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时，外滩还仅仅是黄浦江边一片杂草、芦苇丛生的荒滩，沿江是一条由纤夫们用脚挥汗踏就的小道。一百多年以来，历经外国租界的入侵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外滩曾作为“远东第一金融街”而引起世人瞩目。那一系列壮观难忘的建筑，也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故事，足以令人回味。
之前我们写过了外滩1号（点击《亚细亚，外滩第一楼》查阅），外滩2号（点击《外滩2号：上海总会的前世今生》查阅），外滩3号/原4号（点击 《一幢有三个门牌号的大楼》查阅）的故事，今天的主角，是位于中山东一路6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中国第一家民间银行，总行设上海。
外滩6号的变迁
外滩6号原来是一家拍卖行，3层殖民地式建筑。19世纪中期后，美国的旗昌洋行由广州移至上海，通过交易，此处地块成了它的物产。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又从旗昌洋行手中买下此楼，并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又称“万国商团大楼”、“元芳大楼”。自此，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银行成立了，创办人是盛宣怀。
外滩6号原是旗昌洋行于1890年之前建造楼房，
1897年以后中国通商银行买下。
我们先来看建筑本身。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原是一幢3层砖木结构的房子，有内外阳台，东印度式建筑风格。随着业务发展，中国通商银行决定拆旧建新。新楼翻建于1906年，由英资玛礼逊洋行的格兰顿（F.M.Gratton）设计，砖木结构，假4层楼，占地面积1698平方米，建筑面积4541平方米，大楼外观为仿哥特式市政厅式样，顶部有一排尖顶。
1920年代
从外立面装饰上来看，具有欧洲宗教建筑色彩，青红砖镶砌，众多细长柱子钩勒墙面。1923年经过改造，原来立面上的清水砖墙改为水泥砂浆粉刷，除框架外，原先的外貌已不复存在。1、2层为落地长窗，券状窗框，两肩对称。上层为坡式屋顶，并有一排尖角形窗。楼顶南面为平台，可容百人，是观光黄浦江潮水的胜处。3层朝西一隅也有平台，后被使用单位改建成会议室。大门入口竖有罗马廊柱。
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距第一家外国银行在沪开业已50余年。此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只有钱庄、汇号、银号等。
1897年5月27日是中国金融史上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第一家国人创办的银行开业了。这天上午人们看到一面写有“中国通商银行”几个大字的长旗，在外滩6号大楼的屋顶竖起，许多要人前来祝贺，广东路上停满轿子，场面十分热闹。
创办人盛宣怀
它的创办者是洋务派官僚盛宣怀，资本定额500万两，先收一半，最大的股东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出资100万两，其余多为官僚及买办，总董共9人，由盛宣怀指派。该行在香港、广州、天津、镇江、北京、汉口、九江、汕头等地设立了分行，用人办事以汇丰银行为准，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规章制度也仿照汇丰银行，帐册、单据等均用英文记载，并加入外商银行的同业公会。
该行在创办之初就获得了钞票发行权，发行银两和银圆两种钞票，为中国最早的银行券，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在中文的一面印有“中国通商银行钞票永远通用”和“只认票不认人”。该行的放款户最初主要为外商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也有少数近代工业。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起火，消防队在救火
几经坎坷之路
上海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天津、广州、北京、汉口、重庆、香港设有分行。早期业务较为顺利，后因各地分行相继发生分董等舞弊事项，呆帐增多，1900年北京、天津两行又在八国联军入侵时遭到焚烧抢劫，1903年日本人又伪造该行钞票引起挤兑风潮，损失惨重，各地分行陆续裁撤，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分行和烟台支行。
从1905年起得到部分铁路外债存款，业务有了起色。但1916年盛宣怀死后，行务由董事傅筱庵控制，他积极投靠北洋政府，大量购买公债，并用资金支援孙传芳的军队。后在孙传芳的支持下，傅筱庵于1926年取代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6届会长。1927年3月北伐军抵达上海后，傅被通缉，逃往大连，该行遂由王新贯主持行务。
民国时期与90年代对比
1931年，国民党政府撤销通缉，傅筱庵返回上海，仍任董事长。他通过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1932年，中国通商银行资本为350万元，并改组增添杜月笙、张啸林等为董事。1934年存款增到3100万元，比1929年增加了4倍多，放款较1929年增加了2倍多。
但因放款中相当部分是债券作抵，有些根本没有抵押品，导致呆帐增多。但为了装点门面，欺骗社会，1934年起，银行花210万元巨资，在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加剧了资金短缺。1935年上海发生白银风潮，该行出现挤兑危机，经常务董事杜月笙出面维持，才平息了风潮，同年6月由杜月笙改任董事长。
因币制改革，该行结束发行业务。同时因亏损太大，该行不得不将新厦以150万元的低价卖给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1937年，国民党政府迫使银行接受增拨官股347.5万元，遂成为官商合办银行。改组后，实权仍掌握在杜月笙手中，他大量购买公债，从事投机。
抗战爆发后，1938年4月，中国通商银行与四明、中汇两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继续从事投机经营。1941年在重庆设立分行，1943年升为总行，并陆续在后方设立分支机构，曾组织运销公司，一面从敌战区购入日用品运往内地，一面把内地的原料和农副产品运到敌战区，积累了不少的外汇。
1947年地图中，中国通商银行所在位置
抗战胜利后，中国通商银行从重庆迁回此楼，上海总行恢复整顿。后因内战爆发后，经济崩溃，该局购买的大量公债在通货膨胀中化为乌有，其他资产也被官僚抽逃殆尽。解放前夕，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将中国通商银行中的官僚资本收归国有，此大楼则交给长江轮船公司使用。
如今这幢已经走过一个世纪的欧式建筑的意义远不止停留在具历史性与艺术性。可以说，就是它在中国金融史上划上了开篇性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