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为什么喜欢穿睡衣出门？这是一个和上海有关的名话题。
上海作家马尚龙认为，话题的关键词不是“睡衣”，而是“上海人”。
“大家似乎对上海人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上海人就应该穿西装出门。结果外地游客到上海来，看到满大街的睡衣，难免要谈论几句。”
在马尚龙的印象中，睡衣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绽放无比。
然而，在居住空间的巨变中，上海的“睡衣文化”正在消失。
那些过去住在弄堂里的阿姨爷叔们，带着不舍得丢弃的旧睡衣，随着拔地而起的新房越住越远。
一件小小睡衣的兴衰史，这背后其实是半个世纪以来上海人居住空间升级变迁的历史。
一
穿行于上海街头的睡衣一族，总能让人一眼辨认出来。
上海“睏衣”解析图
它有几个标志性的特征。
首先，必须是一套头，统一式样的衣服加裤子，经典的小碎花款式是主流。
衣服两侧一定要有口袋。夏天的男士睡衣还要多一个袋，位于左胸处，用来放纸币、手表、打火机。
冬天的睡衣多半要搭配上更加花哨的罩衫、袖套，防尘防脏。
其次，衣服的袖口和领边处，要有一圈和衣服同色系、但更深一个色号的滚边。
比方讲，一套紫色碎花睡衣，它的滚边一定是深紫色。要是男士穿的蓝色睡衣，就会镶一圈深蓝色滚边。
碎花一套头、两只口袋、深色滚边，这三大元素一碰撞，就构成了睡衣的鲜明特色。
当然，最关键的是，这种可以穿上街的睡衣，夏天款的里面肯定有内衣裤，冬天款的还有棉毛衫、棉毛裤做内衬。
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内衣款外出服”，好比电影里超人外穿的内裤。
爱穿睡衣出门的阿姨爷叔们为自己辩护时，也会以此为论据：
“阿拉睏衣里厢是有内衣裤的。那种露肩胛露大腿的吊带衫超短裙，就更加雅观吗？”
长辫子老爷叔不仅睡衣里有内衣裤，睡衣外又套了背心、围兜。
在阿姨爷叔们看来，“睏衣”只是个名称而已，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上海人的‘睏衣’和欧美人的睡衣完全是两回事。”马尚龙说。
“西方人的睡衣里面是没有内衣的，材质透明飘逸。晚上洗好澡穿上，喝喝红酒看看书。 ”
“而上海人的睡衣是一种多功能衫，用途广泛，既能居家，又好外出。 ”
二
那么上海这种可以外出的睡衣是怎么诞生的呢？
这与上海特有的弄堂生活息息相关。
1955年出生的刘晓兰（化名）从小生活在上海老城厢——老南市区的小南门一带。
“我小时候从来没在马路上、弄堂里见到过睡衣。印象中睡衣是一个只会出现在电影和书本里的东西，高档洋气，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不搭界。”
“到了七八十年代，经济条件一点点宽裕起来，弄堂里开始有人穿着碎花式样的睡衣出入。”
“最开始穿睡衣出门的人，脸上还有几分显摆的意思。在那个年代，穿睡衣还算蛮时髦的一件事。”
刘晓兰说，后来穿睡衣出门变得越来越普遍，弄堂口、菜场里总能看到一些阿姨，穿着一身睡衣，头发卷得出奇地高。
“一些邻居会自己用缝纫机做睡衣。看上去蛮随意的，实际上衣服的细节上有很多小心思，比如点缀蕾丝花边，用布店里最新款的料子。”
襄阳南路上穿着成套睡衣的上海爷叔
马尚龙认为：“睡衣的流行，和七八十年代期间，上海市区居住条件紧张有很大关系。”
“当时一栋石库门里起码要住七八户人家，但厨房间就一个。”
“不管你住两楼还是亭子间，每天都要去厨房间好几趟，随身还要带着钥匙、火柴、零散钞票，有两三个袋袋的睡衣最实用。”
“在家里，没有人舍得穿上班的衣服去烧饭，但如果只穿着汗衫短裤进出厨房，又太不雅观，经常还要下楼到弄堂口买买小葱酱油。”
“睡衣打破了空间不断转换带来的尴尬，是名副其实的居家、外出两用衫。”
“刚开始，上海人自己把旧衣裳改成宽松的‘睏衣’。等条件好点了，商店里就能买到了。
这样一来，弄堂里进出的人既避免了尴尬，还能维持一点体面，作为弄堂串门的着装也亲切。”
对上海人来说，弄堂是半私密的空间，没必要穿得一本正经。/邵剑平 摄
睡衣不仅适用于弄堂生活，在最早的工人新村，也是派大用场的。
“当年的‘两万户’基本上都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间。睡衣既然能穿去厨房，也就好穿着去买小菜。”
“到后来延伸到公交车上、电影院里，只要不是上班这类正式场合，都被睡衣慢慢覆盖了。”
大城市、小弄堂，为睡衣登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小生活在永嘉路一带弄堂里的陈妍廷说，如果自己在马路上看到睡衣，首先会想到，对方肯定和自己一样，就生活在衡山路周围。
“因为你穿着睡衣，活动范围总归在一公里内，不大会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
对于睡衣与空间的关系，“知乎”上也有网友曾这样调侃：“不是住上海市中心的人，有那闲情穿个睡衣去黄浦江边看夜景么？”
三
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身穿睡衣还有那么一点时髦的味道，到了90年代，“穿睡衣上街”的现象就开始被贴上“不文明”标签了。
