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篇文章《全中国最便宜的房子：2元过一夜，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女人》，引起了很大反响。
文章讲了一群生活在东北吉林市的底层女农民工，没文化，没社保，也没处可去，她们只能蜗居在2块钱住一晚的女子宿舍。
她们的生活挺残酷的，很多人都在问，是真的吗？还有很多人，想尽自己所能，帮帮她们。
需要强调的是，文中引用的纪录片和媒体报道，都是十年前的。这十年间，关于这间“2元女子宿舍”的报道，少之又少。
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2元宿舍不复存在。
到底存不存在？那些女人们都去了哪里？后来过得怎么样了？
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我们的编辑小西，决定亲自去吉林走一趟。
今天这篇文章，就是她刚从吉林回来写的。
找到“2元女子宿舍”
在一个狭窄的十字路口，我停下脚步，举目望去，周围都是旅店、劳务中介。
头顶是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的电线，压得低低的，看着特别压抑。
“男女宿舍”四个红字，就藏在那堆电线切割出的缝隙里，字不大，但格外惹眼。
对比了一下十年前纪录片里的细节，我告诉自己，就是这里了，连电线杆的位置都一样。
图源凤凰卫视《走进两元女子宿舍》
在坐了10个小时的夜车后，我从繁华的北京，来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劳动力广场，这里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此刻是早上7点，街上看不到几个人。
跟附近开店的大爷打听了一下，我确定了“男女宿舍”就是孙二娘的“2元女子宿舍”。
还是那座楼，虽然外面粉刷了一层黄白色的墙腻子，但里面一点也没变，还跟纪录片里拍的一样。
图源凤凰卫视《走进两元女子宿舍》
依然是黑洞洞的楼梯，布满油垢的木门，爬到二楼，我依稀听到门里传来诵经念佛的声音。
推开门，就看到了孙二娘。
之所以敢这么笃定，是因为，十年来孙二娘几乎没怎么变，还跟纪录片里的一样，微胖，卷发，标志性的大眼睛。
但头发好像白了一些，毕竟，她也60多岁了。
图源凤凰卫视《走进两元女子宿舍》
孙二娘正闭目躺在床上，念经声是从手机里发出来的。
听到声响，她睁开眼睛，大眼睛里流露出问询之意。
我问，“二娘，能住宿吗？”
她下床，示意我跟她走，“来吧，这边有空床。”
我这才亲眼看见了2元宿舍长啥样。
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堆满了架子床，旧木板搭成的上下铺，过道特别窄，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
没有桌椅，窗台上摆满了瓶瓶罐罐、水杯，应该是住客的私人物品。
光线很暗，一切都灰蒙蒙、潮乎乎的，有一股腐烂的芹菜味儿。
几盆绿植，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色彩。
很难想象十年前，20多个女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的情形。
2005年，一个叫戚小光的吉林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这里，将镜头对准这群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人，一拍就是5年。
她们大多来自吉林周边的农村。命运在她们身上出奇的残酷，有人因为丈夫家暴，有人因为子女不孝，最终都沦落在无家可归，靠打零工为生。
2元就可以住一晚的女子宿舍，成了她们唯一的家。
十年过去，房费从2元涨到了5元。
孙二娘也紧跟时代发展，房间里贴上了微信收款码。
不过，房费可以日结，依然作为特色保留了下来。收钱的时候，她还强调，“其他家都是5天起住，不住了也不给你退钱。”
交完房费，我问起了纪录片的事情。二娘就着话头，跟我聊起了那些女人后来的情况。
“当年七八十岁的，大多数都死了，病死、老死的都有。”
而我最关心的，还是之前文章里写到的方淑珍、张燕秒和她的女儿，她们现在都不住这了。
方淑珍在这住了15年，曾经她被丈夫家暴、逐出家门，又被两个儿子赶来赶去，沦落到这里，靠卖苦力为生。
她曾说，等到老了干不动了，“就喝点农药，痛快地死，不给儿子添麻烦。”
图源凤凰卫视《走进两元女子宿舍》
她是最让我揪心的。好在，二娘说，她在两三年前嫁人了，离开了这里，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
