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时代》里有这么一个镜头：郑少秋饰演的丁蟹望着一泻千里的股市大盘，神色惊恐，又强装镇定，说出那句经典台词：“不用怕，是技术调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开始试运行股票市场。随着国内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静安开张，像丁蟹这样的癫狂在上海滩蔓延开来。
那时还没有装修高大上的证券交易所，也没有每秒自动刷新的股市大屏幕。券商搭了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柜台，看上去和菜市场卖肉的没有什么差别。股民们高举着交易委托单，挤破了头地往柜台里冲。
在利益驱使的狂热之下，有的人成就亿万身家，更多的人则竹篮打水一场空。
鲁迅先生有句话说得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那么，敢第一个用真金白银冲进股票市场的人，也自然是勇士，而且肯定有点东西。
有“中国第一股民”之称的杨怀定曾做过一个惊人之举。他来到上海静安证券门市部，简简单单撂下一句话：“现在还有多少种股票，多少数量待售的？我全要了！”
一句话震惊上海滩。
他的这份霸气并不是出自无知者无畏，而是出于敏锐的投资嗅觉。早在国内股票问世之前，杨怀定就靠投资国债成为百万富翁，人称“杨百万”。他来炒股，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在第一批股民里，还另有高人，用哲学指导炒股——他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博士李志林，师从当代著名哲学大师冯契。
平常人想象中的哲学博士，该是饮露餐风，不沾一丝红尘气，与纵横股海的投资大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物种。但李志林却将象牙塔尖上的知识，拿了下来，应用到充满铜臭味儿的地方。
这样风格迥异的跨界，动机非常简单，就一个字，穷。一次，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界的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知名学者济济一堂。中午休会时，主持人宣布，会议期间午餐一律自理。其它国家的学者从容地离开了会场，但来自中国大陆的他们却在会场门口排起了队，等主办方来发午餐费，因为他们没有钱。
当李志林与那些满头银丝、著作等身的国内哲学界泰斗一起排队，领取那份少得可怜的午餐费时，内心悲怆不已。他们明明满腹经纶，却只能等人救济。这个落差直接摧毁了他自以为是的清高。
于是，李志林一手拿着哲学辩证法这个法宝，一手拿着家里的存款走进了股市。并且，很快便成了上海股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不过，大家尊称他一声“大户”，不仅仅因为他赚得多，更是因为他用哲学思维和老练的文笔写出的一篇篇股评。
那时的股市，没有分析师，也没有投资经理，只有一个又一个爷叔站在交易所的门口聊天，互相交流经验，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街头股市沙龙。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广东路上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通宵达旦都有人在聊股票，到了连车都开不动的地步。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股民们甚至还会把自己买股票的经验写下来贴在这里，好多人慕名而来，带上笔记本认真抄录，带回家好好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哲学博士写的股评自然脱颖而出，成为大佬中的大佬。
他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史哲知识去判断股市的走向，懂得从新闻中摘取重要信息，这是当时很多泥腿子股评家远远比不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成为大户之后，他也没有失掉本心，依然在为广大散户说话，还将自己独创的“战胜骗线”和“超限战”的看盘选股技巧倾囊相授，让广大韭菜不那么绿了。
现在的李志林，再也不需要在会场门口窘迫地等待别人的搭救，他自己就是会场里最大的大佬。他从哲学系跳到了经管系，做起了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除了本职的研究工作，他每周都会受邀在全国20多个省市的30多家报刊上发表专栏股评。在中金在线这个网站上，他的股评总阅读量达到了2亿。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炒过股，那么你一定读到过他的文章。
数十年来，中国股市历经了人人发财的2005，也有过几千万散户资金在刹那间灰飞烟灭的2015。很多人来了，亏了，走了，但李志林还在那里，屹立于股市而不倒，哲学之玄妙高深，诚不欺我也。
不是所有的股民都像杨怀定、李志林一样有足够的投资知识。有的人凭着一腔孤勇，秉着再也不要受穷的信念，冲入股市，生死由天。
李森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生在典型的工人家庭，下面还有6个弟妹。12岁时，父亲因为偷税漏税被判刑3年，一家人仅靠母亲的40元收入，勉强生存。为了维持生计，每天放学后，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到菜场里去拣菜皮……
如何摆脱贫穷、走出困境成了李森发日思夜想的问题。八十年代，机会终于来了，国内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就在他家的对门开业了。柜台门前天天人山人海，谈论着股票的行情，空气里都似乎充斥了金钱的味道。