1993年，新民晚报上出现了一篇“睡衣、睡裙莫上街”的文章，一场关于“穿睡衣上街”的漫长讨论拉开序幕。
穿睡衣上街被认为是”不恰当穿戴“，刊登在1993年的《新民晚报》上。
为什么九十年代会开始出现这样的批评声音，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看来，这和观念的变化有关。
“过去大家司空见惯了。但随着城市不断更新，大家对‘得体’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就会有人将这种现象列进‘负面清单’了。”
到了新千年，穿睡衣上街变得越来越刺眼。
2000年，《新闻晨报》报道，浦东的七号桥小学搞了一次“我帮家长改陋习”的亲子活动。
700多位学生投票选出的家长陋习中，“穿睡衣上街”这一项成功挤进前三。
报道中这样写道：“小朋友说，如果放学时，看到自己的家长穿着睡衣裤、带着发卷站在校门口，总感到很难为情。”
到了世博会前夕，“穿睡衣上街”更是持续被推到话题热榜。
2005到2010年期间，短短几年里，各大报纸上和“穿睡衣上街”这个话题有关的报道，远超过一百篇。
2009年11月，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来沪，被问及对”穿睡衣外出“怎么看。
在浦东世博园区周边的一些社区，志愿者们干脆组成“着装劝导队”，举着“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标语牌，见到穿着睡衣的人，便拦在小区门口，劝导他们回家换衣服。
“当时有个新闻我印象很深，有个志愿者阿姨在小区门口举牌子，劝说穿睡衣的人回家换衣服。滑稽的是，举牌子的人自己就穿着一身睡衣。”马尚龙说。
当时话题有多火呢？境外媒体也来凑热闹。
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的相关文章中，作者们争相为上海的睡衣文化“打call”。
在他们看来，“睡衣是上海街头文化的一种标志”，甚至认为是“当地最为独特的风俗之一”。
不光是公开的报道，2008年，美国摄影师贾斯汀·瓜里利亚（Justin Guariglia）还出版过一本名为《行星上海》（Planet Shanghai）的摄影集。
图片的主角就是上海街头身穿睡衣的市民。
摄影集的封面是一位身穿大红睡衣、戴绿玛瑙戒指的中年爷叔，趿着夹脚拖，富态地嵌在一张路边的旧办公椅里。
摄影集《行星上海》封面
贾斯汀接受采访时说：“每一个西方人都对‘睡衣时尚’充满了欣赏甚至嫉妒，我们也向往能像上海人一样，穿着睡衣度过一天。”
四
这场热闹的辩论多少带来了变化。
世博会刚结束，新民晚报在一篇名为《上海世博会改变了什么？》的文章里面专门提到，“睡衣族”上街的现象明显减少了。
据2010年老卢湾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居民认为，迎世博8年改善最明显的陋习中，“穿睡衣上街”排名第二。
不过在马尚龙看来，“文明迎世博”只是减少睡衣现象的一部分原因。真正促使睡衣现象消失的，是居住环境颠覆性的变化。
“旧房子大片地被拆掉，石库门和两万户都在消失。”
上海人的睡衣文化，是在弄堂生活的滋养下发展出来的。
离开弄堂，住进“1.0版本”小公房，再搬进煤卫独用的升级版公房或商品房，这是近半个世纪里，许多上海人的生活轨迹线。
今年64岁的刘锦云（化名）也依循着这条轨迹。
“六七十年代我们住在虹口的石库门弄堂里，水斗炉子都是公用的。”
“出来装盆水还要换件衣裳，肯定不现实，那时候大家都穿自己缝制的睡衣在弄堂里活动。”
“八十年代我们搬到平凉路的公房里，一条走廊七间房，有七户人家。”
“头两年煤气还没有接进来，大家就在走廊上摆只小炉子烧饭，一道说说笑笑，穿睡衣去串门，也蛮自然的。”
“1998年，我们住进了浦东独门独户的新公房。刚搬家的那几年，小孩还在上学，每天的生活跟打仗一样，经常穿着睡衣一路小跑买小菜酱油。”
“后来小孩大了，我们也退休了，每天笃悠悠爬起来，加上邻居不再串门了，没必要穿睡衣。”
“小区出门走十分钟就是陆家嘴，那么体面的地方，穿个睡衣在摩登大楼下晃，难看伐？”
2005年7月，一些市民穿着睡衣前去沃尔玛在上海刚开业的首家商场购物。/张海峰 张
随着刘锦云这一代人开始抛弃穿睡衣出门的习惯，曾经风靡一个时代的睡衣文化也就大幕落下了。
我们发现，最近几年，公共媒体上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寥寥无几。
视线回到2010年5月，正是“穿睡衣上街”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名为《上海的睡衣游戏结束》的文章。
作者写道：“上海黄浦江畔的历史建筑还会在那儿屹立很长时间，88层高的金茂大厦亦是如此。”
“不过随着人人都搬进宽敞的现代化公寓楼，街头睡衣的景象可能会逐渐消失。”
“到那时，一些时装设计师也许会让模特穿着睡衣上T型台——而台下的观众也会大声鼓掌叫好。”
九年过去了，这位作者的猜测，正在成为今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