我问，“纪录片里她不是说再也不嫁人吗？”
图源凤凰卫视《走进两元女子宿舍
二娘说：“她不嫁人不行了，太老了。”
如果不想和其他人一样老死在这里，嫁人，就是她唯一的选择。
张燕秒和女儿小芳过得也不错。
前些年，小芳嫁给了附近化纤厂里的一个男人。
从13岁起，这个女孩就在竭尽所能地逃离这里。她曾以为打工是她的唯一出路。
图源戚小光
没想到将近30岁，她才以嫁人的方式改写命运。
没有人知道她嫁人后过得怎么样，因为年龄代沟，她和这里其他女人很少深交。
而母亲张燕秒，没有跟她一起走。一直到我来的前两天，她还住在这里。
她还在到处打工。几年前，她的亲姐妹凑钱给她交了10万元社保，按年龄，到明年，她就可以领到退休工资，老年生活有了保障。
不过，她得努力把这10万还上。所以这几天，她又找了一个饭店的活儿，包住宿，就搬走了。
从31岁起，她就住在这里，像候鸟一样在“工地”之间来回迁徙。
所幸20多年过去，这种日子终于可以看到出口。
她是三个女人里，唯一一个凭借自身力量离开这里的。
女人们去哪了？
十年过去，虽然“2元女子宿舍”还在，人却少了不少。
我进去的时候，宿舍里只有一个女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我以为是时间不对，女人们都出去打工了。正好这时孙二娘要去超市买菜，我就自告奋勇陪她一起。
宿舍到超市，步行也就两三分钟的距离，但一路上经过了不下十家中介。
二娘边走边跟我介绍，这两年中介越开越多， 找工作、租房子、找对象，一条龙服务。
宿舍里女人少了，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恰逢东北农村的秋收季节，一部分女人回去割麦子；另一方面，就跟这些中介有关。
“现在的人，宁愿让中介收取高昂的介绍费，只为尽快有活干，一天都不愿意干等。”
但对那些住在“2元宿舍”，没技能、没文化、举目无亲的女人来说，这是好事。
以前没有中介，招工信息都垄断在包工头、介绍人手里，工作机会也少，年老体衰的她们，不得不跟一堆男人竞争。
十年前，“2元宿舍”楼下人挤人的劳力市场，男性是主力，图源戚小光
现在中介多了，工作机会也多了起来。我看见一家中介门口写着：急招保姆，照顾老人：生活能自理的，2700/月；不能自理，3500/月，包吃住。
这比十年前，方淑珍去养老院当护工，照顾20个老人，一个月才拿1000块，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待遇变好了，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东三省十年间人口外流越来越严重。从2013年开始，年年净流出，7年时间外流了164万人。
年轻人都往外跑，家里的老人没人照顾，对居家保姆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用孙二娘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富裕了，不像以前穷，现在你只要肯干就能挣到钱，以前那是实在太穷了。”
这十年间，宿舍里的女人们，很多都凭借打工攒下来的积蓄，给儿子买了房子。
至于为什么当初儿子都不要她们，辛辛苦苦赚的钱，还是要给儿子买房，我没敢问。
对于这群被命运薄待的女人来说，家人对她们再不好，那也是她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
拿孙二娘来说，早年丈夫出轨，跟别人跑了，她一个人靠经营这间宿舍，把儿子拉扯大，给他娶了媳妇，买了房。
儿子又生孙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平时很少回来看她。但只要他们来，孙二娘都会给孙子塞个千儿八百的，“孩子上初中了，给他补课用。”
时间在孙二娘这里就像停驻了一样。十年过去，物价不知翻了多少倍，楼下的热汤面都涨到10块一碗，她的宿舍住一晚却只涨了3块。
我问她为什么不涨价，她说：“咱这地方净是穷人，咱们这就是照顾穷人的地方。
我为了维持我的小生活，她们为了她们的生活，反正生活维持下去就行。”
接受媒体采访时，孙二娘说自己也是给人“打工的”，图源凤凰卫视《走进两元女子宿舍》
除了价格，最大的变化还有，孙二娘把女子宿舍隔壁的房子租下来，开起了“男子宿舍”，住一晚6元。
男子宿舍的生意可比女子的好多了。除了出来打工的男人，还有在网吧奋战50个小时的年轻人，来这里过夜，比在网吧便宜。
不过男子宿舍有个铁规矩，就是不准喝酒。“这帮人喝完酒可能作了，太操心了，得时刻盯着。”
在孙二娘眼里，喝酒的男人不仅会闹事，还靠不住。“有点钱都拿去买酒了，不像女的，攒不下钱。”
虽然孙二娘对宿舍里的男人评价不高，但男人们都挺喜欢她。就我跟她在房间里聊天的一会儿功夫，不停有男子宿舍的人过来找二娘唠两句。
有个男人还送了她一袋山楂、一袋绿豆饼。