就在家门口卖西瓜的李森发忍不住了，悄悄问一个吃着西瓜的股民：“侬一天能赚多少钞票?”那人回答：“几千块吧。”这个轻描淡写的语气让李森发目瞪口呆。这么多钱，他得卖多少西瓜才能挣回来？
赚大钱的念头使人疯狂。他马上回到家，将压床底的5万块全部拿了出来，买了当时最红火的“小飞乐”股票。
都说“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这句话用在李森发的身上恰如其分。那个年代，整个股市只有八只股票，都是经过国家精挑细选才能上市，想买到一只赔钱的垃圾股都很难。而且，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神州大地，这个历史性的巨大利好让股票的价格只有向上，没有朝下。
转眼几个月过去，“小飞乐”股票的价位整整翻了好几倍。李森发一下子赚了7万多，他立马拆掉了他的西瓜摊，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股票。这可能并非冲动使然，毕竟，当年一套北京四合院也才5000多块。
像李森发这样看着别人赚钱眼红，就匆匆跑步进场的投资小白还有很多。他们也许根本弄不清楚股票运作的原理，但当看到交易所门口排起长队，也忍不住加入进去。
老股民老王还记得，当年他听说股票能赚钱，赶忙跑到静安区排队。交钱的时候，他被后面汹涌的人群紧紧挤在柜台上，胸口后来疼了一个星期。
随着股市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炒股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儿，而不是挤来挤去的体力活儿。投资小白越来越难从中获利，初中毕业的李森发对此深有感触：
“过去的股市，齐涨共跌，好做得很，而如今的股市，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懂。那些庄家的手法越来越诡秘，简直让人无所适从。如何从报纸上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透过企业财务报表上的蛛丝马迹判别一个企业的业绩优劣，真是让人伤透脑筋。”
既然看不懂，玩不转，不如直接退出江湖，落袋为安。毕竟股票这种危险的游戏，小白能玩一时，但很难玩一世。
但能从股市全身而退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股民们都知道一句话：“赢的人想赢得更多，死的人想翻本，所以全部逃不脱。”
老股民杨卫国的故事最令人唏嘘。他和杨怀定一样，也有着投资的天分，早年卖国库券和外币，后来倒腾邮票钱币。于是，顺理成章地，上海股市一开门，他就第一个进场了。
前面几年，他如鱼得水。1994年是他的巅峰，他的总身价达到了3000万。那时候，静安区的房子也才只要十来万，他可以买上几百套丢着玩。但杨卫国不满足。这3000万来得太容易了，就像小孩子吹泡泡，不费吹灰之力，而且想要越吹越大。他想要成为亿万富翁。
不久，期货市场也开张了。杨卫国听说做期货赚钱更容易。于是，他调转枪头，进入了期货市场，买下了319国债。不幸的是，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决定做空这只期货，而杨卫国以148元的价格买多。双方用真金白银斗法，“中经开”往下压价，杨卫国再买；“中经开”一路打压，杨卫国死不悔改，一路买多。
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价格下跌8元，滑到了140元，杨卫国的3000万输得一干二净，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而这场声势浩大的“319”事件直接让中国证监会宣布暂停国债期货网交易。
平时，杨卫国并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即使在有了3000万身价后，他也是每天骑辆破自行车来交易所报到。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也总是一碗咸菜面就打发了。有股民嘲笑他：“赚这么多钱，怎么还吃这个？”
他的回答很有觉悟：“吃好的有什么意思，拉出来还不都是屎？”也许，对他来说，奢靡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乐趣，但在浮浮沉沉的股海上乘风破浪，反而更刺激，更上头。
对他这样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来说，一个月输掉3000万，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他疯了。现在的他身无分文，妻离子散，精神失常。常常有人能在静安区的公园里看到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自言自语，像是《天龙八部》结局时的慕容复。
从身价3000万的上海滩大鳄，到疯疯癫癫的公园流浪汉，见证了这一切的上海又多了一个让人无尽唏嘘的都市传说。
红红绿绿的股市，能让人圆梦，也能送人上路。有老股民回忆当年交易所大户室里的场景：每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发现谁谁谁不见了。一去打听才知道，有爆仓跳楼的，也有消失躲债的。很多人前一天是一夜暴富的赢家，后一天便是血本无归的输家。
用这位老股民的话来说：“这里就是赤裸裸的绞肉机。”
尽管如此，像杨怀定、李志林、李森发这样一夜暴富的故事还是传遍了上海滩。上海顿时变成了“魔都”，为股票疯魔的“魔”。
在各大交易所门口，天天都是人山人海。穿着红马甲的是交易员，不穿的就是股民。人人都觉得，只要自己能挤到红马甲身旁，递给他委托单，就能发财。
他们挤来挤去，心情随股票价格跌宕起伏，命运交给上天随机定夺。
可最终发了大财的并不是付出了一切的股民，而是每天中午蹲在那里卖盒饭的摊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