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不多，却和书很有缘。
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是恩师周令钊和陈若菊夫妇介绍的。
我和钟阿城一起，在中图的《世界图书》杂志当美编。当时很少有机会看到外国图书，萌发了想把看到的国外资料编成一本书的念头。一次和阿城去采访来华的美国《生活》杂志总编杰玛尔德科恩，听他介绍，杂志受到电视冲击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改行做过木材生意，后来发现自己手里有一个“金矿”——积累多年世界著名摄影作品的版权。科恩自信地说，十张照片，十个人就可以编出十本完全不同的书，你可以讲照片的内容，我可以谈摄影的技巧。
无意间的一席采访让人茅塞顿开。我利用住办公室的方便条件，白天上班晚上编书，出版了我人生第一本书《现代图形设计》，这就是我和书的第一个缘分。
我和书的第二个缘分从中图开始延续到日本。当时我在展览组担任美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举办了首届日本书展，出展的有日本各大出版社和书商，总设计是丸善株式会社。从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东京神田有一条书店街。
到日本不久，我就去了书店街。东京神田神保町的书店街建于1880年，周围相继出现了法律学校，大批师生涌入神田。后来，周围又陆续出现了书店和出版社，其实“需求”就是最好的“天时、地利、人和”。现在的神田汇集了两百多家书店，其中一百四十多家经营古籍书，古书怕风化，为了躲避日晒，神田书店所有门面都是朝北的。
我在东京刚成立设计事务所时，在御茶水借的办公室就在书店街附近，每天散步经常在书店街穿行。当时在神田的街上，郑板桥墨竹的真迹只卖三十万日元。我出版的《记号、艺术、情报》就是由在神田的海风书店推荐给出版机构的。
第三个书缘是图书馆。全日本有3083家公共图书馆。从我家骑车出发，五六分钟车程内就有三家图书馆，每家馆一次可以外借五六册书。
我就是在图书馆的书上认识了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印度边打工，边旅行，边画画，用所见所闻出了一套印度风土人情的书，随笔加插画图文并茂。类似这些书激发了我“写日本”的热情和冲动。我的散文集《樱花和相扑》也可以说是对图书馆最好的回报。
周围的书店也是五花八门，有儿童的，有专业的，还有进口的。日本最大的进口书店丸善是家百年老店，被大日本公司全资收在了门下，它的全称叫“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原本就是家印刷厂，现在成了日本的前五强企业。它也是数码、影视、音响读物的综合进口商。它成为前五强的另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交易，在企业只有印刷功能的时候，就收购了法国卢浮宫的全部版权，只要出版卢浮宫的艺术品，就必须经过它印刷，也就是在法兰西挖了一个大“金矿”。一家印刷出身的企业在转变成文化企业的同时，又开始进军新材料，从牛奶盒到超薄显像屏，成功转型成了一家高科技企业。现在世界上只要卖出一台数码彩电，就要给这家企业交一份专利费，其经营的是无形的知识产权。
时代在与时俱进，靠的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无论是哪朝哪代留下的书，也无论图书发展成什么形式，人类和书的缘分就是一条通向文明的路。