孙二娘很少白拿别人东西。有个女人打工回来，顺带给她捎了四个西红柿，才一块六，对方反复说不用给了，她执意拿了零钱塞给对方，“她们挣钱都不容易”。
那为啥单收那个男人的东西呢？我不禁遐想联翩。
“他上次还欠我10块钱，算了，就当拿这些吃的抵了吧。”
果然还是那个孙二娘，一个精明又善良的东北女人。
睡在女子宿舍的夜晚
夜幕降临，我回到了宿舍里。
即便白天打工的女人都回来了，算上我，宿舍里才4个人。
我的床铺在最中间，铺了两层海绵垫，很软，但明显有了岁月的痕迹，在微弱的灯光下，瞅着又黑又黄。
被褥的状态更糟糕，有一股很重的味道，那是无数人睡过、又从不清洗的味道。
躺下去的感觉，就像睡在火车的卧铺上一样。
但从我的床位抬头看，正好能看见窗台上的花，心里莫名涌起一种“月亮与六便士”的感慨。
宿舍里除了我，和一位姓孙的奶奶，其他两个女人都睡了，她们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去打工。
孙奶奶不用打工，或者不如说，她无工可打。
她今年76岁，十年前丈夫患癌去世，小儿子结婚没有房子，她就把房子让给他们，自己出来了。
但年纪这么大，之前还因为乳腺癌切除了左边乳房，干不得重活累活，怕抻着伤口，当保姆都没人要，最后只能来了这里。
说起来，孙奶奶也算儿女双全，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怎么忍心看自己的老母亲流落在外呢？
孙奶奶不忍心责怪儿女，她反复强调，是她自己不想和年轻人住在一起，才决定来这里的。
那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这些问题，我终究没忍心问出口。
或许是我和孙奶奶的孙子年纪相仿，或许是太久没人陪她说话，这个宿舍里的人早出晚归，大家都忙着挣钱。
她对我格外亲热，摸着我的手叫我宝宝。东北的深秋寒冷干燥，她还给我冰糖让我含着。
当我夸她看上去很年轻时，她会不好意思，然后拿出她在两元店买的护肤霜，献宝一般。
但提起年轻时候的故事，她忍不住用手捂住眼睛，将脸埋进枕头里。
晚上趁黑，我悄悄把身上唯一的100元现金塞到她枕头底下。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钱又回到了我的包里。
她摸摸我的头说，“宝宝，你在北京一个人打工不容易，那边开销太大了。”
临走前，她给我买了大碴粥当早餐，孙二娘又给我做了疙瘩汤。
待在这里的一天一夜，我没有拍一张她们的照片，尽管一开始我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
但当我真正面对她们，我怯懦了。我不敢，也不忍心将摄像头对准她们。
作家桑塔格曾说：“拍照的行为有某种捕食意味。拍摄人即是侵犯人。
一如相机是枪支的升华，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 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
人生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能体会这句话，我不忍心将“枪支”对准二娘和奶奶。
但拍照似乎也不再重要。亲自来到这里，睡在她们中间，我的很多疑问得到了解答。
“2元宿舍”还在，住在这里的女人，年轻的，都靠着自己的双手，乘着时代的东风，找到了出路。
而年老的女人，依然在重复着怪圈，老在这里，死在这里。
贴身观察她们的时候，我多少领会了一点导演戚小光当年的心情。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姥姥、姨妈！”
这群在别人眼里最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女人，却让我打从心底里尊敬。
她们活得知足。
比如孙奶奶，“比起年轻时候，现在太幸福了，能吃饱，能穿暖，还有个地方住。”
她们活得乐观，丧不过三秒。
宿舍里另一个女人，刚开始埋怨自己“今年出来晚了，冬天活儿不好找”，但很快就打起精神，“来年春天就好了，那时候疫情就没了。”
那时，宿舍里应该又会迎来一波新的女人。
当生活把她们逼到街头，这里仍然是她们唯一的家。
当她们有了别的选择，女子宿舍，就是她们为生活奔波的路途中，一个可以落脚的中转站。
临走一瞥，我又看见窗台上的花，兀自鲜艳。
记得在那篇十年前的报道里，二娘曾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刷成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
在她心里，那才是“女子宿舍”该有的样子。
十年过去，她的心愿清单只实现了一个。
留给二娘的时间不多了，等她老去，女子宿舍又该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