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茵最开始想着，母亲哪怕瘫痪了，哪怕还有一点意识，能推着她出去看看风景，都好。现在她觉得，只要母亲能活着，只要还在，就行。
去年，母亲突发脑出血，几次抢救后，梁茵留住了母亲的生命，然而，她成了植物人。如今，梁茵的母亲在北京延生托养中心的病房里，已经躺了一年多。
在北京密云区的圣水头村，一座小院里，住着一群可能永远没法苏醒的人。他们是植物人。2014年，创始人相久大成立了北京延生托养中心，但直到第二年3月，第一位患者才入住。
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近50万植物人，且以每年7万至10万的速度增长。随着国内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植物人数量的增多。
植物人何处去？安置他们成了社会难题。但由于技术支撑和资源分配等问题，6年来，这里依然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接收植物人的托养机构。
托养中心目前一共住进过92位患者，其中43人从这里离开。这里至今没有奇迹发生。
住不了院回不了家
浓重的消毒水味扑鼻而来，一丁点声音在这里都被放大，患者的呼吸声，浑浊的痰声，机器的滴滴声交杂在一起，仿佛一座“沉睡的森林”。
病床挨个排成对面两排，分出四个病区，患者安静地以各种姿势躺在病床上，或侧躺，或蜷缩着身子，或勾着手，偶有人睁着眼，眼珠转动，实际也并没有意识。
病床挨个连成排。张凌云摄
鼻饲管、尿管和气切管，维持着这些患者的生命。这里的植物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有气切管，这样能保证他们的呼吸道畅通，顺利排痰。
他们来到这里，有的因为车祸，有的因为脑血管病，有的因为手术时麻醉意外，有的只是因为跑步中突然倒下，他们中，最大的接近90岁，最小的只有14岁。最后，都不得不躺在这里。
装在病床上方的摄像头，24小时记录着患者的状态，网线的另一端，家属打开手机，从屏幕上就能实时看到家人的模样。
梁茵没法接受只能从屏幕上看到母亲，一周里，她大概有三四天，都守在母亲的床边。2019年1月，梁茵的母亲突然脑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从那一天起，梁茵的心就一直揪着，她为各个指标都着急过，经历过肺部感染，曾经高压180多，低压40多，六个多月的时间，梁茵的母亲进过5次ICU，其余时间全在抢救室，出院前一天，做的都是一级护理。
“我们完全是把母亲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老太太年逾80，每一次遇到紧急情况，医生反复问梁茵，还要不要救？“她原来是个特别健康的人，突然脑出血，昏迷不醒，如果是我们子女病了，父母不会放弃我们，如今母亲病了，怎么能放弃？”
梁茵说，哪怕只有一分希望，也要尽最大可能抢救回来。好在母亲的情况，慢慢趋向平稳，但医生告诉梁茵，这之后，母亲将一直维持植物生存的状态，生活质量不会高，并且不太会有奇迹发生的可能。彼时的她，还不太懂“生活质量不会高”的实际含义。
在医学上，植物人被定义为“持续性植物状态”，他们除了保留一些本能性的神经反射和进行物质能量代谢能力外，认知能力已经完全丧失，无任何主动活动。这种状况，是不可逆的。
在医院住了6个多月，梁茵被医生告知，母亲已经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医院没法再让住下去，回到家，也没有专业的护理。
无处可去。植物人的家属们陷入尴尬境地：医院认为继续治疗意义不大，建议出院；去找养老院，没有专业的护理水平，不敢收；若是回家，耗费的不仅是财力，更是心力。许多家庭就这样被扯进一个望不见底的深渊。
如果回到家，光是食管、尿管和气切管，就需要每个月更换一次，在家没法操作，家属们只能每个月打一次120，把患者送去医院，让护士操作。请护工的费用一个月就得接近一万元，很多家属一年到头，最害怕的是护工请假回家过年。
相久大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他知道植物人从医院回到家将会面临什么，“植物人也有医疗需求，但家庭护理根本没法满足。”
回到家的患者，平均只能存活3至4个月，如果在医院，平均也只能维持一年多的生命。2014年，相久大辞去北京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工作，决心创业，做植物人托养。他的理念是，患者住进托养中心后，不再实施更多的医学治疗手段，而是以护理为主，尽量延长患者的生命，让他们自然离开。
