能造成雪崩，但所有的雪花累积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雪球，当雪球们无情地从高空击来，“广西酒鬼”扛不住了，他躲进虚幻里麻痹自己。
最终，他开始酗酒，并且觉得人生无望。出于面子，他不跟家里说实情，也不向邻近的弟弟妹妹伸手，就这样得过且过地漂着。
还有因为皮肤病，被食品加工厂开除的“福建佬”，他原来也做过电工，但因为安全系数低、劳累程度高，最终选择离开，流落到了三和……
这样的例子，书里还有很多，每一个流落街头的“大神”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他们本想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却成了混吃等死的躯壳。
当梦被现实击碎，当希望沦为绝望，“丧”是他们对世界的无声反抗。
《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的作者芭芭拉曾在给《女佣的故事》写序时说道：“（女佣的世界）被短缺所统治。”
和“寄生”于雇主家的佣工一样，三和青年们的生活。也接近一无所有，他们都近乎生存于某种悬崖边上，在“日结”与“挂逼”中，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谈到这群人，很多人的态度容易两极化——单纯的批判或者同情。
但现实比这个复杂的多，他们当初从农村来到城市，希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但工厂的压榨和中介的欺骗，让他们“破罐破摔”，在三和这片“黑色桃花源”里，醉生梦死，逃离现实生活……
三和青年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或许他们当初逃走的校园，反而是现在最该回去的地方。没有什么救济比“教育救济”更有用，技术院校的知识，或者说就地培训，才是对这些青年最有帮助的东西。
毕竟，只有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三和青年想追求的“自由”，才能真正被他们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