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次的创伤曾由他抚慰……”这是傅雷1946年出版《贝多芬传》时写在序里的一段话，这部翻译自罗曼·罗兰作品的书当年由上海的骆驼书局发行，之后多次重版，引起轰动。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去世于1827年。他在世时没有记录曾来过上海。那么，贝多芬的音乐是何时“登陆”上海的呢？
【1】
贝多芬的老明信片。
创办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1861年12月28日的《北华捷报》上有一篇题为“罗比奥先生的第二场音乐会”的报道，这可能是贝多芬的音乐“登陆”上海演出的“001号记录”。
记者写道：“在1861年12月26日，来上海巡演的意大利小提琴手阿高斯逖瑙·罗比奥（Agostino Robbio）和上海当地爱乐者一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晚的音乐会听众很多，音乐会以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三重奏》开始，罗比奥演奏小提琴，寓居上海的两位业余乐手分别演奏大提琴和中提琴。”
到了1870年代，外侨中一些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乐手来沪，促使各类业余音乐协会相继建立，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有了更多机会在上海演出。据《北华捷报》1872年3月7日报道：“1872年3月2日，爱乐协会在共济会堂举行了1872年演出季的第二场音乐会。当晚演出了贝多芬的一部交响曲作品。”这里提到的共济会堂位于外滩现大约半岛酒店的位置。
1875年10月25日晚上，到上海巡演的小提琴家珍妮·克劳斯（Jenny Claus）在兰心剧院举办音乐会。克劳斯以及同来的钢琴家罗克尔（Rekel），还有两位寓居上海的业余乐人共同演奏了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
有意思的是，克劳斯此次上海之行连演多日，她的经纪人试图吸引华人听众的注意，为此在《申报》上也做了报道、打出了广告。1875年11月5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演奏会“预告”：“今晚有英国新来女士惹尼嘉士（Jenny Claus），擅拉胡琴，在西商戏院试奏数出，本馆内到有告白提及此事。闻嘉士女士在英国久已著名，实非凡手。兹来沪更奏妙音，华人之好乐者当此良宵，赴院品校，亦未始非一时消遣之计也。”还有观演广告：“今日弹唱戏文：启者拟于今晚即礼拜五在圆明园路西人戏院内弹唱戏文，有英国最著名之拉胡琴女士惹尼嘉士手弹数出，并有寄居上海善于弹唱之西人亦相助为理，于八点半钟开门，九点钟开唱。计每位听戏者在楼下者二元，第一层楼上者一元。上海经理人里革谨告”。
这报上提到的“圆明园路西人戏院”即第二代兰心戏院，是现在茂名南路上的兰心的“父辈”。1866年上海西人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在上圆明园路（今虎丘路）与诺门路（今香港路）转角处建造了一所木结构剧场，命名为Lyceum Theatre（第一代兰心戏院）。该戏院1871年失火而毁，1874年在原址重建。克劳斯女士演出之时，正是兰心“浴火重生”全新亮相不久。
话再说回来，在《申报》刊登的这个广告里，为让国人能听得懂，将“拉小提琴”称作“拉胡琴”，将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称作“戏文”，因为这是1875年时人们能够接受的说法。
【2】
丰子恺画贝多芬。
以汉语专门介绍贝多芬要到1906年，第一位以汉语推介贝多芬的中国人是李叔同。1907年鲁迅在留学日本之际写了一篇名为《科学史教篇》的文章，宣传“科学救国”，其中将贝多芬（当时鲁迅译之为“培得诃芬”）与莎士比亚、拉菲尔等文学家、画家并列。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西方音乐介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曾编写了两本书在上海出版，一本是《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另一本《近世十大音乐家》，其中将贝多芬的名字翻译作“裴德芬”，这两本书尤其在业余音乐爱好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在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西洋名曲解说》（王光祈著）中，贝多芬则被译为“白堤火粉”。另外，笔者有幸在上海古籍书店三楼买到一本1946年11月出版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悲多汶”也就是贝多芬。此书作者R.H.夏弗莱，翻译彭雅萝（Miss Peng Ya-lo），由上海悲多汶学会出版。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贝多芬的一段话：“我深切地了解到，我的音乐必须全部向着自由的前途迈进，因为不自由的痛苦，已经有千百万的人群受够了。”
世间流传贝多芬传记多矣，至为著名的当属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而在中文译本中，傅雷的翻译又是经典。傅雷曾写信致罗曼·罗兰：“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与性灵生活中之大事。”“Beethoven”的中文译名自李叔同以来五花八门，直到傅雷的译本《贝多芬传》出版后，才基本定型为“贝多芬”。1978年，傅雷1946版《贝多芬传》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版，此后又多次印刷，印数近19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
傅雷在《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中开篇就讲，贝多芬的精神是“力”，这里所说的“力”是贝多芬的精神力量。贝多芬的音乐最初进入上海时，主要是西侨在演奏欣赏。到了20世纪初，当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接触到贝多芬的音乐，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亟待崛起之时，而贝多芬恰好有这样的“力”。看看王光祈在《西洋名曲解说》一书中介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话语：“……不禁拔剑起舞，扫去一切苦闷，发出无限欢声，并用德国诗人喜纳（即席勒）所作欢歌，以结全篇。其时，台上歌队乐队中音齐作，一种庄严伟大气象，举世无匹。”文字间完全能体会到他被贝多芬的“力”深切感染的状态。1927年5月29日，为纪念贝多芬逝世 100周年，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 ( Mario Paci) 指挥下，在南京路的上海市政厅（已拆，原址位于现新雅粤菜馆位置）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3】
上海贝多芬音乐会节目单内页。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乃至在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1981年4月1日、2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与中央乐团钢琴家殷承宗在上海音乐厅“珠联璧合”，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其中就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有演出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一般场场爆满。
上海有一场著名的音乐盛事发生在1985年。那一年是贝多芬诞生215周年，上海交响乐团接连举行五台纪念演出，演绎贝多芬的不同作品，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三位指挥家分别指挥。有爱乐的“过来人”说，当年听音乐会，我们都是摸石子过河，不知道会听到怎样的音乐会，反正有票就买了，进去后才知道会演什么。然而这一次不同，音乐会有鲜明的主题：纪念贝多芬。据一些亲历者著文回忆，当时在位于延安东路龙门路拐角的上海音乐厅售票处，人们排着长队，争相购买纪念贝多芬诞生215周年系列音乐会的套票。
1985年的这一系列纪念演出，从9月29日延续到12月29日，如今看来像是一场传奇。笔者购得一份当年的节目单，一共24页，封面是柴本善创作的火红的贝多芬侧面像，仿佛置身火山岩浆之间。节目单中除了常规的演出目录、演出人员介绍，还有贝多芬年表以及杨民望撰写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详细介绍。关于贝多芬的交响曲介绍，紧扣一个关键词：英雄。节目单的扉页上则摘录了贝多芬的一些话语，比如：音乐应使人们的精神爆出火花；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以鞭策那些胆怯的人。当然还有那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播最广的——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许它毁灭我！
而与这场音乐盛会“一脉相承”的文化事件是赵鑫珊的《贝多芬之魂》一书的出版。作者从整个文化语境来审视贝多芬和他的音乐作品。该书的出版与当时人们推进改革开放、重建心灵家园的文化需求正相适应，因此一时之间广受热捧，好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