住进托养中心的患者家属，基本都同意相久大的理念。梁茵在没来前，内心对于托养中心是拒绝的，她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在她的想象中，这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养老院。
直到她第一次来密云考察，发现这里有和ICU一样的设备，有专业的医生和正规学校毕业的护士，亲眼看见护士的操作，她觉得，这个地方基本符合她的要求，母亲能得到24小时的轮班照料。按月收费，每月需要支付7500元，梁茵觉得，这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费用。出院那天，救护车直接把母亲送到了托养中心。
国庆假期结束，陆续有患者入住。张凌云摄
在延生托养中心，像梁茵母亲这样的本地患者接近一半，也有外地过来的患者。曾经有家属为了把家人转运到托养中心，一连买了7张飞机票，还有家属花了1.7万元，救护车开了27个小时，把患者送到北京密云。
“有需求，就做呗”
托养中心离密云中心4公里，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小院。不远处的村子里，遍布滑雪租赁店和农家乐餐厅，再过几个月，这里将迎来一批批来滑雪的游客。
相久大对这块新场所特别满意，交通比起以前要方便许多，更重要的是，周围的村民，从未对他们有过排斥。尽管租金50万元一年，要比之前贵不少，相久大还是签了10年合约。2019年春节，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多，原来的场地没法再满足中心的运营，所有人搬来了这座小院。
手机的地图软件上，前不久才标记上这所托养中心的定位。这里之前是一所保安培训学校，墙上还依稀能看见迷彩图案。秋天的北京，碧空如洗，院子里挂满了红得发亮的山楂和柿子。
16亩的院子里，建了四排平房。病区在最里端，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一排病房都显得干净明亮。
托养中心坐落在北京密云一座中式小院里。张凌云摄
和托养中心刚起步相比，相久大说，条件好了很多。2014年，光选址就花了4个多月。相久大跑遍了北京城，开车跑了几万公里路。考虑到交通便利，他起先想把地址放在天坛医院旁，去跟周边想要出租房的人聊，别人一听，房屋是要拿来做植物人托养，觉得忌讳，“植物人都是‘半死人’”，当即摇了头。有一次定金都交了，房东最后还是没答应，硬是把钱全都退了回来。
从二环一直寻到五环，四处碰壁。最后，一位曾经受过相久大帮助的朋友伸出来援手，同意把闲置在密云水库边的房子租给他。
一幢三层的白色小楼，坐落在山沟里。一刮风下雨就容易停电好几小时，一个夏天常常停电五六次，拉电闸要去山上。小楼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好歹是有了个落脚的地。为了办托养中心，他卖掉了密云的一套房。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投入了500万元。
回过头看，钱反而不是最难解决的事。
第一步办理经营许可证就历尽波折。最初他想去办养老院执照，却被告知，养老体系里没有植物人相关的明文规范和技术支撑，托养中心的硬件设施也不符合养老院的规定。“养老院规定需要有健身房、阅览室、绿地等一系列设施，你说植物人哪里用得上？”他曾想过，和养老院或是民营医院合作，别人一听他的想法，纷纷拒绝，有人怕托养的过程中容易起纠纷，有人觉得没专业技术路不好走，更多的人觉得做这个根本不挣钱，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干。
无奈，他又去申请护理院，结果又被告知，托养中心没法以护理院的身份进入医疗系统报备，医保没法为植物人支付报销，没法享受医疗报销资格。
最后，他只能翻出来一条号召建立“残疾人托养扶助中心”的政策，找到密云区卫计委，终于申请到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许可证，在密云区民政局拿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主管单位是密云区残联。
证是办下来了，但直到2015年3月8日，机构才正式住进来第一位患者。第一位患者，是相久大的医生朋友介绍过来的，因为一场车祸成了植物人。之后的一年里，机构里始终只有这一位患者。相久大也理解，即使是关系好的医生朋友，也不敢轻易把人介绍到托养中心，刚运营起来，没什么经验，万一以后出了事，谁担责？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托养中心的存在，他在许多论坛注册了账号，在微博、天涯、知乎发帖，以“专注植物人-相久大”的账号广撒网，盼望着有需求的家庭能看到，绝大多数的帖子都石沉大海。偶尔也有回响。家属通过他的帖子或是报道找到他，相久大都要跟他们仔细聊过，一定要家属现场考察后，双方理念相合，才让患者入住。
第二年又来了一位患者，第三年有了6位患者，几乎成翻倍增长。如今，在托养中心的患者有36人。这五年里，一共有92位患者陆续住进托养中心，43位患者从这里离开。
这几年，常常有人问相久大，坚持做植物人托养，有没有后悔过？他总是笑着说，“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也没法后悔。这么多患者，难道让他们回家吗？”相久大说，哪怕托养中心只剩一位患者，也得坚持下去。
当初要做植物人托养的初衷，也很简单，“只要有需求，就去做呗。”相久大说。
最频繁的工作是吸痰
10月国庆假期刚结束，一周内，托养中心接连住进来6位患者。很快，新开辟的病区就快住满。这是在家属要求下开辟的新病区，收费相对较高，只有7张床，6名护士负责这个病区，每个病床间竖起了一块玻璃，作为隔断。做透明的隔断，相久大有自己的考虑，护士坐在病区一角，需要一眼望到所有患者的情况，以防突发状况。
托养中心如今的完整护理体系，也是相久大和护士们这几年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第一位患者入住后，遇到的问题并不少。刚来几个月，就突然出现肠胃问题，吃什么吐什么，连续发高烧。
相久大发现，只是一位患者而已，仅仅依靠自己多年的神经外科知识和经验，已经没法解决突发的状况。他跑去翻书，试了很多种办法，依然没有效果，不得不去咨询ICU的医生朋友，更改了每日进食的频次，每两小时给患者喂一次流食。两个月后，才彻底缓了过来。这个进食方法，现在用到了所有患者身上。
病房里的白板上，写着患者的医嘱。张凌云摄
这几年下来，相久大的微信里，加了各科医生的联系方式，他进了许多医生交流群。原本看似简单的植物人护理，必须全科知识的保驾护航。但如今，托养中心，依然只有相久大一位医生，另外招聘新的医生，已经列入了托养中心的计划里。
托养技术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在这里，这些看似稳定的植物人，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意外。翻个身，可能就断了气，心脏骤停也可能发生。托养中心里，曾有一位患者有轻微的意识，手脚容易来回折腾，护士不得不在他的病床周围，铺上一圈垫子，以防摔落跌倒。
琐碎且细致的事排满了整个工作日。一天里，护士最频繁的工作是为患者吸痰，如果稍稍耽误，可能会导致患者窒息，最多的时候，一位患者需要吸痰20多次。患者们长时间卧床不动，可能会出现压疮，所以，每两三小时翻身、拍背也是必需。遇到体重稍微重些的男性患者，得三个护士一起操作。但长年累月躺在病床上，绝大多数患者到了最后，只剩下皮包骨。
一天里，护士们需要给患者喂6次流食，大米、杂粮、胡萝卜等食材打成黄色的流食，通过鼻饲管一点点送进患者的胃里，以保证每天所需的营养，除此之外，每晚再喂一次奶，喂一次水。
每周二，他们要给所有患者剃头，刮胡子，毛发长得太长不方便清洗，周三周四，则是给患者洗澡擦洗的时间。
每个患者上方都贴着四块彩色的吸铁石，每当红色的挪到最上方，就意味着需要排便。有过年轻的小护士，刚来发现有时需要手动辅助患者排便，恶心到吃不下饭，只能选择离开。但对这里的护士们来说，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托养中心的家属群里，收到最多的消息，是家属们拜托护士要注意的细节，“麻烦帮忙XXX把被子往上盖盖”、“麻烦帮XX拍下背。”
相久大曾经请过护工，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阿姨。用过一段时间，他还是决定全由护士来，阿姨们每到夜里容易困，“这些患者随时可能出现问题，万一就在睡着的时候出事，不能第一时间发现，怎么办？”相久大几乎天天住在托养中心，只有每天傍晚回趟家陪家人吃餐饭，再回到小院。
最早一批的7名护士，在托养中心工作了一年多后，都纷纷辞职离开。“等不到患者，长时间待在山沟里，看不到希望，人都走了。”相久大说，他可以理解。但好在，情况渐渐好了起来。
如今，托养中心的医生仍然只有他一位，护士团队已经接近30人，其中还有7名男护士。护士们绝大多数都是90后，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不错的工作环境，还有五险一金，包吃包住，这是他们留下来的理由。
托养中心的仓库里，挂着许多面锦旗，这些，都是住在这里的患者离开后，家属送给相久大的。锦旗上没有“妙手回春”的字样，取而代之的，是“善举济世”、“标新立异”。
送人一程
前几天，托养中心一位住了4年多的老患者离开了。家属回到托养中心处理最后的事务，临走时，对着相久大说了声谢谢。
托养中心的宣传板上，写着“专业、自律、向善”。张凌云摄
从辞职到创业，相久大渐渐习惯了自己身份的改变，以前，他要竭尽全力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如今，他想努力做好的，是体面地送人一程。他被媒体报道后，不少网友赞叹他的举动，相久大却觉得，自己做的事，并没有那么高大上，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些植物人家庭，能够有地可去。
这几年，许多植物人家属都来咨询过相久大，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入住托养中心。他们中，有的家庭是因为治疗掏空了家底，实在支付不起费用，也有的家属还抱着一线希望，送家人去做高压氧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去世。
植物人的生存链条，为治疗、康复、托养。被送到托养中心前，患者的家属都心存他们能康复的念想，即使他们被医生明确告知，醒来的可能微乎其微。
在刚到托养中心时，他们都会反反复复问相久大和护士们，“你们说，到底还有没有苏醒的可能？”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渐渐不再被提起。
曾经，母亲的手指稍微能动一动，梁茵都特别高兴，她一度听到旁边的患者“哎哟”叫唤，都心生羡慕。一年多过去，当初很多比梁茵母亲病情轻的患者，如今都不在了。相久大知道，很多人没法理解，为何要一直维护植物人的状态。“不是当事人的家属，没法感同身受。”
梁茵心里也清楚，“对我妈来说，是好事吗？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她可能很受罪，别人看来，这样活着没有尊严，但对子女来说，她活着就是心理安慰。我们没法选择，因为我们真的不舍得。”
在相久大心里，托养并不意味着拖延，他更愿意称之为安养，让这些患者能够享受到生命权，得到尊重，同时也能让家属解脱出来，他们应该回归正常的生活。
每到周末，总是托养中心人最多的时候，家属们从各地赶来探望。护士们总结出一个规律，很多北京本地的家属，刚把家人送到托养中心时，每天都要在病床边守很久，甚至整夜整夜地陪护，渐渐地变成三四天看望一次，再到一个月一次，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远程视频实时查看家人的情况。
他们觉得，这是家属慢慢走出来的过程。
但相久大在托养中心里，也见过许多家属，依然放不下。有老太太几年如一日，坚持每两天过来一趟，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拍背、擦洗、放音乐、同他说话。有些患者的病床旁，录音机里一直放着家人念叨的话。即使他们再也没法给出回应。
最初，相久大会从专业的角度告知患者家属，他们基本上没有醒来的可能。如今他的心态也变了，每当家属签协议时，他总会特意询问，患者之前爱听的歌、爱看的剧。他说，有时间，会放给他们听。“只要是对他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行为，我都接受。”
梁茵的母亲在托养中心住了一年多，她和妹妹负责照料母亲，一人三天一人四天，保证每天都有人在。哥哥负责准备流食，每周炖上鸡汤、排骨汤或者鱼汤，再分成份冷冻起来，每天解冻，再加上六七种蔬菜、鸡肉、牛肉，有时候再搁点海参，二三十种食材打成流食喂给母亲。梁茵很欣慰，因为兄妹三人的细心照顾，母亲这一年多来，体重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她和妹妹给母亲擦身、按摩、烫脚，只要姐妹俩在，几乎不用护士来操作，“母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顾她，不让她孤零零在哪儿，不想留下遗憾。”
在她心里，相久大和护士们给了他们太多的包容，“虽然他们可以代替我们操作护理，但亲情是没法替代的。”
又是一天过去，梁茵在病房里护理了一整天，没吃一口午饭，傍晚得赶回市里。但她舍不得走，在病床边帮母亲掖了掖被子，“我要回去了，你好好的啊。我明天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